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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虽不能和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及巴门尼德相提并论，但也有相当的历史重要性。他是爱奥尼亚人，传承了爱奥尼亚科学与理性主义的传统。他是将哲学带入雅典的第一人，也是暗示心灵可能是物理变化首因的第一人。
约公元前500年，他生于爱奥尼亚的克拉佐美尼。约公元前462年至公元前432年，他在雅典度过了三十年。他可能是被正致力于教化国人的伯里克利招进雅典。可能是来自米利都的阿斯帕西亚将他介绍给伯里克利。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说：
（伯里克利）似乎和阿那克萨戈拉交情很好，阿那克萨戈拉是位科学家；伯里克利彻底研究了有关天上事物的理论，了解智与愚的本质后，从中汲取提高自己演讲艺术的东西。这些正是阿那克萨戈拉讨论的主要事物。
阿那克萨戈拉认为万物可以无限分割，哪怕最小的物质也包含各种元素。事物显示的就是其包含最多的东西。这样，例如万物都包含一些火，但唯有火的数量占优势时，才能称为火。他像恩培多克勒一样反对虚无，说滴漏或充气的皮囊说明看似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是有空气的。
他和前人不同，认为心灵（努斯）也是生物组成的实质，把生物和死的物质区别开。他说：每一个事物里都含有各种事物的一部分，心灵除外，但有些事物也包含心灵。心灵有支配一切有生命的事物的力量，它是无限的，自己支配自己，不与任何事物混合。除了心灵，每一个事物不管多小，都包含一切对立物的一部分，诸如热与冷、白与黑。他主张雪（有部分）是黑的。
心灵是一切运动的根源。它引起旋转，这种旋转逐渐传至整个世界，使最轻的事物飘到表面上，而最重的则落向中心。心灵是一样的，人和动物的心灵一样善。人明显的优越性在于有一双手；一切看似智力的不同，实则是由于身体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都抱怨阿那克萨戈拉介绍心灵后，却几乎没有应用。亚里士多德指出他将心灵作为一个因，只是因为他不知道有别的因。他尽量在各处做出了机械的解释。他反对以必然与偶然作为事物的起源，而他的宇宙论里没有“天意”。他似乎对伦理或宗教考虑得不多；或许像审判他的检察官所说，他是无神论者。除了毕达哥拉斯，所有他的前人都影响过他。巴门尼德对其影响跟对恩培多克勒的一样。
他对科学贡献很大。他第一个解释了月亮是由于反射光而发光，虽说巴门尼德也很隐晦地暗示自己知道这点。阿那克萨戈拉提出了月食的正确理论，还知道月亮位于太阳之下。他说太阳、星辰都是火石，但我们感觉不到星辰的热，因为它离我们非常遥远。太阳比伯罗奔尼撒还大。月亮上有山，也（他认为）有居民。
据说阿那克萨戈拉是阿那克西美尼学派；无疑他保持了爱奥尼亚人理性与科学的传统。他不执着伦理和宗教，这种执着从毕达哥拉斯学派传到苏格拉底，又从苏格拉底传到柏拉图，将蒙昧主义的偏见带进希腊哲学。他不算是第一流的，但作为将哲学带给雅典的第一人，也是影响苏格拉底的人之一，他举足轻重。
原子论的创始者是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他们通常被一同提起，留基波的某些作品似乎后来还被误认为是德谟克利特所作，因此很难区分二人。
留基波来自米利都，继承了与米利都相关的科学理性主义哲学，约公元前440年，他的事业达到鼎盛时期。
他受巴门尼德和芝诺影响很大。人们对他所知太少，以至于有人认为伊壁鸠鲁（德谟克利特后期的追随者）完全否认其存在，一些近代学者也重新提出这一看法。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多次暗指过他，若他只是神话人物，出现这些暗指（包括对原文的引文），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德谟克利特则没那么多不确定性。他是色雷斯的阿布德拉人；至于他的年代，他说阿那克萨戈拉年事已高时，可以说是在公元前432年左右，那时他还年轻，所以人们认为他事业鼎盛期在公元前420年左右。他遍历南部和东部各国寻求知识；他也许在埃及待过很长时间，而且肯定到过波斯，然后回到阿布德拉，在此终老。策勒尔称他“知识渊博，超过所有古代和当代哲学家；思维敏锐性和逻辑正确性超过大多数哲学家”。
