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第十四章
柏拉图的乌托邦

柏拉图最重要的对话在《理想国》中大致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到约第五卷末)包括理想国的组织架构;是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

他的结论之一是,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理想国》卷六和卷七都在给“哲学家”下定义。这一讨论构成了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讨论各种实际存在的体制及其优缺点。

《理想国》名义上是给“正义”下定义。但开场不久他就决定,既然从宏观比从局部看万物更容易,那么最好先探讨什么是正义的国家,而非什么是正义的个人。而且既然正义一定是能想象到的最好的国家的属性之一,所以他首先详述这样一个国家,再断定其哪个完美之处可称为“正义”。

我们先大致描述柏拉图的乌托邦,再考虑出现的问题。

柏拉图开始就确定公民应分为三个阶级:普通人、士兵和卫国者。只有最后一种有政治权力。他们的人数比另外两个阶级少很多。开始他们似乎是被立法者选定,此后通常世袭;特殊情况下,有前途的孩子可从低等阶级中提拔上来,而卫国者后代不合格也会被降级。

柏拉图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保证卫国者能实现立法者的意图。对此,他提出教育、经济、父母子女关系以及宗教等各方面建议。但这些建议对除了卫国者之外的其他各阶级适用到什么程度,不一定很明确;显然有些适用于士兵;但基本上柏拉图只关注卫国者,而卫国者自成一个阶级,就像过去巴拉圭的耶稣会士、1870年前罗马教廷的教士。

首先要考虑的是教育。教育分音乐与体育两部分。每一部分的含义都比今天的更广:“音乐”指缪斯女神 掌管的一切事物,而“体育”则指有关身体训练与健康的一切事物。“音乐”差不多跟我们说的“文化”同样广泛,而“体育”比我们说的“体育运动”更宽泛。

学习文化就是要使人成为英国熟悉的那种意义上的绅士,主要由于柏拉图的缘故。柏拉图时代的雅典,某一方面类似19世纪的英国:二者的贵族阶级都拥有财富和社会声望,但没有垄断政治权力,他们必须举止行为令人敬佩,以争取尽可能多的权力。不过,在柏拉图的乌托邦里,贵族统治不受约束。

威严、礼仪和勇敢似乎是教育要培养的主要品质。小时候接触到的文学和听到的音乐,有严格的审查制度。母亲和保姆只能给孩子讲官方批准的故事。由于种种原因,不许讲述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作品。

然后,我们来看对音乐(指近代意义的音乐)的审查制度。吕底亚和爱奥尼亚的乐曲被禁,因为前者表现愁苦,后者则太轻松。只有多利安(因其勇敢)和弗里吉亚(因其节制)的音乐被允许。被许可的音乐,节奏必须简单,能表现勇敢而又和谐的生活。

身体训练非常艰苦。鱼和肉只准烤着吃,不许加任何调料,也不许吃糖果。他说,照他的养生法,绝不需要医生。

青年人到一定年龄前,不许看到丑恶与罪恶。但到了适当的时候,必须让他们见识各种“妖魔”;既有各种可怕的事物锻炼他们不再恐惧,也有各种享乐锻炼意志不被诱惑。唯有经得住这些考验,才能认为他们可胜任卫国者。

而男孩子成年前应见识战争,虽说他们不必亲自作战。

至于经济方面:柏拉图提出卫国者应实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我猜想)士兵也是,但这点不明确。卫国者的房子要小,吃得要简单;要像在军营里一样生活,一起吃饭;除了绝对必需品,不得有私产,不得有金银。虽不富有,但没有任何不快乐的理由;城邦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不是为某个阶级的福祉服务。财富和贫穷都有害,在柏拉图的城邦里二者都不存在。关于战争,他的论点非常奇特,他说既然我们的城邦不想要任何战利品,所以收买盟邦会易如反掌。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假装不情愿地把共产主义也应用到家庭。他说,朋友的一切都应共有,包括妻子和孩子。他承认这有难度,但不认为克服不了。女孩也严格按照和男孩一样的教育,学习音乐和体育,和男孩一起学习作战技术。既然女孩和男孩在所有方面都和男孩有着完全的平等,那么“造就一个男孩成为优秀卫国者的教育,也会造就一个女孩成为优秀的卫国者;因为他们的本性是一样的”。虽然男女之间肯定是有区别的,但这些和政治无关。有的女孩有哲学的头脑,适合做卫国者;有的女孩好战,她就可以成为好的战士。

立法者选定一些男女做卫国者后,就命令他们吃住在一起。我们理解的婚姻,必须彻底地改变。 在一定的节日,新郎们和新娘们抽签结合在一起,他们的人数应足以使人口数目保持不变,他们受到的教育是相信婚姻由抽签结合,但事实上是由城邦统治者根据优生原则操控。他们会安排最好的父亲生育最多的子女。所有的孩子一出生就被从父母身边带走,而且要做得极其小心谨慎,使父母们绝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也绝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畸形的孩子和低劣的父母生的孩子,“理所应当要被放到不为人知的神秘地方”。未经国家批准结合出生的孩子,都算非法的。母亲的年龄应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父亲应在二十五至五十五岁之间。不在年龄范围内,性交是自由的,但要强制他们流产或杀婴。国家安排的“婚姻”中,个人没有发言权;他们受对国家尽义务的想法驱使,而不是被那种诗人常常赞美的平常的感情驱使。

既然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所以人们称呼每个年龄可以作他父亲的人为“父亲”,对“母亲”“兄弟”“姊妹”也是一样。(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某些野蛮人中,常使传教士们大惑不解)。“父亲”和“女儿”,或“母亲”和“儿子”不得结婚;一般(但不绝对)“兄弟”和“姊妹”也不得结婚。(柏拉图如更仔细地考虑这一点,会发现除了他认为是极端例外的“兄妹”间的婚姻,他已禁绝所有的婚姻。)

柏拉图寻求的当然是减少个人情感,以消除妨碍公共精神占统治地位以及甘愿没有私产的各种障碍。基本上类似的动机导致了僧侣独身制。

我最后要谈一谈这一体系的神学方面。我不想谈它所接受的希腊诸神,只谈它的政府反复灌输的某些神话。柏拉图明确说过,撒谎是政府的特权,就像开药方是医生的特权。我们已看到政府假装抽签安排婚姻是在欺骗人民,但这不是宗教事务。

