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普罗泰戈拉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前苏格拉底时期的那些伟大体系，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遭到怀疑运动的反对，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智者派领袖普罗泰戈拉。“智者”一词本无不好的内涵；意思差不多是我们说的“教授”。智者靠教授青年实际生活中有用事物谋生。当时没有公共教育经费，所以智者只教那些有私产或家长有私产的人。这往往使他们有某种阶级偏见，当时的政治形势又加深了这种偏见。在雅典和许多其他城市，民主制在政治上获胜，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削减旧贵族世家的财富。体现我们心目中所谓希腊文化的，基本上是富人：他们受过教育、有闲暇，游历减少了他们的传统偏见，他们花在辩论上的时间又增长了才智。但所谓的民主制未触及使富人无需压迫自由公民便能享有财富的奴隶制。

然而在许多城市里，尤其在雅典，较穷的公民双重仇视富人，一来自嫉妒，二来自反对变革的传统主义。富人被认为不虔敬、不道德，这通常没错；他们在颠覆古代信仰，并可能试图摧毁民主制。于是政治上的民主制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互相结合，而文化革新派往往是政治反动派。

雅典民主制严重的局限性是不包括奴隶和女性，但某些方面比任何近代体制更民主。法官和大部分行政官都由抽签选出，且任期很短；因此他们都是普通公民，就像我们的陪审员，他们有普通公民特有的偏见，而且不专业。一般许多法官审理一个案件。原告与被告，或公诉人与被告，不是通过专业律师，而是亲自出庭。胜败自然大多取决于打动群众偏见的演讲技巧。虽然必须亲自发言，但人们可雇专家代写发言稿，或花钱学习法庭上获胜需要的技巧。智者被公认是教人这些技巧的。

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可能遭民主派政治家敌视的人自然想掌握辩论术。尽管雅典人迫害成瘾，但有一点，远不像近代美国人那样狭隘，因为那些被控不虔敬、败坏青年人的人还可出庭为自己申辩。

这说明为何一个阶级欢迎智者派，而另一个阶级则不欢迎；但智者都自认并非为个人目的服务，显然他们其中很多人确实认为哲学很重要。

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500年生于阿布德拉。他到过雅典两次，第二次不迟于公元前432年。公元前444年至公元前443年他为图利城制定一部法典。传说他被控不虔敬，但这似乎不真实，尽管他写的《论神》开头说：“至于神，我不确定他们存在还是不存在，也不确定他们长什么样；因为许多事物妨碍可信的知识，例如问题的晦涩以及人生的短促。”

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略带讽刺地描述了普罗泰戈拉第二次到雅典的情况，在《泰阿泰德篇》中认真讨论了其学说。他主要因其“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的学说而著名。该学说被理解为每个人都是万物的尺度，于是人们意见分歧时，就无客观真理可依。该学说本质上是怀疑主义的，且大概基于感觉的“欺骗性”。

实用主义的三位创始人之一，费迪南德·坎宁·斯库特·席勒习惯自称普罗泰戈拉的弟子。这点我想是因为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里暗示（作为对普罗泰戈拉的一种解释），一种意见可能比另一种意见更好，但不一定更真。例如黄疸病人看上去发黄，说他身上不是真的黄色，而是健康人眼里看到的那种颜色，没有意义；但可以说，既然健康比疾病好，所以健康人的意见比黄疸病人的意见好。这种观点显然接近实用主义。

由于不相信客观真理，大多数人根据实际用途决定自己究竟应相信什么。因此普罗泰戈拉走上捍卫法律、公序良俗和传统道德的道路。可见，尽管他不知道神是否存在，但确信应当崇拜神。对一个彻底而又有逻辑的理论怀疑主义者来说，这一观点显然是对的。

普罗泰戈拉壮年周游希腊各城邦一直以收费讲学为生，教授“任何想要获得实用的能力及更高精神修养的人”。柏拉图反对智者教书收费，在近代观念看来多少有点清高。柏拉图本人私产不菲，显然不能体会那些没他富裕的人的需求。奇怪的是，近代教授虽找不出拒绝薪水的理由，也一再重复柏拉图的指责。

智者还有一点与当时大多数哲学家不同。除了智者派，通常教师会建一所有点儿兄弟会性质的学校；这里多少有一定的共同生活的情况，往往有些类似僧院的规矩，还常有一种不公布于众的深奥学说。在哲学起源于俄耳甫斯教的地方，这很自然。智者派则认为他们所教的与宗教或德行不相干。他们教辩论术，以及有助于这种技术的知识。他们一般和近代的律师一样，只准备教人如何支持或反对某个观点，并不关心去倡导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哲学是一种与宗教紧密结合的生活方式的人自然感到震惊；在他们看来，智者派轻浮无德。