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和智者学派是同时代，如果完全按时间顺序，应稍后叙述。但很难将其与留基波分开讨论。因此在苏格拉底和智者学派前先讨论他，虽说其哲学一部分就是为了回应其同乡而且是最杰出的智者普罗泰戈拉的。普罗泰戈拉访问雅典时，受到热烈欢迎；而德谟克利特却说：“我到了雅典，可没一个人知道我。”他的哲学在雅典长期被人忽视；伯内特说：“我们不清楚柏拉图是否知道有关德谟克利特的任何事情……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却很了解德谟克利特，因为他也是来自北方的爱奥尼亚人。”
柏拉图的《对话录》中从未提到过他，第欧根尼·拉尔修说，柏拉图非常讨厌他，甚至想烧掉他所有著作。但他作为数学家备受希斯尊重。
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哲学共同的基本观念出自留基波，但就其发展而言，不太可能把两人分开。不是德谟克利特，就是留基波试图调和巴门尼德与恩培多克勒分别代表的一元论和多元论时，走向了原子论。他们的观点很像近代科学的观点，避免了大部分希腊冥想易犯的错误。他们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原子在物理上而不是在几何上不可分；原子之间存在虚空；原子是不灭的；原子一直运动，且将永远运动。原子的数目甚至种类也是无限的，不同的只是形状和大小。亚里士多德说
，照原子论者的说法，原子热度也不同，构成火的球状原子最热；至于重量上，他引用德谟克利特的话：“任何不可分割的占比越多，则重量越大。”而原子究竟有没有重量，原子论者说法不一。
原子永远在运动着，但注疏者对原始运动的特性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尤其是策勒尔认为，原子永远在降落，越重的原子降落得越快；于是它们会追上较轻的原子，产生撞击，原子就像台球一样被弹开。这一定是伊壁鸠鲁的观点；其理论很多方面基于德谟克利特的理论，又相当不聪明的努力要顾及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但有充分理由认为，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的本质不是重量。这部分人认为，很可能原子起初是随机运动着，就像近代气体分子运动论。德谟克利特说，在无限的虚空里既无上也无下，他把原子在灵魂中的运动比作没有风时尘埃在一束阳光中的运动。这比伊壁鸠鲁的看法高明得多，我们可以假设这是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看法。
产生冲撞后，原子群形成漩涡。其余过程大多如阿那克萨戈拉所说，然而从物理上而不是心灵作用上来解释漩涡是个进步。
古代通常总是谴责原子论者把万物归于偶然。然而相反，他们是严格的决定论者，相信万物依照自然法则运行。德谟克利特明确否定任何事物可以由于偶然而发生。
虽说还不确定是否真有留基波其人，人们认为他说过：“没什么是无端发生，万物皆有因，万物皆必然。”当然他没解释世界为何本应是其原本的样子，这点可能已因于偶然。但世界一旦存在，其继续发展就不可更改地被机械原理支配。亚里士多德等人指责他和德谟克利特没说明原子的原始运动，但在这点上原子论者比其批评者科学得多。因果关系必从某事物开始，但无论从哪里开始，都不能确定初始数据的原因。世界可归因于造物者，即使那样，造物者自身也不能加以解释。事实上，原子论者的理论比古代提出的任何理论，都更接近近代科学理论。
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原子论者力图不用“目的”或“终极因”的观念解释世界。一件事情的“终极因”是未来的另一件事，这件事以未来那件事为目的发生。这个概念适用于人类事务。面包师为什么要做面包？因为人们会饥饿。为什么要建造铁路？因为人们想要旅行。在这种情况中，用事物实现的目的来解释事物。我们问一件事“为什么”时，可以指：“这一事件实现了什么目的？”也可以指：“先前什么情况造成了这一事件？”前者的回答是目的论的解释，或是用终极因来解释的；后者的答案是一种机械论的解释。我看不出事先怎能知道科学该问这两个问题中的哪一个？或是否两个都该问？但经验表明，机械论的问题导向科学知识，目的论的却没有。原子论者提出的是机械论的问题，且给出了机械论的答案。但他们的后继者，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对目的论的问题都更感兴趣，就这样将科学引入了死胡同。
这两个问题有一条大众和哲学家常常忽略的界限。两个问题都不能清楚地提问全体实在（包括上帝），只能提问部分实在。目的论的解释通常很快得出的结论是造物者，或至少是设计者，造物者的目的在自然过程中实现。但若有人坚持目的论，一定要继续追问造物者实现了什么目的，他的问题显然就是不敬了。而且这个问题也毫无意义，因为要使其有意义，一定得设想造物者被一位太上造物者创造，而造物者实现了这位太上造物者的目的。因此，目的的概念只适用于实在的范围之内，而不适用于全体实在。