有“一种高贵的谎言”,柏拉图希望它可以骗过统治者,而且无论如何一定会骗过整个城邦的人民。这个“谎言”编得相当详细。其中最重要的是神创造了三种人这一教条:最好的一种是金子做的,其次是银,普通群众则是铜和铁做的。金子做的人适合做卫国者,银做的应是士兵,其余的人则应从事体力劳动。通常(但不一定)孩子属于父母那一等级;若他们不属于那一等级,就必须相应地升级或降级。他认为不太可能使如今这代人相信这个神话,但可以教育下一代及之后世世代代对此深信不疑。

第四卷中“正义”的定义全部是讨论名义上的目标。他说正义在于人人做自己的工作而不要多管闲事:商人、辅助者和卫国者各司其职,不干涉别的阶级的工作时,整个城邦就是正义的。

人人都关心自己的事务,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准则,但它很难符合近代人自然地称之为“正义”的东西。这样翻译出的那个希腊字与希腊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一致,但我们的语言中缺少一个能与之完全对应的字。我们需要回想阿那克西曼德的话:

万物起源于斯,万物消亡复归于斯,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互相补偿彼此间的不义。

有哲学以前,希腊人对宇宙就有种可称为宗教或伦理的看法或感情。照此看法,每个人或事物都有其注定的地位和作用。这不取决于宙斯的命令,因为宙斯本人也要服从这种统摄万物的法令。这种看法与命运或必然的观念相关。它无疑应用于天体。只要有活力的地方,就有超越正义界限的趋势,因而产生斗争。某种非人世的、超奥林匹斯的法则惩罚狂妄自大,恢复侵犯者想要破坏的那种永恒秩序。整个观点最初可能是几乎不知不觉渗透到哲学中;这点也体现在斗争的宇宙论中,比如赫拉克利特与恩培多克勒的宇宙论以及巴门尼德的学说中的一元论。这便是希腊人对自然规律和人类规律信仰的根源,显然也是柏拉图正义观念的基础。

柏拉图的定义中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它使权力和特权的不平等但又是正义的成为可能。卫国者须有一切权力,因为他们是全社会最有智慧的;在柏拉图的定义里,只有当其他阶级里有人比某些卫国者更有智慧时,才会出现不正义。这就是柏拉图提出公民升级和降级的原因,尽管他认为由于出生和教育的双重优势,大多数情况下已能使卫国者的子孙比其他人的优越。要是有一门更严密的政务学,且更能确信人们遵循其准则的话,那么柏拉图的体系会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没人会认为把最优秀的足球员放到足球队里不公正,尽管他们因此获得很高的优越性。要是足球队管理得也像雅典的政府那么民主,那也要以抽签的方式选出代表学校踢球的学生。可政治事务上,很难知道谁最有本领;而且也很难肯定,政治家会把他的本领用于公共利益,而不是用于他个人、阶级、党派或宗派利益。

其次是柏拉图关于“正义”的定义预先假设有一个要么是照传统路线,要么是照柏拉图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以便总体上实现某种道德理想。他说正义在于每个人各司其职。但每个人的工作是什么?在古埃及或印加王国那样的国家,世世代代一成不变,一个人的工作就是他父亲的工作,人们对此毫无疑问。但在柏拉图的国家里,没有法定的父亲。因此,工作要么由个人兴趣决定,要么是国家根据其能力判断决定。柏拉图显然希望是后者。而有些工作尽管技术性很高,却被认为有害;柏拉图认为诗歌就是如此,而我认为拿破仑的工作也是如此。因此,决定一个人的工作时,政府的意图是最主要的。虽说所有统治者都得是哲学家,但不会有任何革新:哲学家永远得是理解并赞同柏拉图的人。

若问:柏拉图的“国家”能成就什么?答案就颇为平淡。它与人口大致相等的国家交战能取得胜利,能保证某些少数人的生活。因其僵化,几乎绝不会产生艺术或科学;在这方面和许多其他方面都类似斯巴达。尽管说得天花乱坠,其全部成就不过是作战技巧和足够的粮食而已。柏拉图经历过雅典的饥荒和战败;也许他下意识认为,避免这些灾难就是政治家能取得的最高成就。

一个认真设计的乌托邦显然必须体现其创造者的理想。我们先考虑一下所谓的“理想”是什么。首先,理想是信仰它的人渴望的,但方式却不同于渴望个人享受,比如吃的和住的。“理想”与普通渴望对象的不同在于,前者是非个人的;它是某种(至少表面上)与有这种愿望的人的自我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的东西,因此理论上能被所有人渴望。因而我们可以把“理想”定义为某种被渴望的、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渴望它的人希望所有其他人也都渴望它。我可以希望人人都有足够的食物,相互友善等;并且若我想要这类事物,还应要求别人也想要。这样,我就能建立起一套看似非个人的伦理标准,尽管事实上它根据的是我个人的愿望——因为愿望始终是我的,即使被愿望的东西不涉及我个人。

此外,可能有一种完全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理想的冲突。尼采的英雄和基督教的圣人不同,而尼采的信徒和基督教徒都不是崇拜其个人。除了我们自己的意愿,怎么在这二者间取舍呢?是的,若再无其他东西,道德分歧的裁决只能通过情感好恶或者是武力直至最终诉诸战争。关于事实的问题,可诉诸科学和科学的观察方法;但对道德的终极问题似乎没有类似的方法。然而,若真是这样,那么道德争议就会被归结为力量之争,包括宣传力量。

这在《理想国》第一卷中,色拉叙马霍斯已大致提出;他强调“正义不是别的,不过是强者的利益罢了”。

这个观点被苏格拉底用双关语进行反驳,但实际上从没得到正面回应。它提出伦理学与政治学上的根本问题是有没有“好”和“坏”的标准,除了人们使用这些字眼时想得到的以外。若没有,色拉叙马霍斯得出的许多结论似乎不可避免。而我们又怎能说有呢?

关于这点,乍看起来宗教的答案很简单。上帝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个人的意志若与上帝的一致,就是好人。而这个答案不是很正统。神学家说上帝是好的,意味着有独立于上帝意志的好的标准。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次面临这个问题:在“快乐是好的”这个句子中,有没有像在“雪是白的”中那种意义上的客观的真或假呢?

