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极端贫困

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创造了许多震撼世界的奇迹，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消除极端贫困。

在共和国的前30年里，中国完成了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设，尤其是完成了对于扶贫工作无比重要的基层组织建设；我们从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初步建成了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和科技体系；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推动了教育和基本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中国的人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5岁，文盲率从80%降到了20%；我们通过抗美援朝的胜利，通过发展“两弹一星”等，为国家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就是当年毛主席说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中国实现了“三十而立”，为后40年国家的全面崛起，包括大规模消除极端贫困奠定了基础。

但这“三十而立”的30年，我们也走过不少弯路，欠了民生的账。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还相当低，人均GDP低于非洲的平均水平。当时中国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大都还没有用上电；中国外贸规模还很小，而出口产品中的75%都是附加值非常低的农产品；即使在上海这样比较发达的地区，人均居住面积却还不到5平方米，多数家庭生煤球炉做饭，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供应，那时有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自行车票等。当时中国年轻人结婚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置办一台缝纫机是为了补衣服，当时的说法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自1978年以来的四十多年，中国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推动改革开放创新，实现了国家的全面崛起，做到了“四十而不惑”，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伟大成就：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40年间，中国7.4亿人口脱贫；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有8.5亿人口脱贫，也就是说，世界上近80%的贫困人口是在中国消除的。至2020年，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已经彻底告别极端贫困，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堪称一个可以载入人类文明发展史册的伟大奇迹。

中国的扶贫经验根植于中国的国情，他国无法照搬，但成功的经验往往具有共通的道理，这些经验对很多国家乃至对全球治理可能都有启发。下面我和大家一起简单探讨一下中国扶贫成就的主要经验。

首先是民本理念（people's livelihood first），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中国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历史传承，过去数十年中国政府提出的“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实现全面小康”都反映了这种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思想。中国扶贫的巨大成就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取得的。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把改善民生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一定要把消除贫困作为一项核心人权来对待，因为贫困本身就是对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亵渎。

与西方在非西方国家推动的发展模式相比较，西方把自己界定的所谓“民主化”作为发展成功的关键所在，这已被中国经验证明是靠不住的，甚至是愚蠢的。多少发展中国家，为了得到西方的认可，为了得到西方的一些援助，追求“为民主化而民主化”的民主原教旨主义，结果是无休无止的“党争”和各种宗教、族裔、地区矛盾和冲突的大爆发，甚至陷入无政府和战争的境况之中，消除贫困遥遥无期。

中国“以民为本”的理念纠正了西方人权理论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偏差，即只重视公民政治权而不重视民生权。欧洲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提出“自由”“平等”“产权”等理念的时候，他们所代表的是当时新兴的有产阶级，在那个年代，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都是合法的，最悲惨的贫困发生在殖民地，不在欧洲。西方多数国家对于非西方世界的贫困问题至今麻木不仁。我一直说市场原教旨主义行不通，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西方应该放弃农业和畜牧业的补贴，让更具有比较优势的非洲来发展这些产业，但非洲人早就说，“今年欧洲牛拿的补贴，比非洲人的收入还高，叫我们怎么竞争？”这就是真实的世界，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教科书所描述的世界。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世界上还有如此之多的人口生活在赤贫之中，怎么说得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消除贫困的成功经验必将影响整个世界，特别是整个非西方世界。

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在西方模式下，互联网一出现就被某些力量高度政治化，成为西方推动“政权更迭”的手段，结果是“水土不服”，给许多国家带来了混乱乃至战乱。互联网政治化今天也给西方国家自身带来了民粹主义泛滥的严重问题。政客们处心积虑琢磨的是如何将网络打造为党派斗争的工具，而不是造福人民的平台。美国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闹剧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这一事实。

相比之下，中国的互联网革命和大数据革命始终是在“以民为本”的理念下推进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流传着“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人们提出“要想富，先联网”，中国的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消除贫困极为有效的手段。多少贫困地区的百姓，通过互联网把自己家乡的土特产品推介和销售出去，不仅摆脱了贫困，更打开了致富之路。

第二是有为政府（a pro-active state）。中国的党政体制在扶贫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首先体现为制定和执行各种发展和扶贫规划。自1953年以来，中国政府每隔五年就制定一次五年规划，并实现了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规划的转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从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进行中长期战略规划的国家——包括扶贫战略和专项扶贫计划等。这与西方模式下多数国家缺乏规划及其执行能力形成了鲜明对照。党的十八大明确要求，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并且我们的扶贫标准是“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此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国家的农民有土地、有房子，如果把这些都算进去的话，便是“两不愁，三保障＋土地和房产”，以我自己实地走访过七十来个发展中国家的观察而言，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标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等南亚国家和多数非洲国家，怎么都是中产阶层的标准。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致等于100个普通欧洲国家之和的超大型国家，治理体系分为六个层级，也就是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市一级、县区一级、乡镇一级、村一级，每一级都要承担扶贫责任。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超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各级干部，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长期在高负荷、高压力下进行扶贫工作，相当不容易。各级地方政府也都参与各项帮扶工程，如干部驻村帮扶工程、帮助贫困村培养创业致富带头人工程、扶贫小额信贷工程（以政府信用为贫困户担保，地方财政出资建立保证金，银行为贫困户发放贷款来发展生产）等。