类似论证也可用于机械论的解释。一件事以另一件事为其原因，这另一件事又以第三件事为其原因，如此类推。若我们要求整体的原因，就不得不又回到造物者，他本身必须是没有原因的。因此，一切因果式的解释必定有一个任意的开端。这就是为何原子论不解释原子的原始运动不能算缺陷了。
不应设想原子论的前提完全是经验的。原子论在近代被重新用来解释化学事实，这是希腊人所不知的。在古代，经验观察与逻辑论证无显著区别。的确，巴门尼德鄙视观察到的事实，而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却把大部分的形而上学和对滴漏与旋转水车的观察结合起来。直到智者时代，似乎没有哲学家怀疑过可由大量推理与某些观察相结合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形而上学和宇宙论。原子论者非常幸运地想出一个假说，两千多年后人们发现了支持这个假说的一些证据，而原子论者的观点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没有任何稳固的基础的。
像他那时的哲学家一样，留基波也一心想发现可以调和巴门尼德的论证和明显的运动与变化事实的方式。
德谟克利特相当详尽地提出其理论，其中有些陈述非常有趣。他说每个原子都不可渗透、不可分割，因为它里面没有虚空。用刀切苹果时，刀必须找到可以插进去的空的地方；若苹果里没有虚空，就会非常坚硬，因此物理上不可分割。每个原子内部是不变的，是一个事实上的巴门尼德式的“一”。原子只是运动和互相冲撞，有时相互结合，若它们的形状正好能互相嵌合的话。原子形状各异；火由小的球状原子构成，灵魂也是。原子冲撞形成漩涡，漩涡产生物体，最终产生世界。
存在许多世界，有些在生长，有些在衰亡；有些可能没有日月，有些可能有几个日月。每个世界都有开始和结束。一个世界会由于与另一个更大的世界冲撞而毁灭。
生命从原始的污泥生出。一个生命体全身到处有一些火，大脑或胸中最多。（权威人士对此意见不同。）思想是一种运动，从而能引起其他地方的运动。知觉和思想是生理过程。知觉有两种，一种感性的，一种悟性的。悟性知觉只依赖被知觉的事物，而感性知觉则同时依赖感官，所以容易有欺骗性。德谟克利特和洛克一样，认为有些性质，如温暖、美味和颜色不真正在客体内，而是我们感官的作用，但有些性质，如重量、密度和硬度则真正在客体内。
德谟克利特是不折不扣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已看到，他认为灵魂由原子组成，思想是物理过程。宇宙中没有目的，只有被机械法则支配的原子。他不信民间宗教，驳斥阿那克萨戈拉的心灵。伦理学方面，他认为快乐是人生的目标，节制与修养是获得快乐最好的手段。他厌恶任何强烈、狂热的事物；他不赞同性行为，因为他说性使意识被快乐击溃。他珍视友谊，但看不起女人，也不想要孩子，因为教育孩子会干扰哲学。所有这些以及他对希腊人所谓民主的热爱都很像杰里米·边沁。
至少我认为德谟克利特是最后一个没有那种损害了所有后来的古代和中世纪思想错误的希腊哲学家。迄今为止我们探讨过的所有哲学家，都无私地努力想要了解世界。他们以为了解世界比实际上容易得多，但要是没有这种乐观精神，他们也不会有勇气开始。他们的态度只要不只是体现时代的偏见，基本上是真正科学的。但又不仅仅是科学的，还充满想象力、朝气蓬勃，充满冒险的乐趣。他们对一切事物感兴趣——流星和日月食、双鱼宫和旋风、宗教和道德；他们兼有深刻的智慧和赤子的热诚。
此后，尽管有空前的成就，衰落的迹象开始显现，后逐渐衰颓。问题在于，哪怕是德谟克利特之后最明智的哲学，相对于宇宙，还是过分强调了人。首先随智者派出现的怀疑主义，就是引导人们研究我们如何知道，而不是努力获取新知识。然后随着苏格拉底出现了对伦理的强调；随着柏拉图开始否定感性世界，支持自我创造的纯粹思维世界；随着亚里士多德出现以目的作为科学的基本概念。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天才，但他们的思想也有最后被证明极其有害的缺点。自他们以后，活力衰退，民间迷信逐渐复燃。天主教正统教义的胜利带来了一部分新面貌；但直到文艺复兴，哲学才重获苏格拉底的前辈们特有的那种活力和独立。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前苏格拉底时期的那些伟大体系，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遭到怀疑运动的反对，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智者派领袖普罗泰戈拉。