有人会认为,我们事实上能避开这个根本问题,并且说:“我不知道‘客观真理’意味着什么。但假如所有,或几乎所有考察过此问题的人一致支持某一陈述,我就认为它为‘真’。”在此意义上,雪是白的,恺撒是被暗杀的,水由氢和氧构成等都为“真”。那伦理学里有没有类似的陈述呢?若有,则既可作为个人行为准则的基础,又可作为政治理论的基础。若没有,那么无论哲学真理是什么,只要势力集团间存在不可调和的伦理分歧时,实际上我们就被迫要较量武力、宣传或二者兼有。

柏拉图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存在。尽管他的戏剧天赋引得他铿锵有力地叙述了色拉叙马霍斯的立场,但他全然未察觉到它的力量,还对其很不公允地进行反驳。柏拉图确信有“善”,而且可以确定其性质;人们对其意见不一时,那么至少一人理解上有误,就像这是对某个事实的科学分歧一样。

柏拉图和色拉叙马霍斯的分歧很重要;但哲学史学家只需注意到即可,无需评判。柏拉图认为他能证明其理想国是好的;而承认伦理学客观性的民主主义者可能认为自己能证明这个国家是坏的;但任何支持色拉叙马霍斯观点的人都会说:“这里不存在证明或反证;唯一的问题是,你是否喜欢柏拉图想要的这种国家。喜欢,对你来说就是好的;不喜欢,就是坏的。若许多人喜欢,还有许多人不喜欢;那就不可能由理性,只好由实际存在或隐形的力量决定。”这是迄今一直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双方都有可敬的人物。但很长一段时间,柏拉图宣扬的见解几乎一直毫无争议。

我们还应注意到,用意见一致代替客观标准的观点产生了某些几乎没人愿意接受的后果。像伽利略那样的科学革新者倡导的观点当时鲜有人赞同,但最终几乎赢得所有人的支持,对此我们该说什么?他们是通过论证,而不是通过鼓动情绪、政府宣传或采取武力做到这一点。这意味着除了普遍意见,还有标准。伦理方面,伟大的宗教导师也有类似的情形。耶稣基督教导说,安息日采摘谷穗不是错,但恨你的敌人是错。这种伦理新观念显然意味着除了多数意见,还有某种标准,但无论这种标准是什么,都不像科学问题里的客观事实。这是个难题,我不敢妄称能解决。我们暂且只发表一下意见就好。

不同于近代的各种乌托邦,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许是打算真正建起来的。它当然不像看上去那么异想天开或不可能实现。它的许多规定,包括一些我们认为完全行不通的,实际上已在斯巴达实现。毕达哥拉斯就尝试过哲学家的统治;在柏拉图时代,柏拉图访问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时,毕达哥拉斯派的阿契塔在塔拉斯(即近代的塔兰托)很有政治影响。当时城邦的惯例是请贤人起草法律;梭伦为雅典,毕达哥拉斯为图利都起草过。那时,殖民地完全不受其母邦控制;一帮柏拉图主义者要在西班牙或高卢的沿岸建立一个理想国也完全可能。不幸的是,柏拉图机缘巧合到了叙拉古,这个伟大的商业城邦正与迦太基殊死战斗;这种环境下,任何哲学家都不可能有所作为。下一个时代,马其顿的兴起使所有小城邦都成了过眼云烟,所有微型政治试验毫无意义了。 whhbyNTP6aL7tQpypZ/2dMECozLxhvXvdS6gbRdJGRdcxCANHyBhrdG3u4jt86Z/



第十五章
柏拉图的理念论

《理想国》的中间部分主要论述纯哲学而非政治学问题,问题的提出有点突兀:

直到哲学家成为王,或全世界的王和君主同时具有哲学的精神和力量,政治的伟大和智慧合二为一,那些只追求二者之一的平庸之辈被迫退到一旁时,我们这个国家才有可能获得生命、得见天日;否则城邦绝不会免于这些灾难而得到安宁,而且我相信全人类也不会。

若真如此,就必须决定什么是哲学家以及所谓的“哲学”是什么。接下来讨论的是《理想国》中最有名,也许还是最有影响的部分。其中有些部分文采斐然,读者也许会像我一样不同意他说的,却禁不住被他的语言打动。

柏拉图的哲学基于巴门尼德首先提出的实在与现象的区别上;现在谈到的通篇也不断出现巴门尼德式的词句和论证。而柏拉图的实在带有宗教色彩,与其说是巴门尼德式的,不如说是毕达哥拉斯式;他还花大篇幅讲到数学和音乐,可直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的弟子。巴门尼德的逻辑结合毕达哥拉斯和俄耳甫斯教派出世思想产生的学说,既满足理智又满足宗教情感;产生了非常有影响力的思想综合体,经过各种修改,影响了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大多数伟大哲学家。但不仅是哲学家受柏拉图的影响。清教徒为何要反对音乐、绘画和天主教会的华丽仪式?就可以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找到答案。学校为何要强迫儿童学习算术?理由就在《理想国》第七卷里。

下面几段概括了柏拉图的理念论。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哲学家?第一个答案依据字源学:即哲学家是爱智慧的人。但若从好奇的人也可说成是爱知识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则跟爱知识的人不同;庸俗的好奇心不能使人成为哲学家。因此,这个定义应改为:哲学家是爱“洞见真理”的人,但这洞见是什么?

假设有人热爱美的事物,他特意去看所有新悲剧、新画作,去听所有新音乐。这样的人不是哲学家,因为他只爱美的事物,而哲学家爱美本身。仅爱美的事物的人是在做梦,而认识绝对之美的人是清醒的;前者只有意见,而后者有知识。

“知识”和“意见”的区别是什么?一个人有知识,是有关于某物的知识,也就是关于某种存在着的事物的知识,因为不存在的事物是无物(这让人想到巴门尼德)。因此知识是无误的,因为知识有误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但意见可能有误。为什么会这样呢?意见不可能是关于不存在事物的意见,也不可能是关于存在事物的意见,如果那样就是知识了。所以意见必须是关于既存在又不存在事物的意见。

但这怎么可能呢?答案是:特定事物永远具有相反的特性:美的事物某些方面也是丑的;正义的某些方面也是不正义的等。柏拉图说,一切特定的可感觉的对象都有这种矛盾的性质;所以它们在存在与不存在间此消彼长,所以适合作为意见对象,而非知识对象。“但那些理解绝对、永恒与不变的人们可以说是有知识的,而不只是有意见。”

这样,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意见是关于感官接触的世界,而知识则是关于超感的永恒世界;比如,意见是关于特定的美的事物,知识则是关于美本身。

