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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个棘手的话题。可以肯定，我们对很多人知之甚少，对另外许多人了如指掌，但不确定对苏格拉底，我们究竟是了解还是不了解。毫无疑问，他是出身雅典中产之家的公民，一生从事辩论，给青年教授哲学，但不像智者那样为了赚钱。他的确受审被判死刑，公元前399年就刑，时年七十岁。他无疑是雅典的著名人物，因为阿里斯托芬在剧本《云》中讽刺过他。除此之外，就莫衷一是了。他的两位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对其有大量记叙，但内容大不相同。即使两人说法一致时，伯内特暗示是色诺芬抄袭柏拉图。对不一致的地方，有人相信色诺芬，也有人相信柏拉图，还有人两人说法都不信。在这场众说纷纭的争论中，我不敢支持任何一方，但将简述不同的观点。
色诺芬是个头脑不太聪明的军人，思想基本上因袭保守。他对苏格拉底竟被指控不虔敬和败坏青年感到难过；相反，他主张苏格拉底是非常虔敬的，而且对受其影响的人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他的想法看来单调乏味、老生常谈，完全没有颠覆性。伯内特说：“色诺芬给苏格拉底做的辩护成功过头了。若苏格拉底真是那样，绝不会被处死刑。”（《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149页）
人们一直倾向色诺芬说的一定都真实可信，因为他没那种聪明，能想出任何不真实的事物。但愚蠢的人复述聪明人的话时，总不会精确，因为他会不自觉地把听到的话转化成他能理解的语言。我宁愿让我的哲学家死敌，也不愿让不懂哲学的好朋友复述我的话。因此，若色诺芬的话有任何哲学上的难点，或未完全论证苏格拉底受刑不公正，我们就不能接受。
但色诺芬的某些回忆非常令人信服。他说过（柏拉图也说过）苏格拉底是如何不断思考使有才能的人当权的问题。苏格拉底会问：“若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谁呢？”对此，一些天真的青年答道：“啊，苏格拉底，去找鞋匠。”他继续提到木匠、铜匠等，最后问：“谁该来修理国家这艘船呢？”他与三十僭主发生冲突时，三十僭主的领袖，那个曾向他求学而熟知其方法的克里提亚，禁止他继续教导青年，还对他说：“别再讲你那套鞋匠、木匠和铜匠了。想想你讲了多少次了，现在都被你讲烂了”（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卷1，第2章）。这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人短暂的寡头统治时期。但雅典大部分时期是民主制，民主到连将军也要经过选举或抽签。苏格拉底劝一个想当将军的青年最好学点战术，又派另一个青年学习理财之道。他对许多人，包括国防长官在内，都采取这种办法；但人们最终裁定鸩死他，让他沉默，这比祛除他指出的种种弊端更简单。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难点与色诺芬的全然不同；那就是，很难判断柏拉图究竟有多少是想描绘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多少想把他《对话录》中的叫苏格拉底的仅作为自己意见的传声筒。柏拉图不仅是哲学家，还是极具天才与魅力、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没人认为，就连柏拉图本人也不真以为他的《对话录》里那些谈话真如他所记录的那样。但不管怎样，早期对话十分自然，人物也十分令人信服。正因为柏拉图是优秀的小说家，才让人怀疑他撰写的历史。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前后一致而又极其有趣，远非大多数人能创作出来的；但我认为柏拉图本就能创作出他来。至于他究竟是否创作了苏格拉底，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通常认为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一篇对话是《申辩篇》。据说这是苏格拉底受审时为自己做的辩护词。审判时柏拉图在场，似乎很显然，他写下来的就是他记得苏格拉底所说的，而且基本上也是他想要呈现的历史。这篇对话虽有其局限性，却足以相当确切地刻画出苏格拉底的性格。