“智者”一词本无不好的内涵；意思差不多是我们说的“教授”。智者靠教授青年实际生活中有用事物谋生。当时没有公共教育经费，所以智者只教那些有私产或家长有私产的人。这往往使他们有某种阶级偏见，当时的政治形势又加深了这种偏见。在雅典和许多其他城市，民主制在政治上获胜，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削减旧贵族世家的财富。体现我们心目中所谓希腊文化的，基本上是富人：他们受过教育、有闲暇，游历减少了他们的传统偏见，他们花在辩论上的时间又增长了才智。但所谓的民主制未触及使富人无需压迫自由公民便能享有财富的奴隶制。
然而在许多城市里，尤其在雅典，较穷的公民双重仇视富人，一来自嫉妒，二来自反对变革的传统主义。富人被认为不虔敬、不道德，这通常没错；他们在颠覆古代信仰，并可能试图摧毁民主制。于是政治上的民主制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互相结合，而文化革新派往往是政治反动派。
雅典民主制严重的局限性是不包括奴隶和女性，但某些方面比任何近代体制更民主。法官和大部分行政官都由抽签选出，且任期很短；因此他们都是普通公民，就像我们的陪审员，他们有普通公民特有的偏见，而且不专业。一般许多法官审理一个案件。原告与被告，或公诉人与被告，不是通过专业律师，而是亲自出庭。胜败自然大多取决于打动群众偏见的演讲技巧。虽然必须亲自发言，但人们可雇专家代写发言稿，或花钱学习法庭上获胜需要的技巧。智者被公认是教人这些技巧的。
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可能遭民主派政治家敌视的人自然想掌握辩论术。尽管雅典人迫害成瘾，但有一点，远不像近代美国人那样狭隘，因为那些被控不虔敬、败坏青年人的人还可出庭为自己申辩。
这说明为何一个阶级欢迎智者派，而另一个阶级则不欢迎；但智者都自认并非为个人目的服务，显然他们其中很多人确实认为哲学很重要。
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500年生于阿布德拉。他到过雅典两次，第二次不迟于公元前432年。公元前444年至公元前443年他为图利城制定一部法典。传说他被控不虔敬，但这似乎不真实，尽管他写的《论神》开头说：“至于神，我不确定他们存在还是不存在，也不确定他们长什么样；因为许多事物妨碍可信的知识，例如问题的晦涩以及人生的短促。”
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略带讽刺地描述了普罗泰戈拉第二次到雅典的情况，在《泰阿泰德篇》中认真讨论了其学说。他主要因其“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的学说而著名。该学说被理解为每个人都是万物的尺度，于是人们意见分歧时，就无客观真理可依。该学说本质上是怀疑主义的，且大概基于感觉的“欺骗性”。
实用主义的三位创始人之一，费迪南德·坎宁·斯库特·席勒习惯自称普罗泰戈拉的弟子。这点我想是因为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里暗示（作为对普罗泰戈拉的一种解释），一种意见可能比另一种意见更好，但不一定更真。例如黄疸病人看上去发黄，说他身上不是真的黄色，而是健康人眼里看到的那种颜色，没有意义；但可以说，既然健康比疾病好，所以健康人的意见比黄疸病人的意见好。这种观点显然接近实用主义。
由于不相信客观真理，大多数人根据实际用途决定自己究竟应相信什么。因此普罗泰戈拉走上捍卫法律、公序良俗和传统道德的道路。可见，尽管他不知道神是否存在，但确信应当崇拜神。对一个彻底而又有逻辑的理论怀疑主义者来说，这一观点显然是对的。
普罗泰戈拉壮年周游希腊各城邦一直以收费讲学为生，教授“任何想要获得实用的能力及更高精神修养的人”。柏拉图反对智者教书收费，在近代观念看来多少有点清高。柏拉图本人私产不菲，显然不能体会那些没他富裕的人的需求。奇怪的是，近代教授虽找不出拒绝薪水的理由，也一再重复柏拉图的指责。
智者还有一点与当时大多数哲学家不同。除了智者派，通常教师会建一所有点儿兄弟会性质的学校；这里多少有一定的共同生活的情况，往往有些类似僧院的规矩，还常有一种不公布于众的深奥学说。在哲学起源于俄耳甫斯教的地方，这很自然。智者派则认为他们所教的与宗教或德行不相干。他们教辩论术，以及有助于这种技术的知识。他们一般和近代的律师一样，只准备教人如何支持或反对某个观点，并不关心去倡导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哲学是一种与宗教紧密结合的生活方式的人自然感到震惊；在他们看来，智者派轻浮无德。