这里提出的唯一论据是:假设一个事物可以既是美的又是不美的,或既正义又不正义,这个假设自相矛盾,而个体事物似乎又结合了这些矛盾的特性。所以个体事物不是实在的。赫拉克利特说:“我们既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这和巴门尼德学说结合起来就得出柏拉图的结果。

柏拉图学说里也有些意义重大的内容无法追溯到前人学说,那就是“理念”论或者说“形式”论。这一理论部分是逻辑的,部分是形而上学的。逻辑部分涉及一般字的意义。有许多个体动物,我们能明确说“这是一只猫”。我们说的“猫”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显然是与每一只个体的猫不同的东西。看来一个动物是一只猫,因为它具有所有猫共有的一般性质。没有像“猫”这样的一般字,语言无法通行,所以这些字显然不是没有意义。但若“猫”这个字有任何意义,那它的意义不是这只或那只猫,而是某种普遍的猫性。这种猫性既不随个体的猫出生而出生,也不因个体的猫死去而死去。事实上,它在时空中没有定位,是“永恒的”。这就是这一学说的逻辑部分。其论据,无论最后有效与否,还是很有分量的,而且与这一学说的形而上学部分完全无关。

根据这一学说形而上学的部分,“猫”这个字的意思是某个理想的猫,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唯一的“猫”。个别的猫具有“猫”的性质,但多多少少不完美;正是由于这种不完美,才能有许多只猫。“猫”是实在的;而个别的猫只是现象。

《理想国》最后一卷非常明确地阐述了理念或形式学说。

这里柏拉图解释道,只要若干个体有共同的名称,就有共同的“理念”或“形式”。例如,虽然床有许多,但只有一个床的理念或形式。正如镜中反映的床只是现象而非实在,所以不同的床也不是实在的,只是理念的摹本;理念才是一张实在的床,而且是神创造的。对这张神创造出来的床可以有知识,但对木匠制造出来的许多张床,只能有意见。这样哲学家便只对一张理想的床感兴趣,而对感觉世界中的许多张床不感兴趣。他会有点漠不关心日常世俗事物:“智力高超,观察一切时间和一切存在的人,怎能重视人世生活呢?”能成为哲学家的青年在同伴中会显得格外正直文雅、潜心学习,有很强的记忆力与自然和谐的心灵。这样的人将被教育成哲学家和卫国者。

《理想国》第六和第七卷里,柏拉图谈到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哲学?第二,气质合适的青年男女,怎样才能被教育成哲学家?

对柏拉图来说,哲学是“对真理的洞见”。它不是纯粹理智的;不仅是智慧,而是爱智慧。斯宾诺莎的“对上帝的理智的爱”大体也是思想与感情的这种密切结合。凡从事过创造性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体验过一种心灵状态:在长期工作后,某种真理或美会显现出来,或者说仿佛是伴随着灵光突然出现——可能只关于某个不重要的事物,也可能关乎整个宇宙。那一刹那,经验非常有说服力;事后他可能有怀疑,但当时是确信无疑的。我想在艺术、科学、文学及哲学上,大多数最优秀的创造性工作都是这一刹那的结果。我不能肯定别人是否也这样想。但我发现我想针对某个题目写本书时,必须先沉浸在细节中,直到熟悉主题的所有各部分;幸运的话,某天我会看到各个部分有机联系成的整体。之后,我只要写下我见到的。最相似的类比是先在雾中走遍一座山,直到熟悉每条道路、每道山岭和每座山谷,然后在明媚的阳光下,从远处清晰、完整地观看这座山。

我相信这种经验对优秀的创造性工作是必要的,但不充分;它的那种主观确定性确实可能是致命的误导。威廉·詹姆斯描写过一个人只要吸了笑气就知道宇宙的奥秘,醒来又忘记了。最后他在这个景象消失前,竭力写下这个奥秘。等他完全清醒过来,发现写的是:“到处弥漫着一股石油味。”看似突发的灵感,很可能是误导,所以美妙的沉醉过后,必须冷静地检验。

柏拉图写《理想国》时,完全信赖其洞见,但为了将其洞见的本质传达给读者,他需要借助比喻,那就是洞穴的比喻。他经过各种前期讨论,逐渐引到这个比喻,以便使读者看到理念世界的必要性。

他先把理智世界和感觉世界分开,又把理智和感觉各分为两种。我们无需考虑两种感觉;而两种理智分别是“理性”和“悟性”。其中,理性更高级,只涉及纯粹的理念,其方法是辩证的。悟性是应用于数学的那种理智,比理性低级,因为它使用自身不能验证的假设。例如几何学中说:“假设ABC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如果问ABC是否真是直角三角形,就不合规矩了;尽管若它是我们画的,我们肯定它绝不是直角三角形,因为我们画不出绝对的直线。因而数学永远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存在,只能告诉我们,如果怎样,则会存在什么。感觉世界里没有直线,所以若数学不只是假设的真理,就必须在超感的世界里找出超感的直线存在的证据。悟性做不到这一点,但柏拉图认为理性可以。理性证明天上有直角三角形,可以绝对而不是假设的肯定其几何命题。

柏拉图力图用视觉类比解释清晰的理智洞见和混乱的感觉洞见的不同。他说视觉和别的感觉不同,不仅需要有眼睛和对象,还需要有光。太阳照耀下的物体清晰可见,暮色微明中则朦胧不清,漆黑一片就什么都看不见。理念世界就像太阳照亮物体时我们看到的;而万物流转的世界是模糊朦胧的。眼睛就像灵魂,作为光源的太阳则是真理或者善。

灵魂就像眼睛:它注视被真理和存在照耀的东西时,便看见、理解它们,并闪耀理智的光芒;但它转向变化生灭的朦胧时,就只有意见在闪烁不定,先有这样一个意见,又有那样一个意见,仿佛没有理智……赋予已知事物真理性,并赋予认知者以认识能力的东西,我想要你们称其为善的理念,你们也会将它看作知识的因。