苏格拉底受审的主要事实毋庸置疑。对其的指控是：“苏格拉底是恶人、怪人，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好的，还教给别人这一切。”几乎可以肯定，仇视他真正的理由是人们认为他勾结贵族；他的学生大部分是贵族，而且其中当权的几个已证明为害甚剧。而由于大赦，这个理由不能公开提出来。他被多数人认定有罪，那时按雅典法律，他可要求比死刑轻的处罚。法官们如认为被告有罪，就必须在控方和被告要求的处罚间选择。因此，若提出实质性且法庭可能认定适宜的处罚，对苏格拉底是有利的。而他却提出处以三十个迈纳的罚金。这个处罚太轻了，结果法庭恼怒，判他死刑，判他死刑的人比判他有罪的更多。他无疑预见了这个结局。显然他不想以看似认罪的让步以求免死。
检察官有安尼图斯，民主派政治家；美勒托，悲剧诗人——“年轻无名，头发细长，胡须稀疏，有个鹰钩鼻”；还有吕孔，寂寂无名的修辞家（见伯内特《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180页）。他们主张苏格拉底犯的罪是不敬国家奉的神并宣传其他的新神，还以此教导青年、败坏青年。
我们不再纠结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和真实的苏格拉底的关系这个无解的问题，看看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如何回应这次控诉吧。
苏格拉底开始就控诉他的检察官们善辩，并反驳别人指责自己的善辩。他说他唯一的辩才就是真理。
他继续说，除了正式的起诉者，还有一大帮非正式的，在这些法官们还是小孩时，他们就到处“宣扬有个苏格拉底，是个聪明人，他思考天上的事物，探究地下的事物，还把坏的说成好的”。他说，人们以为这样的人不信神的存在。舆论这种老套的指责比正式的判决更危险，尤其危险的是除了阿里斯托芬，他不知何人说这样的话。
回应这种老套的、仇视他的种种根据时，他指出自己不是科学家，“我不做物理推测”，也不是教师，不以教学挣钱。他接着嘲笑智者，否认他们有其自称掌握的知识；而“我为何被称为有智慧，但声名狼藉？”
据说有人向德尔斐先知求问，问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神谕称再无别人。苏格拉底说自己完全困惑了，因为他一无所知，而神又不能撒谎。因此，他遍访以智慧出名的人，看是否能证明神错了。他先请教一位政治家，这位政治家“被许多人认为有智慧，但自视更有智慧”。苏格拉底很快发现此人没有智慧，和蔼而坚定地向他说明这点，“结果他恨上我了”。随后他又请教诗人，请他们讲解作品中的段落，但他们却做不到，“于是我知道诗人写诗不是凭智慧，而是凭天才与灵感”。他又请教工匠，也一样让人失望。他说，这个过程中他树了很多死敌。最后他总结道：“只有神有智慧；他的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没什么价值或一文不值；神不是在说苏格拉底，只是用我的名字来说明，像在说：人啊！唯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毫无价值的人才最有智慧。”他所有时间都耗在让这些冒充智慧的人难堪，结果自己陷入赤贫，但他觉得证实神谕是其责任。
他说，富有阶级的青年无所事事，喜欢听他揭露别人，也有样学样；这样他的敌人更多了。“因为他们不愿承认自己假装有知识而被人戳穿。”
这些是第一类起诉者。