某种程度上，不仅普罗大众，而且柏拉图及其后的哲学家都嫌恶智者派，因为他们智力优异。但若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则必须撇开道德因素。我们事先不可能知道真理在某个社会是否被证明有教益。智者派乐意追随论证得出的结论，而这往往使他们走到怀疑主义。其中高尔吉亚主张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即使存在且可知，也无法告诉别人。我们不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但我很容易想象到他的理由很有逻辑力量，使其对手只好用教化的说法来逃避。柏拉图热衷宣传使人变成他心目中有德行的样子；但他思想上几乎从来不诚实，因为他判断学说的标准是其社会影响。甚至这一点，他也不诚实；他假装跟随论证且用纯粹理论的标准下判断，但事实上却曲解论述，使之达到道德的结论。他把这个缺点带入哲学，从此哲学一直有这个缺点。或许主要是对智者派的敌意，才使他的对话录有这个特点。柏拉图后所有哲学家的缺点之一，就是对伦理学的研究基于的假设是他们已知要得出的结论。
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雅典，似乎有人教授着不仅在当时的人，而且今天的民主国家看来都是不道德的政治学说。柏拉图《理想国》第一卷里色拉叙马霍斯就论证过正义即强者利益；法律是政府为自身的利益而制定；权力争斗中没有任何可援用的客观标准。柏拉图记载（见《高尔吉亚篇》）卡里克勒斯有过类似学说。他说自然法则是强者的法则；但人们为了方便，确立种种制度和道德戒条约束强者。这些学说在当今比在古代获得更广泛的认可。无论人们对此怎么看，它们都不是智者派的特征。
公元前5世纪，在愚蠢残酷的保卫摇摇欲坠的正统教义的冲突中，雅典从僵硬的清教徒式的单纯转变为机智且同样残酷的犬儒主义。在这一世纪初，雅典人领导爱奥尼亚的城邦反抗波斯，公元前490年马拉松一役获胜。公元前404年雅典被斯巴达打败，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此后雅典政治上的重要地位终结，却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文化上的至高地位，并一直持续到基督教的胜利。
公元前5世纪，雅典有些史实对理解柏拉图及其后的全部希腊思想极其重要。第一次波斯战争中，由于马拉松之战决定性的胜利，主要荣耀属于雅典。十年后第二次战争中，雅典海上势力仍是希腊最强；但陆上胜利主要属于斯巴达人，他们是希腊世界公认的领袖。而斯巴达人思想狭隘，波斯人被逐出希腊的欧洲部分后，他们就不再抵抗波斯人。雅典则成功地保卫了亚洲部分的希腊人，并解放了那些被波斯人征服的岛屿。雅典成为海上霸主，并获得爱奥尼亚各岛相当大的帝国主义式的控制权。伯里克利是温和的民主派，也是温和的帝国主义者；他领导下的雅典繁荣起来。雅典城的财富及文化迅速增加；在这样的时代不变的是，特别是对外贸易带来财富增加时，传统的道德和信仰在衰退。
此时雅典艺术上的卓越比知识上更显著。公元前5世纪的伟大数学家和哲学家除了苏格拉底，没一位是雅典人；苏格拉底不写作，只专注口头论辩。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与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的逝世，开启了雅典历史上较黑暗的时期。雅典人在海上占优势，但斯巴达人握有陆上霸权，并在夏季多次侵占阿提卡（雅典城除外）。结果雅典城拥挤不堪，且饱受瘟疫折磨。公元前414年雅典人派出对西西里的大远征，希望占领与斯巴达联盟的叙拉古，但失败了。战争使雅典人变得凶残暴虐。公元前406年他们征服米洛斯岛，杀光了所有到征兵年龄的男子，把其他居民掠为奴隶。欧里庇得斯的《特罗伊妇女》这个剧本就是对这种野蛮行径的抗议。意识形态也有冲突，因为斯巴达是寡头政治的代表，而雅典则是民主政治的代表。雅典人有理由怀疑他们一些贵族有叛国行为，与公元前405年伊哥斯波塔米之战中海军的最后溃败脱不了干系。
战后斯巴达人在雅典建立了寡头政府，史称三十僭主。三十僭主中有些人，包括他们的首领克里提亚，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们当然不得人心，不到一年就被推翻。斯巴达同意重新恢复民主制，但这民主制受人诟病。这一民主制由于有大赦，无法直接报复其内部敌人，却喜欢找各种在大赦的范围外的借口指控他人。这种形势造成了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