这逐渐引出了那个有名的洞穴比喻,就是说,没有哲学思想的人就像被关在洞穴里的囚犯,因为被绑住,只能朝一个方向看,他们背后燃烧着一堆火,面前是一堵墙。他们与墙中间什么都没有,只看到火光照在自己和背后的物体上形成的影子。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影子看成实在的,而对形成这些影子的物体毫无概念。最后有人逃出洞穴来到阳光下,第一次看到实在的事物,才察觉到之前一直被影像欺骗。若他是那种适合做卫国者的哲学家,就会感到自己的责任是重回洞穴,把真理教给曾一同被囚的同伴,给他们指明出来的道路。但他很难说服他们,因为离开了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没别人看得清楚,别人看他就好像比逃出去以前还要愚蠢。

“善”在柏拉图哲学里的地位很特别。他说科学和真理都向善,但善有更高的地位。“善不是本质,它在尊严和威力上远高于本质。”辩证法在对绝对善的认知中,走向理智世界的终点。正是靠善,辩证法才不必凭借数学假设。这里根本的假设是:与现象相对的实在是十足完美的善,所以认识善就是认识实在。整个柏拉图哲学里也像毕达哥拉斯主义那样有理智与神秘主义的融合,但最终神秘主义明显占了上风。

柏拉图的理念说有许多明显错误。尽管如此,它标志着哲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因为它是第一个强调共相的理论,此后共相便以各种不同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一切开端总归是粗糙的,但不应因此忽视其创造性。柏拉图的话就算经过所有必要的改正后,仍要保留下来。即使强烈反对柏拉图观点的人也至少要保留的是:我们不能用一种完全由专有名词构成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而必须要用一些像“人”“狗”“猫”这样的一般性的字;或不用这些字,便要用一些关系词,如“相似”“先于”等。这些词不是毫无意义的声音;但若世界全部由专有名词所指的个别事物构成,那么很难看出这些词怎能有意义。可能有办法解决这一论证,但无论如何它提供了一种乍看上去有利于共相的情况。我暂且承认其某种程度上有效。但即使这样,柏拉图其余的话一点也不合乎逻辑。

首先柏拉图完全不理解哲学的语法。我可以说“苏格拉底是有人性的”“柏拉图是有人性的”等。可以认为“有人性的”这个词在这些陈述里的意义完全相同。但无论其意义是什么,都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或任何其他构成人类的个人不同。“有人性的”是形容词;要说“有人性的是有人性的”毫无意义。柏拉图犯的错误就像说“有人性的是有人性的”。他认为美是美的,他认为“人”的共相是神创造的人的典范的名称,而实际的人是其不完美、多少有些不真实的摹本。他全然未能认识到共相与个体之间的鸿沟有多深;他的“理念”其实不过是伦理上和审美上比普通的更高级的其他个体。后来他自己也开始看出这个难题,就像那篇包含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自我批判的例子之一的《巴门尼德篇》中体现的那样。

《巴门尼德篇》里,巴门尼德、芝诺和苏格拉底的那次著名讨论应是安提丰(柏拉图的同母兄弟)讲述的。据说这时,巴门尼德已上了年纪(大约六十五岁),芝诺正值中年(大约四十岁),而苏格拉底还十分年轻。苏格拉底阐述了理念论,他确信有相似性、正义、美以及善的理念;他不确定有没有人这一理念;他义愤填膺地抵制头发、泥、土也可能有理念的说法——不过他又说,有时他认为没有东西是没有理念的。但他抛弃了这个见解,因为害怕坠入一派胡言的无尽深渊里。

巴门尼德说,是的,苏格拉底,那是因为你还年轻。若我没弄错的话,总有一天哲学会更牢地把握住你,那时你就不会蔑视哪怕是最卑微的事物了。

苏格拉底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某些理念是其他一切事物的特点,并因此得名;例如相似的事物成为相似的,是因为它们具有相似性;伟大的事物成为伟大的,是因为它们具有伟大性;正义的和美的事物成为正义的和美的,是因为它们具有正义和美”。

巴门尼德继续提出一些难题:

(1)个体具有全部的理念,还是只是部分理念?无论哪种观点,都有反驳的理由。若是前者,那么一个事物就同时存在于许多地方;若是后者,理念是可分割的,那么一个具有一部分“小”的事物比“绝对小”更小,而这是荒谬的。

(2)一个个体具有一个理念时,个体和理念相似;所以必须另有一个既包含这个个体又包含原来理念的理念。于是必须再有一个理念包括这个个体和这两个理念,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样,每个理念就不止一个,会变成理念的无穷系列。(这和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三个人”的论证相同。)

(3)苏格拉底暗示理念也许只是思想;但巴门尼德指出思想必须是关于某个事物的。

(4)由于以上第二条的理由,理念不能与具有其特点的个体相似。

(5)若有任何理念存在,一定不能被我们认识,因为我们的知识不是绝对的。

(6)若神的知识是绝对的,就不会认识我们,因此不能统治我们。

但理念论并未被完全抛弃。苏格拉底说,没有理念,心灵便无处可依,因此会毁掉推理。巴门尼德说他的麻烦来自缺乏预先训练,但未得出任何定论。

我认为柏拉图对可感觉个体的实在性做的逻辑反驳经不起检查,例如他说,凡是美的某些方面也是丑的;凡是成倍的也是一半等。然而我们说一件艺术品某些方面是美的,而另一些方面是丑的,分析一下总可以(至少理论上)说:“这部分或这方面是美的,而那部分或那方面是丑的。”至于“两倍”和“一半”,这些是相对项;2是1的两倍,是4的一半,这一事实没有任何矛盾。柏拉图由于不理解相对项,一直遇到麻烦。他认为若A大于B而小于C,那么A既是大的,又是小的,在他看来这是矛盾的。这种难题属于哲学的幼稚病。

实在与现象的区别,不可能有巴门尼德、柏拉图和黑格尔总结的那些结论。若现象确实出现,它便不是无物,因此是实在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正确的巴门尼德式的论证。若现象没有确实出现,那我们为何要为它伤脑筋呢?也许有人要说:“现象没有确实出现,但它似乎出现。”这种说法无济于事,因为我们还可以问:“它是实在看上去出现呢?还是仅仅似乎看上去出现?”即使现象是看上去出现,我们迟早也会达到某种确实出现,因此现象是实在一部分。柏拉图做梦也想不到否认看上去有许多张床,尽管只有一张唯一实在的床,即神创造的那张床。但他似乎未正视看上去有许多张床,以及这种“多”是实在的一部分这一事实的含义。任何想把世界分成为若干部分,其中一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实在”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与此相关的是柏拉图另一个奇怪的见解,即知识和意见必须关于不同的主题。我们应说:如果我以为要下雪了,这是意见;如果后来我看到在下雪,这是知识;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主题是同一个。可柏拉图认为任何时候只要能成为意见的命题内容,永远不能成为知识的命题内容。知识是确实可靠无误的,意见则不仅会错且必然是错的,因它假设了只是现象的东西的实在性。这一切都是重复巴门尼德的话。

