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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所有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尤以柏拉图对后世的影响更大。原因是：第一，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衣钵；第二，至少直到13世纪，基督教神学和哲学都更倾向柏拉图式，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式。因此一部哲学思想史有必要对柏拉图，其次对亚里士多德，比对他们任何前辈后生着墨更多。
柏拉图哲学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他的乌托邦是一长串乌托邦中最早的一个；第二，他的理念论首次尝试解决迄今尚未解决的共相问题；第三，他的灵魂不朽论；第四，他的宇宙生成论；第五，他的知识是回忆而不是知觉的观点。讨论这些前，我要讲讲他的生活环境及决定其政治和哲学见解的人和事。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8或前427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他是个富裕的贵族，与三十僭主统治有关的各式人物都有血缘关系。雅典战败时，他还是个青年；他可以把失败归咎于民主制，他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关系很容易使他鄙视民主制。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并深深敬爱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被民主制判处了死刑。因此，他转向斯巴达寻求理想国的样子也不足为奇。
纯哲学对柏拉图的影响也使他偏向斯巴达。影响他的大致有：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及苏格拉底。
从毕达哥拉斯那里（无论是否通过苏格拉底），柏拉图获得其哲学中的俄耳甫斯主义成分：即宗教倾向、信仰灵魂不朽、出世精神、僧侣气质以及其洞穴比喻中包含的一切思想，还有他对数学的重视以及他那理智与神秘主义的彻底交融。
从巴门尼德那里，他获得的信仰是：实在是永恒的，没有时间性的；并且根据逻辑，一切变化必是虚妄的。
从赫拉克利特那里，他获得“感觉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的”消极学说。这和巴门尼德的学说结合起来，得出的结论是：知识不是由感官得到的，而是只由理智获得。这反过来又与毕达哥拉斯主义完美契合。
从苏格拉底那里，他可能学到了关注伦理问题，以及想要找出目的论而非机械论解释世界的方法。“善”对其思想的主导甚于对苏格拉底前人的主导，因此很难不将这一事实归于苏格拉底的影响。
所有这些如何和政治上的独裁相关呢？
首先：“善”与“实在”没有时间性，最好的国家应几乎是天上样本的翻版，变动最少，静态的完美最多，其统治者则应最能理解永恒的“善”。
其次：柏拉图像所有神秘主义者一样，其信仰也有一个确定的核心，如果在本质上不依靠一种生活方式，是不可言传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曾努力为入门者订立一条规矩，而这基本上正是柏拉图想要的。一个人若要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必须知道“善”；而只有将智力训练和道德训练结合起来，才能知道“善”。未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参政必会败坏政治。
第三：照柏拉图的原则，要成为好的统治者，要受很多教育。在我们看来，坚持要教给叙拉古的僭主小狄奥尼修斯几何学，使之成为好国王似乎不是明智之举；但柏拉图认为这必不可少。在认为没有数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这点上，他是十足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这一观点暗示着寡头统治。
第四：柏拉图和大多数希腊哲学家一样，认为闲暇是智慧所必不可少的。因此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劳动的人是没有智慧的，只有那些无需为谋生操劳，或是由国家来负担，不必为生计发愁的人才有智慧。这本质上是贵族的观点。
用近代思想对比柏拉图思想会出现两个普遍的问题，一是：有没有所谓的“智慧”？二是：若有，能否设计出一种宪法可使之具有政治权力？
上述意义的“智慧”不会是任何一种特殊技能，比如鞋匠、医生或军事家掌握的技能。它必须比这些技能更普遍，因为掌握智慧会使人能英明地治理国家。我以为柏拉图会说，智慧在于知道“善”；他还会以苏格拉底的学说补充这个定义，即没人会有意犯罪，因而凡知道什么是善的人会做出正当的事。在我们看来，这一观点似乎不现实。我们会更自然地说，存在各种不同的利益，因此政治家应力求做到最可行的妥协。一个阶级或一个民族的成员可能有共同的利益，但它常和其他阶级或民族的利益冲突。毫无疑问，存在人类整体的某些利益，但不足以决定政治行动。也许将来可以，但只要有主权国家，就绝无可能。即使那时，追求普遍利益最难的也是从各种互相对立的特有的利益中妥协。
但假设有“智慧”，有没有任何一种宪法形式可将政府交付于有智慧的人呢？很明显，多数人（例如全体会议之类）也会犯错，事实上也确实犯过错。贵族阶级并不总有智慧，君主则常常是愚蠢的；尽管有教皇永无谬误论，教皇也犯过大错。那把政府交给大学毕业生，甚至神学博士？或是那些白手起家的人？显然，实际上不会有任何一种法定选择的公民可能比全体人民更有智慧。
有人可能建议，人经过适当训练能获得政治智慧。但问题是：什么是适当的训练？而这最终会成为党派问题。
因此，找到一群“有智慧”的人，把政府交付给他们，是无解的。这就是民主制的最终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