某种程度上，不仅普罗大众，而且柏拉图及其后的哲学家都嫌恶智者派，因为他们智力优异。但若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则必须撇开道德因素。我们事先不可能知道真理在某个社会是否被证明有教益。智者派乐意追随论证得出的结论，而这往往使他们走到怀疑主义。其中高尔吉亚主张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即使存在且可知，也无法告诉别人。我们不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但我很容易想象到他的理由很有逻辑力量，使其对手只好用教化的说法来逃避。柏拉图热衷宣传使人变成他心目中有德行的样子；但他思想上几乎从来不诚实，因为他判断学说的标准是其社会影响。甚至这一点，他也不诚实；他假装跟随论证且用纯粹理论的标准下判断，但事实上却曲解论述，使之达到道德的结论。他把这个缺点带入哲学，从此哲学一直有这个缺点。或许主要是对智者派的敌意，才使他的对话录有这个特点。柏拉图后所有哲学家的缺点之一，就是对伦理学的研究基于的假设是他们已知要得出的结论。

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雅典，似乎有人教授着不仅在当时的人，而且今天的民主国家看来都是不道德的政治学说。柏拉图《理想国》第一卷里色拉叙马霍斯就论证过正义即强者利益；法律是政府为自身的利益而制定；权力争斗中没有任何可援用的客观标准。柏拉图记载（见《高尔吉亚篇》）卡里克勒斯有过类似学说。他说自然法则是强者的法则；但人们为了方便，确立种种制度和道德戒条约束强者。这些学说在当今比在古代获得更广泛的认可。无论人们对此怎么看，它们都不是智者派的特征。

公元前5世纪，在愚蠢残酷的保卫摇摇欲坠的正统教义的冲突中，雅典从僵硬的清教徒式的单纯转变为机智且同样残酷的犬儒主义。在这一世纪初，雅典人领导爱奥尼亚的城邦反抗波斯，公元前490年马拉松一役获胜。公元前404年雅典被斯巴达打败，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此后雅典政治上的重要地位终结，却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文化上的至高地位，并一直持续到基督教的胜利。

公元前5世纪，雅典有些史实对理解柏拉图及其后的全部希腊思想极其重要。第一次波斯战争中，由于马拉松之战决定性的胜利，主要荣耀属于雅典。十年后第二次战争中，雅典海上势力仍是希腊最强；但陆上胜利主要属于斯巴达人，他们是希腊世界公认的领袖。而斯巴达人思想狭隘，波斯人被逐出希腊的欧洲部分后，他们就不再抵抗波斯人。雅典则成功地保卫了亚洲部分的希腊人，并解放了那些被波斯人征服的岛屿。雅典成为海上霸主，并获得爱奥尼亚各岛相当大的帝国主义式的控制权。伯里克利是温和的民主派，也是温和的帝国主义者；他领导下的雅典繁荣起来。雅典城的财富及文化迅速增加；在这样的时代不变的是，特别是对外贸易带来财富增加时，传统的道德和信仰在衰退。

此时雅典艺术上的卓越比知识上更显著。公元前5世纪的伟大数学家和哲学家除了苏格拉底，没一位是雅典人；苏格拉底不写作，只专注口头论辩。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与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的逝世，开启了雅典历史上较黑暗的时期。雅典人在海上占优势，但斯巴达人握有陆上霸权，并在夏季多次侵占阿提卡（雅典城除外）。结果雅典城拥挤不堪，且饱受瘟疫折磨。公元前414年雅典人派出对西西里的大远征，希望占领与斯巴达联盟的叙拉古，但失败了。战争使雅典人变得凶残暴虐。公元前406年他们征服米洛斯岛，杀光了所有到征兵年龄的男子，把其他居民掠为奴隶。欧里庇得斯的《特罗伊妇女》这个剧本就是对这种野蛮行径的抗议。意识形态也有冲突，因为斯巴达是寡头政治的代表，而雅典则是民主政治的代表。雅典人有理由怀疑他们一些贵族有叛国行为，与公元前405年伊哥斯波塔米之战中海军的最后溃败脱不了干系。

战后斯巴达人在雅典建立了寡头政府，史称三十僭主。三十僭主中有些人，包括他们的首领克里提亚，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们当然不得人心，不到一年就被推翻。斯巴达同意重新恢复民主制，但这民主制受人诟病。这一民主制由于有大赦，无法直接报复其内部敌人，却喜欢找各种在大赦的范围外的借口指控他人。这种形势造成了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刑。 0UeYLMx9OtsBrY9z1AijDY/oMy1SJc4UpQ2yXuzRw7yc9P0RW2170CzZJLS4ZVV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