柏拉图形而上学有一方面显然与巴门尼德的不同。对巴门尼德来说,只存在“一”;但柏拉图认为有许多的理念。不仅有美、真和善;而且,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还有神创造的天上的床、天上的人、天上的狗、天上的猫等,整个诺亚方舟里的东西都有了。而这一切在《理想国》里似乎未被好好考虑过。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不是思想,虽说可以是思想的对象。很难理解神如何能创造理念,因为理念的存在是永恒的,神决定创造时,除非他思想里已有创造的对象,也就是柏拉图说是他制造出的那张柏拉图式的床,否则他不可能决定创造出一张床来。凡永恒的必然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在此,我们碰到那个让许多有哲学头脑的神学家苦恼的难题。唯有这个偶然的世界,这个在时间和空间里的世界,才可能是被创造出来的;但这又正是那个被贬斥为虚幻的、没有价值的日常世界。因此造物者似乎只创造了虚幻和罪恶。某些诺斯替派坚持此观点;但柏拉图仍没发现这一难题,在《理想国》里他似乎从未意识到这个问题。

照柏拉图说的,哲学家要成为卫国者,就必须回到洞穴里去,和那些从未见过真理的阳光的人生活在一起。看来神若想改造自己的创造物,似乎也得这么做;信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者可能也这么解释道成肉身。但这仍完全不可解释为何神不满足于理念世界。哲学家发现洞穴存在,又因仁慈心驱使而返回洞穴;但人们会想,若造物者真创造了万物,完全可以避免洞穴出现。

也许只因为有基督教的造物者概念才产生了这个难题,不怪柏拉图,因为他说神没有创造万物,只创造了美好的事物。按这个观点,感觉世界的多重性应除了神,另有别的根源。也许与其说理念是神创造的,不如说是神本质的组成部分。这样,理念多重性涉及的明显的多元论就不是最根本的了。最根本的只有神或善,而理念是来形容神的。无论如何,这是对柏拉图一种可能的解释。

柏拉图接着对即将成为卫国者的青年的教育进行了一番有趣的概述。我们看到,一个青年被选中获此殊荣,依据的是其综合智力和道德品质:他必须正直、儒雅好学、记忆力强且心智和谐。具备这些优点而被选出的青年人,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要研究毕达哥拉斯派的四门学问:数学(平面及立体)、几何学、天文学与和声学。研究这些学问不应有任何功利的态度,只为使心灵能洞见永恒事物。例如天文学,不能过多关心实际的天体,而应关心理想天体运动的数学应用。近代人听起来可能非常荒谬,但说来奇怪,这在实验天文学方面却证明非常有用。这种情形的出现方式非常奇怪,值得思考。

从地球上看到的行星运动,在深入分析前,看似是不规则的、复杂的,根本不会是毕达哥拉斯式的造物者选择的那样。显然,每个希腊人都觉得天体应体现数学之美,而行星唯有做圆周运动时才如此。由于柏拉图强调善,所以这点对他特别明显。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假说能使貌似无秩序的行星运动转化为秩序、美和简单呢?若有,那么善的理念就会证明我们主张的这个假说是合理的。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发现一个假说:所有行星,包括地球,都以太阳为中心沿圆周运动。这个观点两千年来被否定,一部分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他将一个颇为相似的假说归于“毕达哥拉斯学派”(《论天》)。哥白尼重提这一观点,它的成功似乎证明柏拉图在天文学上的审美偏见是合理的。不幸的是,开普勒发现行星以椭圆而不是以圆周运动,太阳位于一个焦点而不是位于中心;后来牛顿发现它们甚至不是以严格的椭圆形运动。因此柏拉图追求的,以及显然由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发现的,那种几何学的单纯性最终被证明是错觉。

这段科学史说明一条普遍准则:任何假说不论多荒谬,如能使发现者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事物,那在科学上就可能有用;但当其碰巧达到这一目的后,就很可能阻碍继续进步。把对善的信仰当作科学理解世界的关键,在一定阶段对天文学有用,但在以后每个阶段都是有害的了。柏拉图的,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与审美偏见极大扼杀了希腊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柏拉图非常重视算术和几何学,而且这对其哲学也影响极大,但近代柏拉图主义者几乎无一例外的对数学一窍不通。这就是专业化弊端的例子:一个人将青春都花在了研究希腊文上,才得以著述柏拉图,结果却完全没时间研究柏拉图认为重要的东西。 Aj46JLklt03FupdhmQZJKB155PqVW2L5k5V4zrPTh0ynigk8xMl8NFonaqdqI4UM



第十六章
柏拉图的不朽论

以“斐多”命名的对话在好几个方面都令人瞩目。看似它描写的是苏格拉底的最后时刻:他饮鸩前后,直至失去知觉前说的话。它体现了柏拉图心目中最有智慧、最善良且全然不畏死亡的理想人物。柏拉图描写的面对死亡的苏格拉底,无论古代还是近代伦理上都是重要的。《斐多篇》对异教徒或自由思想的哲学家的意义,相当于福音书讲述的耶稣受难和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对基督教徒的意义。 但苏格拉底最后时刻的泰然自若,和他灵魂不朽的信仰紧密相关;《斐多篇》的重要性在于不仅描述了一个殉道者的死难,还提出了后来成为基督教教义的许多学说。圣保罗和教父神学基本上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此;若忽略柏拉图,几乎无法理解他们的神学。

较早的《克里托篇》讲述了苏格拉底的一些友人和弟子如何计划使他逃到色萨利。要是他真逃掉了,或许雅典当局会很高兴;拟定的计划很有可能成功。而苏格拉底坚称自己已被合法程序判决,做任何非法的事躲避惩罚都是错的。他首先宣告的原则使我们想起基督登山训众:“我们不应对任何人以怨报怨,无论我们从他那里受了什么怨”。

