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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领导一段时间，孔子自认为有了不少实践经验。他开始明白，政治上的事儿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没书本上写的那么简单、那么理想。想干成点事业，原则之外还要搞点权变。他感叹，当年和他一块儿学习的老朋友们，未必都能一起干事业，剩下几位一起干事业的，也未必都会搞权变。他还感叹，庄稼苗长起来，未必都能长穗子，就算长了穗子，也未必能长粒收粮食。
这是他早年在农村的经验，应该是觉得很多学生当年功课都挺好，但现在不会当官办事。跟那些人比，他自认为更懂权变，会实务。
另外，孔子还发现，早年那些穷伙伴，“鄙夫”，如今靠他的提携当了官，但未必都想认真干事业。这些人祖祖辈辈穷怕了，刚混到上层人里边，最忌讳提到当年的苦出身。而且他们更唯利是图，捞起钱来不知满足，往上爬不择手段，其用心之深，贵族出身的人都比不上。
孔子没点名，说的大概是他早年的一些学生。另外他哥哥——颜家老大，估计也不会闲着。弟弟当了这么大的官，哥哥难免在乡下打着他的旗号折腾。
总的来说，孔子当大司寇的头一年，自我评价还不错，毕竟“知天命”了。他告诫学生们：“后生可畏，你们到了我这年纪，肯定比我还成功吧？人要到四五十岁还没什么名气，可就有点白活了！”
《论语·乡党》还记载了一些孔子“上班”的表现，主要是对国君、同僚和上下级的关系，基本特征是恭敬、慎重：和比他低的“下大夫”谈话，表情和蔼、随意；和同级的“上大夫”（卿）谈话，就比较郑重了；上朝和国君在一起时，就恭敬而慎重。
这么看孔子像个闷葫芦的时候居多，但他有爱说话的时候，就是鲁国太庙里举行祭祀典礼，这是他最拿手的领域，所以很乐于发表意见。
孔子这司寇没自己的衙门，主要工作都在国君的朝廷办了。所以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上朝，也有一套规范：
春秋的诸侯国还都是小国寡民的状态，没有故宫“三大殿”那么气派的朝堂，上朝的官员数量多了，屋里就装不下，所以官员们都是在院子里列队，国君坐在敞厅（朝堂）里接受朝见。孔子进国君宫殿的大门时弓着腰，缩着身子，不走大门的正中央，不踩门槛，很低调地进门。
进了庭院，要先上朝堂拜见国君，因为他级别高，要先跟国君见个面，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单独交代的，再回到院子里自己的座位。孔子走过庭院里众官员的队伍时，表情庄重，轻手轻脚地快步过去，说话也不敢高声。然后是上台阶进朝堂，还要做鞠躬状，两手把朝服的前襟提起来一些，以防上台阶的时候踩住摔跤，呼吸也几乎要屏住……
面见完国君走出朝堂就不一样了。下台阶时他呼吸就比较自如了，手还要提着前襟，表情放松、开心；到最后一级台阶，变成小步快走——“趋”，然后放下前衣襟，两臂朝外平伸一下，再拱手到胸前——朝服的袖子肥大，这动作就像鸟张开了一下翅膀，“翼如也”。然后是回到百官队伍，到自己的位子，又要像来时一样恭敬谨慎……
此外，孔子还有为国君招待外国使者、祭祀祖先的工作，都是谨慎恭敬加必要的放松，和上朝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