苏格拉底接着诘问“那位自称好人和真正爱国者”的检察官美勒托。苏格拉底问他谁是引导青年的人。美勒托开始说是法官；步步紧逼下，不得不说除了苏格拉底，每个雅典人都是引导青年的人；于是苏格拉底称贺雅典城的好运。接着他指出生活在一群好人中比在一群坏人中好；因此，他不可能愚蠢到有意败坏他的同胞；若他是无意的，美勒托应教导而不是控诉他。
本来是起诉苏格拉底不仅否认国家的神，还宣扬自己那些神；而美勒托却说苏格拉底是彻底的无神论者，还说：“他说太阳是石而月亮是土。”苏格拉底当然指出彻底的无神论这条新控诉与起诉书矛盾。
《申辩篇》其余部分基本是宗教的笔调。苏格拉底当过兵，并遵照命令坚持职守。现在“神命令我履行哲学家探究自己和他人的使命”，现在放弃职守，就像战场上的逃兵一样可耻。怕死并不明智，因为没人知道死是否更好。若许他活命的前提是不再像以前那样思考，他就要说：“雅典人啊！我敬你们、爱你们，但我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
而且只要我活着，还有能力，就绝不停止实践哲学与教授哲学，并规劝我遇到的每个人……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命令；而且我相信，在这个国家里没什么比得上我对神的服侍。”他继续说：
我还有些话要说，对此你们可能会喊叫起来；但我相信，听我说话对你们有好处，因此我请求你们不要喊叫。我愿你们知道，你们若杀了我这样的人，对你们的损害甚于对我的损害。没什么能损害我，不管是美勒托还是安尼图斯，他们都不能，因为坏人不得损害比自己好的人。我不否认安尼图斯也许可以杀死或流放一个好人，或剥夺其公民权；他可以想象到，别人也可以想象到，他使此人受到很大的损害：但我不同意这个想法。因为像他这种行为的罪过，也就是非正义剥夺他人生命的罪过，是大得多的罪过。
他说申辩是为他的审判官而不是为他自己。他是神派到这个国家让当权派讨厌的牛虻，再找个像他这样的人不容易。“我敢说你们会生气（就像突然从睡梦中被惊醒的人），以为可以像安尼图斯建议得那样轻易打死我，便可安稳度过余生，除非神眷顾你们，再给你们派来一只牛虻。”
那为何他只私下谈论，而不对公共事务提出忠告呢？“你们在不同的地方，多次听我说过有神谕或神迹降临于我，也就是美勒托起诉嘲笑的那个神。这个神迹是一种声音，最初降临于我时，我还是个孩子；它总是禁止我，但从不曾命令我做任何我要做的事。阻止我去当政治家的也是它。”他继续说，从事政治的，没一个诚实的人能长命。他举出自己无可避免卷入公共事务中的两个例子：一是他反抗民主制；二是反抗三十僭主。这两次都是当权者行为不合法。
他指出，出席的人里很多是他从前的学生及学生的父兄们，对他的控告却提不出这些人中哪个证明他败坏青年了（这点差不多是辩护律师在《申辩篇》里唯一认可的论据）。他拒绝遵循惯例，把他哭哭啼啼的儿女带到法庭上以期软化法官们的心；他说这种景象使被告和整个城邦同样荒谬。他要做的是说服法官，而不是求他们开恩。
法官宣判并否决处以三十个迈纳的处罚后，苏格拉底发表最后一次讲话：
现在，你们这些判我有罪的人啊，我愿向你们预言；因为我就要死去，人临死时被赋予了预言的能力。我要向你们，杀害我的凶手们预言，我死后，立刻就有比你们加于我的重得多的惩罚等着你们……若你们以为杀人就能杜绝别人谴责你们罪恶的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逃避的办法既不可行，又不光彩，最容易最高尚的办法不是阻止别人，而是改正自己。
然后他转向那些投票判他无罪的法官们，说他那天所做的一切，神谕始终没反对他，虽然在别的场合神谕常中途打断他说话。他说，这“预示着我遭遇的是好事，而我们当中认为死是坏事的人是错的”。因为死要么是一场无梦的睡眠，那显然很好，要么是灵魂移居到另一个世界。而且“若能和俄耳甫斯、穆赛俄斯、赫西俄德、荷马谈话，还有什么不愿放弃的呢？没有！若果真如此，就让我一死再死吧！”在另一个世界，他可以和其他遭受非正义死法的人们谈话，尤其可以继续追寻知识。
在另一个世界，人们不会因为一个人提出问题，就处死他，绝对不会。而且除了比我们更幸福，他们还永远不死，若关于那里的说法是真的……
分别的时刻已到，我们各走各的路——我去死，你们去活。哪个更好，唯有神知晓。