在《斐多篇》里,最后时辰到来,他被卸去枷锁,获准与朋友自由交谈。他打发哭泣的妻子出去,免得她的悲戚打扰他们讨论。

苏格拉底开头就主张,虽然任何有哲学精神的人都不惧死亡,反而会欣然接受死亡;但他不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因为那是非法的。他的朋友问他,为何自杀被认为是非法的;他的回答与俄耳甫斯派的学说一样,也几乎恰好是基督徒的观点。“有种秘密流传的学说,说人是囚犯,无权开门逃走;这是个巨大的奥秘,我不完全理解。”他把人和神的关系比作牛和主人的关系,他说若你的牛擅自了结自己的性命,你会生气;因此“人该等待,不可自行了结生命,要等候神的召唤,就像现在神在召唤我”。他对死不感到悲痛,因为他相信“首先我要到别的智慧且善良的神那儿去(我对此深信不疑,就像我对任何这类事情那样),其次(虽说这最后一点我不那么有把握)已故的人比我身后留下的那些人要好得多。等待逝者的还有些事物,对善人要比对恶人更美好得多,对此我抱有很大希望”。

苏格拉底说,死是灵魂与身体的分离。这里就碰到柏拉图的二元论:即实在与现象,理念与感觉对象,理智与感知,灵魂与身体。这些对立相联:每组对立中,前者都优于后者,无论是实在还是善的方面。苦行式的道德是这种二元论的自然结果。基督教吸收了该学说的一部分,但从未全部吸收。因为有两个障碍:一是若柏拉图是对的,创造有形世界必定是桩罪恶的事,因此造物者不可能是善的;二是正统的基督教虽认为独身主义更高贵,但从不会勉强自己谴责婚姻。而摩尼教徒则在这两点上更加一致。

心与物的区别,已在哲学、科学和大众思想里变得很常见,有其宗教根源,且始于灵魂与肉体的区别。我们看到,俄耳甫斯教徒宣称自己是大地与星天的孩子,身体来自大地,灵魂来自上天。柏拉图力图用哲学语言来表达该理论。

苏格拉底在《斐多篇》里开始便展开其学说中苦行主义的含义,但他的苦行主义有节制并带点绅士风度。他没说哲学家应禁绝平凡的快乐,只是说不应被其奴役。哲学家不应关心饮食,但当然应有足够饮食;他不提倡禁食。《斐多篇》也说苏格拉底虽不嗜酒,但某些场合他比任何人喝得都多,而且从来不醉。他谴责的不是饮酒而是嗜酒。同样,哲学家也不该钟情于恋爱的快乐,或贵重的华服美履以及个人缀饰。他必须全身心关怀灵魂,而不是身体:“他愿意尽量离弃身体而转向灵魂。”

显然,这个学说推广后就会变成禁欲主义;但其本意确切地说不是禁欲主义。哲学家不会努力摒弃感官的快乐,但会考虑其他事物。我就知道许多哲学家会忘记吃饭,最后吃饭时还手不释卷。这些人的行为就是柏拉图说的哲学家应做的:他们不是用道德的力量节制大吃大喝,而只是对其他事物更感兴趣而已。

苏格拉底继续说,哲学家想要断绝灵魂与身体的联系,别人则认为人若“没有快乐的感觉,不能享受身体的快乐”,生活就不值得活。柏拉图的这句话似乎——或许不经意地支持某一类道德学家认为身体的快乐才最重要的观点。他们认为不追求感官快乐的人,必须完全回避快乐而过有德行的生活。这个错误造成了无尽的害处。

现在谈谈柏拉图认为是(无论正确与否)苏格拉底讲的宗教的智力方面。据说身体妨碍知识的获得,视觉和听觉都不是准确的见证:真正的存在若显示给灵魂,那么是显示给思想而不是感官。先考虑一下该学说的含义。它完全摒弃经验知识,包括所有历史和地理在内。我们不能知道有过像雅典这样的一个地方或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死和他的慷慨赴死都属于现象世界。我们唯有通过视觉和听觉知道这一切,而真正的哲学家不注重视觉和听觉。那他还靠什么?首先是逻辑和数学;但逻辑和数学是假设的,不能证实有关实在世界的任何断言。下一步——这一步是决定性的——依赖于善的理念。一旦有了这个理念,据说哲学家就知道了善就是实在,因而能推论出理念世界就是实在世界。后世的哲学家提出过种种论证证明真与善的同一性,但柏拉图似乎假设这不证自明。想要理解柏拉图,就必须假设这一假说的合理性。

苏格拉底说,心灵集中于自身,不为声色苦乐所困,告别肉体,向往真存在时,思想才是最好的;“哲学家就这样鄙弃肉体”。从这一点出发,苏格拉底继续讲到理念、形式或本质。有绝对的正义、绝对的美和绝对的善,但肉眼看不见。“而且我说的不仅是这些,还有绝对的伟大、绝对的健康、绝对的力量以及万物的本质或万物真实的性质。”所有这一切只有理智的洞见才得见。因此,我们在肉体内,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污染时,我们求真理的愿望不会得到满足。

这一观点排除以科学观察与实验作为获得知识的方法。实验者的心灵不“集中于自身”,目的也不是避免声色。柏拉图提出的方法只能追求两种精神活动,即数学和神秘主义的洞见。这说明二者如何在柏拉图及毕达哥拉斯学派中那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经验主义者认为,肉体使我们接触外部实在世界;但柏拉图认为,肉体有双重罪恶,既是一种歪曲的媒介,使我们好像透过昏暗的镜子看不清楚;又是欲望的根源,使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追求知识并看到真理。

再回到《斐多篇》:西米亚斯对死后灵魂的永存表示怀疑,强烈要求苏格拉底提出证据。虽然苏格拉底进行了论证,但不得不说其论证站不住脚。

第一个论证是万物都有对立面,且都由其对立面产生,这种表述使我们想到阿那克西曼德关于宇宙正义的观点。既然生与死对立,所以其中之一必产生另一个。于是,死者的灵魂存在于某处,适当的时候再回到地上。圣保罗说“种子不死便没有新生”,似乎属于这样的理论。

第二个论证是,知识是对前世生活的回忆,所以灵魂必定生前就已存在。支持知识是回忆这一理论的主要事实是,我们有像“完全相等”这样一些不能从经验中得出的观念。我们有大致相等的经验,但永远不能在可感觉的对象中找到绝对相等;而我们知道我们说的“绝对相等”的意义是什么。既然这不是我们从经验中学到的,就一定是我们从生前的存在里带来的。他说,类似论据可应用于其他所有观念。这样,本质的存在及我们对其的理解能力证明了预先存在有知识的灵魂。

