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

塔尔科特·帕森斯（1958）

作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翻译者，我理应在此新版印行之际表示极大快慰。它作为现代经典的地位已经确定无疑，这对于重要的学术著作来说，当然就是达到了最高境界。尽管德文原著早在1904—1905年间就已发表了，但英译本1930年在英国初次面世时，除了宗教和经济史领域中范围有限的学者圈子之外，它几乎还不为人知。此外，至少在英语世界，《新教伦理》的作者韦伯与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和研究经济与社会之关系（《经济与社会》）的作者韦伯，这两者之间的声望也几乎毫不搭界。

从那时以后，韦伯多数极为错综复杂的比较—分析社会学著作以及大部分经济史著作都出版了英译本。虽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可以说，韦伯著作的主体部分，今天的英语读者已是唾手可得，如果读者愿意费些力气在韦伯更广阔的研究旨趣和思想背景中解读《新教伦理》，已经有可能无需求诸德文原著也大体上可以做得到了。

然而，除了他的著作从文献上已经绝对唾手可得以外，也由于毕竟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社会科学领域在这一时期大有发展，因而也有必要从一个完全不同于在《新教伦理》最初的影响下占据了支配地位的视角去看待这部名著。

可以说，早先人们的解读基调往往都是直接着眼于韦伯更有切身感受的那个特殊历史问题，即17—19世纪西欧家族商号类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发展。在这个框架中，首要的问题似乎涉及对历史变迁中的“观念”和“物质”因素加以平衡。之所以会有这种倾向，部分原因是韦伯本人所说的“因果链的一环”，部分则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思想趋势，比如下面由托尼教授撰写的前言（作于1930年）中就突出表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背景下，相对而言几乎就没有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体系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这才是韦伯进行分析说明的焦点所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韦伯与其他人一样把追求利润的工商企业放在突出位置，但他谨慎地指出，这并不是仅仅以利润为取向，把它视为至关重要的标准，而是说，这是一种细致、系统的理性规划与纪律背景下的取向，它把赢利与“官僚制”经济组织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也与高技术联系在了一起，而通常在他笔下，高技术最终就是发展出了一种科学基础。

于是，在描绘现代制度性与组织性秩序时的叙述重点方面，韦伯引入了一系列十分关键的新要点，其中大部分对于当时的经济—历史讨论还很陌生。这些要点非常有助于理解19世纪家族商号资本主义与现代大规模工业组织、科学技术和“大政府”之间的连续性要素。特别是，韦伯通过他的权威类型背景中的官僚制理论对政治科学家产生的影响，便足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作为现代工业秩序的诊断人，他大概是最为重要的诊断方案的主要设计师，而这种方案适足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重点分析类型，不论后者是严谨的还是轻率的。

韦伯往往是在对社会制度的结构与功能进行比较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表述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解释。因此，他不仅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经验主义分析家之一，而且是为数不多的原创性理论大师之一。就此而论，他的著作虽然断断续续，并不完善，但通过广博的知识以及比较社会制度的细致的结构分析，是韦伯首先将价值观在决定人类社会行动时的作用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从而彻底淘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陈言旧说。因此，正如工业秩序的事例一样，在这个综合性理论领域，韦伯著作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他如何判定观念因素还是经济因素具有相对重要性，而在于他分析社会行动系统的方法，因为在这个系统中，对行动发挥了影响的不光是“经济力量”，而且还有观念和价值观。

在这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中，韦伯的贡献显然与他人的贡献不谋而合了，其中最突出的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美国社会学的某些动向则与库利（Cooley）和米德（G. H. Mead）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社会学的心理学边界线上则有弗洛伊德的著作。结果是不仅提出了重要的经验问题，而且重构了能够研究这些问题的参照系。从经验角度来说，那种与禁欲主义新教伦理相联系的对待赢利工商业的态度，如今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被认为仅仅构成了一个重要案例，犹如默顿（Merton）明确指出的那样，这个领域首先包括了对于科学发展的态度，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个文化与社会组织类型的态度，这种类型在法律上、在大规模私人与公共组织中，以及—也许最重要的是—在现代大学和现代职业组织中，都把普适性原则置于突出位置，它与教会一起，在韦伯所关注的文化要素和现实的社会结构之间，形成了结构连贯性的关键环节。

因此，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韦伯有力推动了基本问题的转向，即从宗教和文化价值观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行动与社会，转向了它们是如何影响的以及它们又如何被环境中的各种其他因素所影响。《新教伦理》本身只是韦伯亲手建造的宏伟大厦的一个砌块，而且与韦伯时代以及那时以来的其他许多著作相比，当然还显得比较粗放。然而，有眼力的阅读过程将会得到非同寻常的指引，极有助于把更老练更精致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历史分析中的难题，也极有助于对这个世纪已经发达起来的社会进行解释。

195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