第三是发展引领（a development-led process）。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扶贫主要采取传统的救济方式，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主流扶贫模式，但中国人很快认识到，救济式扶贫往往治标不治本。大家如果去过美国的话，一定会看到很多超级胖子，一般都是少数族裔，大概率是穷人，一看就是吃“垃圾食品”长大的——因为美国扶贫的一个主要方法是发食品券，食品券换来的大都是高脂肪、高热量、高糖的“垃圾食品”。联合国有关美国贫困状况的报告指出，“美国有4 000万人生活贫困，其中1 850万人极度贫困，而另有500多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的第三世界水平当中”。 如果按照中国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来推算的话，这个比例放到中国大约等于“1.6亿人生活贫困，其中7 400万人极度贫困，而另有2 000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的第三世界水平当中”。可能有感于此，美国总统竞选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公开赞扬中国扶贫的巨大成就，他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中国及其领导层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取得的进展，超过了人类文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 我老说美国今天可以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扶贫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推动开发式扶贫。所谓开发式扶贫，就是动员、鼓励、引导贫困地区的人民通过经济开发达到脱贫目的。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在开发式扶贫上积累了不少经验。例如开发贫困地区资源要注意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并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等。现在中国开发式扶贫已超出了单纯发展经济的范畴，融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发展内容和越来越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容。

在一个更广的意义上，中国始终抓住“发展”这个牛鼻子不放松：发展的目的是顺应民意，让人民摆脱贫困，过上更为富裕和美好的生活。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和现代化社会，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整个国家的发展导向，在发展中解决贫困问题。以中国经济腾飞带来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为例，2017年中国财政首次达到了17.26万亿元人民币，这使中国扶贫事业有了更大的底气。党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大大提高了中国开发式扶贫模式的水准。

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发展引领模式的成功是很大的鼓舞。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许多开发项目也产生了很好的扶贫效果。中国项目的执行力远远高于西方同类项目，一位非洲国家的驻华外交官对我说：“我们和欧洲人一个项目尚未谈完，中国人已经帮我们完成了三个项目。”非洲现在还有一个调侃西方模式效率低下的说法，英文叫“NATO”，这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英文缩写，但这里的意思是“No Action, Talk Only”，也就是中文说的“只说不练”。

第四是多管齐下（a multi-pronged approach）。在扶贫领域内，中国创造了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的“大扶贫”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市场、社会均参与扶贫事业。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认为市场经济本身会产生所谓“涓滴”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也就是自由化和市场带来发展，发展的成果随之会自然而然渗透到社会基层，使贫困人口都受益。但过去数十年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纯粹靠市场机制无法产生这样的效应。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政府的宏观协调，只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层缩小——今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面临这一严峻的挑战。

中国多管齐下的“大扶贫”模式，不仅大幅度消除了贫困，而且迅速扩大了中产阶层的规模。中国于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本身就是一种多管齐下的模式：既发挥市场的作用，又发挥政府的作用，更发挥两者之间的合力；既发挥国有企业的定力，又发挥民营企业的活力，更发挥两者互相补充的力量，从而产生扶贫和发展的乘数效应。比方说，国有企业建设了中国一流的基础设施，包括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网、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铁网、世界最大最好的4G基站网。至2022年底，中国移动通信4G基站有603万个，5G基站数量230万个，而美国AT&T、Verizon等三大运营商加起来也就42万个左右，中国的基站数量几乎是美国的20倍。所以根据2017年数据，在移动互联网应用如移动支付、网购等方面的规模中国是美国的70多倍。 这一切为中国农村电商扶贫乃至农村电商大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中国民营企业为扶贫事业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今天民营企业提供了整个国家约50%的税收、60%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中国还有政府搭桥、“民营企业＋农户”的扶贫实践：许多民营企业起于乡村，发展于乡村，与农户有着天然的联系，它们同许多非政府组织一样，积极投入扶贫事业。

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过去40年中，中国中央政府发挥着对这个超大型国家提供宏观指导和保证稳定平衡的作用，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税收财政、土地和政策支持等资源，吸引投资，促进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地方的就业和社会繁荣，最终推动了整个国家的扶贫事业和中国的整体崛起。

在多管齐下的“大扶贫”模式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等理念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以上海参与的东西部扶贫协作为例，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下，上海与新疆，特别是新疆喀什地区结成了对子，开展合作。短短八年间，上海已派出数千名干部、教师、医生、志愿者赴喀什的莎车、泽普、叶城、巴楚四县开展援疆工作。上海按照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6‰支援喀什，大大改善了当地的水、电、气、路、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条件，同时喀什的各种优质农产品也被推介到上海，深受上海市民欢迎。上海游客奔向新疆，切身感受到新疆是个好地方，感受到西方为恐怖主义张目、攻击新疆所谓人权问题的荒谬与无耻。

回望新中国七十来年扶贫事业的辉煌成就，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 ；从横向看，我们解决了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也解决了西方扶贫救济模式治标不治本的难题。扶贫的根本是发展，下面让我们在对西部大开发的讨论中，再次感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力量。 So0W8ytfobi3JuUwCHuXEIaO2Xyhr0SqVVfv6wflr+mdZELYkYZiF3t9Xm2Rr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