一切知识都是回忆的论点,在《美诺篇》里更详尽地展开了。文中苏格拉底说:“没什么教学,有的不过是回忆罢了。”他让美诺叫来一个小奴隶,问他几何学问题,声称证明了自己的论点。他认为小奴隶的回答表明他的确知道几何学,尽管他一直没意识到自己有这知识。《美诺篇》和《斐多篇》得出同样的结论,即知识是灵魂从前世的存在里带来的。

关于这点,可见首先这一论证完全不能应用于经验知识。这个小奴隶不可能被引导去“回忆”金字塔是何时建的,或特洛伊战争是否真的发生过,除非他恰好当时就在现场。唯有那种被称为“先验”的知识——尤其是逻辑和数学——才可能被认为人人都有,且与经验无关。事实上(撇开神秘的洞察力不谈),这是柏拉图唯一承认的真正的知识。我们来看,数学上怎样处理这一论证。

例如相等这个概念。我们必须承认,在可感觉的对象里,我们没有完全相等的经验;我们只看到大致相等。那如何得出绝对相等的观念呢?还是,也许没有如此观念?

举个具体的例子。一米的定义是现存巴黎的某根棍子在一定温度下的长度。若我们说另一根棍子的长度恰好是一米,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句话没任何意义。我们可以说:目前科学已知的最精确的计量过程也无法指明,我们的棍子比巴黎的标准尺究竟是长还是短。若我们够大胆,还可预言未来任何计量技术上的改进都改变不了这一结果。但从经验证据随时可对其加以反证的意义上说,这仍是种经验表述。我认为我们不真正具有柏拉图认为我们具有的那种“绝对”相等的观念。

即使我们有这种观念,显然小孩在一定的年龄前是没有的,而且这种观念虽不直接来自经验,也是由经验引导出来的。此外,除非我们生前的存在不是感觉的存在,否则就像我们现世一样也不能产生这种观念;假设我们以前的存在有一部分是超感的,那对我们现世的存在为什么不做同样的假设呢?因此,这一论证不成立。

回忆说既被认为成立,于是西米亚斯说:“大约所需的证明有一半已得到证明;也就是,我们出生前灵魂已存在;但另一半,死后灵魂也像出生前一样存在,还未得到证明。”于是苏格拉底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万物都产生于自己的对立面的说法合乎逻辑,因此死必定带来生,就像生带来死。但他又补充了一个哲学上更古老的论据:唯有复杂的才可被分解,而灵魂和理念一样,是单一的,而不是由许多部分合成的。人们认为凡是单一的都不能开始、终结或变化。既然本质不变:例如绝对的美永远不变,美的事物则不断变化。所以凡见到的事物皆是暂时的,未见的则是永恒的。身体是看得见的,但灵魂是看不见的;因此灵魂应归为永恒那类。

永恒的灵魂善于思考永恒的事物,即本质;但在感觉中思考万物流变的世界时,就要迷乱了。

当灵魂用身体作为一种知觉的工具时,也就是用视觉、听觉或其他感官时(因为所谓通过身体来知觉,也就是通过感官来知觉)……灵魂便被身体拖入变化中,会迷惘而困惑;灵魂一接触到变化,世界就会围绕其旋转,它就像喝醉酒一样……但灵魂回归自身思索时,就进入另一个世界,那里有纯洁、永恒、不朽与不变,这些都是灵魂的同类,只要它独处,不被打扰,就总是和它们在一起;这时它不再犯错,永远与不变相感通。灵魂的这种状态就叫作智慧。

真正的哲学家在活着时,灵魂已从肉欲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死后要到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与众神在一起享福。但不纯洁的灵魂爱恋肉体,会变成墓冢游魂,或按其特性进入动物的身体,比如驴、狼或鹰。虽有德但不是哲学家的人,死后将变成蜜蜂、黄蜂或蚂蚁,或其他某种群居、有社会性的动物。

唯有真正的哲学家死后才能升天。“凡是不曾研究过哲学的人,去世时不是纯洁无瑕的人,没一个可与众神同在;只有爱知识的人才可以。”这就是为何真正笃信哲学的人要禁肉欲了:他们不是怕贫穷或耻辱,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灵魂不过是附着在身体上——在哲学接引它以前,只能通过牢狱中的铁窗,自身不能且也不能通过自身来观察实在的存在……而且由于欲念,它已是自己被俘的主谋了”。哲学家有节制,因为“每次快乐和痛苦都是一个把灵魂钉在身体上的钉子,直到灵魂也变得和身体一样,并且凡是身体肯定为真的,它也信以为真”。

说到这,西米亚斯提出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是一曲音乐的观点,并质问:若琴碎了,音乐还能继续存在吗?苏格拉底回答,灵魂不是一曲音乐,因为一曲音乐是复杂的,灵魂则是单一的。他还说,灵魂是一曲音乐的观点与回忆说证明了的灵魂预先存在是不一致的;因为有琴之前,音乐并不存在。

苏格拉底继续叙述自己的哲学发展历程,虽然很有趣,却与主要论证没什么关系。他继续讲解理念论,得出这样的结论:“理念是存在的,其他事物都参与理念并从理念中获得自己的名称。”最后他描述了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善者升天,恶者入地狱,善恶皆有的,则入炼狱。

斐多总结说:“在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中,他是最智慧、最正直、最善良的。”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成为后来世世代代哲学家的典型。道德上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我只谈柏拉图描写的那个苏格拉底。)他的优点很明显。他不在乎世俗成败,无所畏惧,甚至直至最后时刻始终保持安详、儒雅与幽默;对自己信仰的真理比对任何其他事物更热爱。而他也有些非常严重的缺点。他的论证不实且诡辩;私下动脑筋证明他赞同的结论,而不是用于对知识的公正追求。他也有些自鸣得意、油腔滑调,让人联想到败坏的传教士。要是他不曾相信他死后要与众神一起享受永恒的福祉,那就更勇气可嘉了。苏格拉底不像其某些前辈那样,他在思维上不科学,一心一意要证明宇宙符合其伦理标准。这是对真理的背叛,也是最糟的哲学过失。我们相信,作为人,他有资格圣徒相通 ;但作为哲学家,他不得不长期待在科学的炼狱里。 Aj46JLklt03FupdhmQZJKB155PqVW2L5k5V4zrPTh0ynigk8xMl8NFonaqdqI4UM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