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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公司特质，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1.公司年龄并不构成创新的障碍。
一般总认为创新是小公司、新公司的事，这没错，但如果看美国七巨头的创立时间，微软是1975年，苹果是1976年，比中国在1984年“公司元年”成立的那批公司都老。英伟达是1993年，亚马逊是1994年，都30岁左右了。谷歌是1998年，已经26岁了。特斯拉是2003年，Meta 是2004年，也都20岁左右了。但它们都在与时俱进，是全球科技创新的引领者。
2.公司可以在代际传承中跃进升华。
我们看到，七巨头有的创始人还在一线打拼，担任CEO，如黄仁勋、扎克伯格、马斯克，但也有巨头已经完成了代际传承。
纳德拉2014年出任微软CEO时微软的市值是3000多亿美元，现在微软市值是3万亿美元。
库克2011年出任苹果CEO时苹果的市值不到3500亿美元，他领导苹果成为第一家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的公司（注：3月22日收盘为2.66万亿美元）。
桑达尔 · 皮查伊2015年接任谷歌CEO时，谷歌的市值是4000多亿美元，2019年他还兼任了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CEO，今年市值最高时突破2万亿美元（注：3月22日收盘为1.89万亿美元）。
新的CEO创造了比前任高得多的市值。
当然不能完全通过股价看价值（有市盈率因素），但从收入、利润等基本面增长来看，纳德拉、库克们做得也极为出色。他们是靠实打实的业绩立足的。
纳德拉担任微软CEO之前，时任CEO鲍尔默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微软进入新纪元的最佳途径，便是拥有一位能够加速微软变革的新领袖。”纳德拉接替鲍尔默后，迅速将微软的战略从模仿苹果的“设备和服务”变为“平台和效率、移动优先云优先”。他真正把微软带入了云时代。
1996年12月乔布斯重返苹果时，公司一年亏损10亿美元，产品大量积压。1998年3月库克应乔布斯之邀从康柏加盟苹果，他采用新的库存管理系统，一年间快速清理库存。当时苹果的零部件厂商来自亚洲，而组装工厂位于爱尔兰，经常脱节，他果断关闭美国、欧洲的生产基地，将生产制造完全外包给在亚洲的代工厂。他给产品出色的苹果补上了运营的短板，乔布斯说他“是我招募到的最出色的员工”。
在乔布斯最后致董事会的信中，强烈建议董事会实施接班人计划，将库克晋升为苹果CEO。乔布斯还希望库克做的不是“下一个乔布斯”，而是他自己。库克曾说：“乔布斯曾经帮助我思考过自己的定位，他选择我当继任CEO的时候，就和我谈过，‘不要想，如果是乔布斯的话，他会怎么做。你就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
再说一下谷歌。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 · 佩奇和谢尔盖 · 布林早在2001年就找来埃里克 · 施密特出任董事长、CEO，施密特担任了10年谷歌CEO，2011年卸任后由佩奇接任。2015年谷歌进行组织变革，建立母公司Alphabet，进入更多创新业务领域，佩奇的工作重心也转向新业务，转任Alphabet CEO，谷歌CEO则由主导安卓研发的皮查伊掌舵。2019年，皮查伊同时担任Alphabet和谷歌CEO。
佩奇和布林在公开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相信现在是时候承担作为自豪的父母的责任—给予建议和爱，而不是每日的唠叨。”他们在信中对皮查伊高度评价，说“他为我们的用户、合伙人和员工带来了对技术的谦逊和深深的热情，他和我们紧密合作15年了，他和我们一样对Alphabet结构的价值充满信心，有能力为我们解决科技方面大的挑战”。
不难看到，无论是苹果选择库克，微软选择纳德拉，谷歌选择皮查伊，还是亚马逊选择安迪 · 贾西接替贝索斯担任CEO，这些代际传承都和血缘、亲缘无关，董事会选择的都是在公司已工作多年、战功卓著、能看到未来的领导人，同时也给他们很强的与业绩挂钩的激励。
如果对比中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增长性最好的是字节跳动和拼多多，这两家公司的创始人张一鸣和黄峥早几年就不再担任CEO，好像消失了一样，也说明完成了CEO交棒的公司有可能实现更好的发展。
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比尔 · 盖茨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领导人之一。他开创了软件这个行业，同时，在他自己完全离开微软、献身慈善事业后，还能看着公司一步步成为世界市值第一，在云与AI的大时代再领风骚。当然乔布斯也很伟大，虽然他早已长眠，但他选择的库克将苹果的事业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