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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谬误和非形式谬误是“理性思维的5大障碍”中的两个，另外三个分别是自我欺骗、认知偏差和认知扭曲。这三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些重叠，因此无须将它们之间的界线分得太清。
形式谬误与非形式谬误都是错误的论证，而自我欺骗本质上源自对自我的保护。正如我在另一本书《躲藏与寻找：自我欺骗的心理学》（Hide and seek：The Psychology of Self-Deception）中所论证的，所有的自我欺骗都可以被理解为对自我的保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当“我们是谁/什么”（无意识的本我）与“我们认为自己（应该）是谁”（有意识的超我）发生冲突时，作为无意识机制之一的自我保护便会消除恐惧与焦虑。
具体来说，自我保护的形式主要分为三种：投射、理想化和智识化。投射是指将一个人不愿接受的想法和感受归咎于他人。这首先必然会压抑自我（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保护），因为不愿接受的想法或感受只有先被否决后才可以被分离。投射的典型例子包括，爱嫉妒的人总是觉得所有人都在嫉妒自己；饱受宠爱的人总是活在不再被关注的恐惧中；有出轨想法的人总爱怀疑自己的伴侣会出轨。
理想化是指高估一个人、物体或者想法的积极方面，而低估了消极方面，其本质就是将一个人的需求、渴望投射到另一个人、物体或想法之上。理想化的典型例子就是痴情，或者对浪漫爱情的幻想，当爱与被爱的需求被混淆时，被理想化的一方身上的消极方面就会被掩盖，甚至被当作积极方面来看待。虽然理想化有时会让我们豁然醒悟，但没有什么比制造一些对我们来说“完美”的东西来释放我们的焦虑更好的方法了，无论这个东西是器物、地方、国家、人，还是上帝。
智识化是指人们倾向于将问题描述成冰冷、抽象、深奥的专业术语，以此将令人不适的感受排出在意识之外。曾有一位精神病医生向我这样描述了他的一位病人，“当一位拥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得知自己患有转移性有丝分裂疾病（metastatic mitotic lesion）之后，想要结束生命”。虽然将这句话换成“当一位母亲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之后想要自杀”更好理解，但这种说法太直接，会唤起人们对这位可怜的母亲的悲惨遭遇的恐惧感。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关于智识化的例子。一位胸怀大志的医学专业学生曾向我寻找建议，她应不应该选择走医学研究的道路，尽管她已经下定了决心。在提出了几条支持性的建议之后，我也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其中之一是，绝大多数从事医学研究的人从未取得过意义非凡的突破。但她不以为然，因此我请她列举出过去50年里精神病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突破。然而，她并没有列举，也不接受根本就没有重要突破这一事实，反而质疑起对“突破”的定义，甚至质疑突破的价值。如果她一开始就接受根本没有任何突破这个观点，不是更能说明她的观点吗？
实际上，这种对理论概念的关注掩盖了“向理性逃避”这一事实：严酷的现实被当作有趣的问题或谜题来对待，而刻意忽视其情感内容或个性化意涵。这样的结果便是，面对一个问题，人们可能会在定义上吹毛求疵，破坏合理的假设，提出细枝末节的反对意见，并用含糊不清的论点和深奥的细节来蒙蔽自己。这位学生没有看到大局，因此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这点可能会在将来的5年、10年，甚至50年内成为她的障碍。这个例子当然不属于理性思考的范畴，它向我们展示了自我保护、恐惧和不安全感是如何阻碍理性思考的，这些因素导致这位学生不仅改变了论证，而且改变了整个论证的框架。
有一种自我保护非常具有影响力和麻痹作用，尤其当涉及政治问题时，它就是转嫁，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寻找替罪羊。愤怒、沮丧、嫉妒、内疚、羞耻和没安全感等令人不快的感觉往往会被转嫁到某个人或者群体身上，而后者往往更容易受到伤害。结果便是，那些“替罪羊”——外来者、移民、少数派、特立独行者受到迫害，而那些实施转嫁的人则释放和转移了他们的负面情绪，心理上获得了一种粗鲁但令人宽慰的确定感和自以为是的愤慨感。
认知偏差是心理层面的一种捷径，旨在节省时间、精力或者排除不安的情绪，其主要表现形式为总是强化自我形象或者个人的世界观，但这样做未必准确和可靠。
比如，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我们总是倾向于高估他们的性格所起的作用，而非情境因素。不过，“相对偏见”却与认知偏差刚好相反，前者总是发生在我们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比如，如果莉娜没有修剪草坪，我就会将这归咎于她的健忘和懒惰，进而指责她，但如果是我没有修剪草坪，我就会以忙碌、疲劳或天气恶劣为由宽恕自己。
此外，还有一种重要的认知偏差，名为“确认性偏差”，也被称为“证实性偏差”，它是指人们总是倾向于寻找、注意和回忆那些符合他们现有信念的事实和论点，而过滤掉那些与他们现有的信念相冲突的事实和论点。人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最容易产生这种偏差，这些经过选择的事实和论点可能会导致人们生活在“回声室”
中。
目前已被发现的认知偏差有100多种，这足以写一本书了，希望将来有人写出来，我很想看。
认知扭曲的概念来自认知行为疗法，这种疗法是由精神病学家阿伦·贝克（Aaron Beck）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曾用于治疗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认知扭曲是对事实的一种曲解，使其符合或加强我们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通常基于非常少或不完整的证据，甚至根本没有证据。
在抑郁症中，认知扭曲一般包含选择性抽象（selective abstraction）和灾难化思维（catastrophic thinking）。选择性抽象是指将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的负面事件或情境上，而排除其他更积极的事件或情境，例如，“我的伴侣讨厌我，他三天前生气地看了我一眼”。这与确认性偏见很相似，但更为严重。
灾难化思维是指夸大某一事件或情境的负面结果，比如，“我的膝盖痛得越来越厉害了，如果严重到坐轮椅，那我就不能工作了，也无法还房贷了，将来我可能没有房子住，将流落街头”。
认知扭曲还会引起恶性循环，比如它会加重抑郁，而抑郁又会导致更严重的认知扭曲。
从广义上来说，认知扭曲不仅出现在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患者身上，也出现在自尊低下、爱嫉妒，以及陷入婚姻或伴侣矛盾之中的人群身上。
接下来三章的主题是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我们会在第8章回到理性思维这个主题上。语言虽然不同于思维，却是我们表达和传输思维的主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