《申辩篇》清晰刻画了一种类型的人：一个非常自信、思想高尚，不在乎世俗成败的人，相信自己被一个神圣的声音引导，并深信清醒的思想是正确生活最重要的必要条件。除了最后这点，他很像基督教的殉道者或清教徒。从他最后一段谈论死后事，不可能不感到他坚信灵魂不朽；而他口头上说的不确定，只是假设而已。他不像基督徒那样，因害怕无尽的折磨而烦恼：他确信他来世的生活将是幸福的。在《斐多篇》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给出信仰灵魂不朽的理由；很难说这些是不是影响历史上苏格拉底其人的理由。
人们常常强调他对于肉体欲望的控制。他很少饮酒，但一喝起来，能喝倒所有人，没人见他喝醉过。爱情上，哪怕在最强烈的诱惑下，他始终保持“柏拉图式”，如果他说的是实话的话。他是个完美的俄耳甫斯式圣者；在天上的灵魂与地上的肉体二元论中，他完全达到了灵魂对肉体的掌控。他最后时刻对死的淡然，最终证明了这种掌控力。同时，他不是正统的俄耳甫斯派；他只接受基本教义，不接受迷信与净化的仪式。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预示了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斯多葛派主张最高的善是德行，人不能被外部原因剥夺德行；这个学说隐含在苏格拉底声称审判他的法官们不能损害他的那篇论辩中。犬儒学派鄙视财产，表现在他们回避文明的舒适生活上；苏格拉底赤脚而衣衫褴褛的生活，也是出于同样的观点。
似乎可以相当肯定，苏格拉底关注的是伦理而不是科学。我们看到他在《申辩篇》中说“我不做物理推测”。公认柏拉图最早的一些对话最接近苏格拉底，主要探寻伦理学名词的定义。《卡尔米德篇》谈节制和中庸的定义，《吕西斯篇》谈友谊，《拉凯斯篇》谈勇敢。所有这些对话都没得出结论，但苏格拉底明确表示研究这些问题是重要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始终坚称自己一无所知，比别人聪明只在于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但他不认为知识不可获取。相反，他认为追求知识是最重要的。他坚称没人故意犯罪，因此只要有知识就能使所有人德行完美。
德行和知识的密切联系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二人的特点。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一切希腊思想中，与基督教思想对立。基督教伦理中，纯洁的内心是本质的，至少无知的和有学问的人中都有。希腊伦理学和基督教伦理学的这一区别，一直延续至今。
辩证法，即以问答求知识的方法，不是苏格拉底发明的。似乎是巴门尼德的弟子芝诺首先系统地实践了辩证法；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里，芝诺用这种方法对付苏格拉底，柏拉图书中其他地方苏格拉底也以这种方法对付别人。但有充分理由设想，苏格拉底使用并发展了这种方法。
辩证法适用于某些问题，但不适用于另一些。也许这可以帮我们确定柏拉图研究的特点，因为他的研究大部分可用这种方式处理。而且由于柏拉图的影响，后来大多数哲学家一直被他这种方法造成的局限所束缚。
苏格拉底的方法适用的是那些我们已足够了解且可以得出正确结论，但由于思想混乱或缺乏分析而没能最合理地应用所知的事物。像“什么是正义”，显然非常适合以柏拉图式的对话来讨论。我们都在随意使用“正义的”或“非正义的”这些词，研究我们使用这些词的方式可归纳出最能与正确用法相符的定义。所需的只是知道如何使用我们所讨论的这些词。但询问结束后，我们的发现不过是语言学而不是伦理学上的。
只要争论的是逻辑问题而不是事实，讨论就是发现真理的好方法。辩证的方法，或更广义地说，无拘无束辩论的习惯，有助于提高逻辑一致性。但要发现新事实，此方法完全行不通。也许“哲学”可定义为能用柏拉图的方法探究的问题总和。若此定义恰当，那也是由于柏拉图对后世哲学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