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早年生长在乡下农家,成为贵族后才搬到都城曲阜里面。《论语·乡党》记载了一些孔子在乡里(社区)生活的言行,而且是和他从政时的各种言行放在一起的。所以孔子当了大司寇之后,可能搬到了新社区的新房子里面,这两种记载就放一起了。
这里说说孔子在“社区”的生活,这属于社交生活和邻里关系。
春秋时阶级划分明显,“士、农、工、商”,是最主要的世袭阶层。其中士是贵族,其余的都是平民。能居住在曲阜城内的农民很少,主要是士、工、商三个阶层,或者说职业。那时的居住区划分比较严格,各阶层的人各有城区,不会杂居。商人居住的城区是“市”——市场,那时大街上不能随便开门店做生意,必须在“市”的街区里面。手工业者也有专门的城区,现在考古发掘出一些西周春秋的城址,都能看到这种手工作坊集中的城区。因为像冶金、制陶、制作骨器这类作坊,遗址很容易分辨。士大夫等贵族,也集中在自己专门的城区里面。
当然,高级贵族会有好几个“家”,都城里有一处主要的家,供在朝廷上班用。大贵族的宅院很大,往往要占一个街区甚至更多。春秋不像后世,官僚机器没那么发达,官府衙门也很少。大贵族除了上朝和国君、同僚们议事,平时都是在家办公。比如季氏当司徒,他家就等于司徒府(衙门)。
此外,贵族在都城郊外往往有一处乡间别墅,供假日里家人、同僚们休闲聚会。然后,在自己的封邑还会有一处家宅,如果犯了错误,得罪了国君,贵族往往要辞职回封邑里居住,表示闭门思过。大贵族的封邑很大,像三桓家族瓜分了鲁国,他们都要营建一座城池做自己的封邑中心。
都城里士、工、商分城区居住,这是普遍情况,但也有例外。比如齐国的老丞相晏婴,他家就住在市场附近,而不是贵族城区。他解释说:这样买东西方便。但鲁国是很重视传统礼仪的诸侯国,按阶层分区应该比较严格。
那时不仅农村里有乡,城里的城区也叫“乡”。跟贵族生活有关的“乡”,都是指都城里的城区。比如贵族礼仪里,有专门的“乡饮酒礼”“乡射礼”,有人误会成在乡村里喝酒、射箭,其实这是贵族们的宴会,一般是在家里举办。城里同乡的街坊邻居叫“乡党”,也不是农村老乡的意思。
孔子成了贵族,肯定会尽量住到“士”的城区里面。从《论语》记载的他的社区生活可以看到,他正是生活在贵族士大夫扎堆的街区。比乡再小的街道、社区叫“里”。孔子说:家所在的“里”,一定要有仁人做邻居才好,这样便于求知。
那时的贵族街区,基本都按家族亲属关系分布。孔子在曲阜城里安家,在孟氏家族生活区建房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这家庭一直和孟氏有上下级关系。
对于不务正业、屡教不改的贵族子弟,当时有“强制搬迁”的惩罚措施:第一次惩戒,先强制搬迁到相邻的城区(乡),离开家族、宗族的聚居地;如果还不改悔,就强制搬到郊外;再不改,搬迁到边境,直到最后放逐到化外蛮夷之地。后世的流放刑罚就是从这来的。
乡饮酒和乡射,是都城贵族们主要的社交聚会。孔子编辑的《仪礼》中,对它们的程序有详细说明。古代注释家说,这是管理乡的大夫组织的活动,按时令举行。其实不一定,有影响力的贵族可以随时召集,像孔子少年时,季氏宴请所有“士”以上的贵族,就算是一次大型的乡饮酒礼。孔子成了大夫,肯定常参加这类宴会,他家也可能组织类似的聚会。
乡饮酒礼,或者比较正式的社交宴会,一般主人家拟好需要宴请的宾客名单,派发请帖,还要请一位擅长社交的贵族担任司仪。客人到了以后,按照年龄在堂内依次就座。古代中国不像现在坐椅子、沙发,那时都是“席地而坐”,地上铺一张大席子,上面有每个人坐的小垫子,宾主登堂入座,要脱鞋、脱袜子,跪坐在垫子上,具体说就是先跪下,再坐在自己脚后跟上。成语“正襟危坐”,这个危坐就是跪坐。孔子坐有讲究,“席不正,不坐”
。
中国古人喜欢用“磕头”表示尊敬,跟这坐姿有关,因为那时坐着就是跪着,弓腰低头表示初步的敬意,这叫“拜”,其实就是跪着鞠躬。更高的敬意,就要把手放到席子上(左手在右手上),躬身把额头磕到手背上,这叫“稽首”,类似于后世的磕头。唐宋以后,中原人不再席地而坐了,磕头就成了很特殊的礼节。
如果席间表示恭敬、致谢,就跪着把身子直起来,这叫“作”。孔子在社交场合很谨慎,如果见到穿丧服的、穿礼服(正式的冠冕,上朝的装束)的,哪怕是很亲密的私交或者比自己年幼的,都要表情严肃,跪起来“作”一下,表示尊重。见到盲人经过也是,这种人一般是乐师。如果穿丧服、礼服的或者盲人已经落座了,孔子经过他们面前就小步快走(趋),这也表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