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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我们的企业躲都躲不过去。所谓温水煮青蛙，一开始企业没有感受到什么，往前深层次发展时，会发现变化越来越大。梳理一下有以下几个变化。
经济的大系统开始转向低增长了。大系统高增长的时候，每个产业里的机会总量是增长的，这种情况下，竞争的程度是弱的，大家都可以在增量中获得机会。什么叫“在增量中获得机会”？今年的市场规模增长了10亿元，无非就是你拿5亿元，我拿2亿元，他拿1亿元，其他各拿走几千万元，虽然有多有少，但不会因为你拿多了，我会损失。大家都在增量上发展，然后有了规模，就能消化组织内部的各种冲突和矛盾。
现在大系统低增长，主要产业的增长速度放缓，总体的机会变少，企业竞争的方式就会随之发生改变。我们去观察行业，现在普遍被大家认为有增长机会的，只有跟新能源有关的行业，别的行业都不会像过去那样具有风口性质，不会有特别快的扩张速度。
我们看几个数据。从2000年到2012年的十几年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为8%―12%，那个时候产生了很多大企业，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京东等一些主流的企业，都是在那时起家的。那时的机会就像黄河水从源头往下流，你只要踩在里面，前进的势头挡都挡不住。2013年到2021年，增长速度变慢了，基本上在6%―8%，但是与全球同期的三点几相比，几乎高出了2倍，也是一个很快的增长。这一段的日子也不太难过，大家过得也很好。
这个时期我们中国的企业都是把增长作为经营本身，因为宏观在增长，你不增长的话就没有规模，没有规模你就没有优势，你的市场地位就堪忧了，很快就会落后于行业，落后于一个时代了。而且我们有一个保级速度，可以把增长当成经营本身，但其实经营远远比增长要复杂。
到了2022年，大家公认这是有史以来最难过的一年。我们体感上尤其难受，经营的连续性不断被打断。你在市场中刚刚搞一个推广活动，第二波该去收割粮食了，结果被封控了，好不容易市场界面打开了，结果供应链断了。2022年的增长速度被压到3.0%，这是很低的增长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月31日更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5.2%，较前次预测大幅上调0.8个百分点。近期，联合国也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加速。尽管预测上调，但与过去6%以上的增速相比，显然，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
国外机构做经济预测最典型的是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最近若干年它一直对全球经济做预测，其新近发布的报告表示，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它讲了很多原因：第一，三年疫情可能导致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发生改变。第二，人口老龄化，它认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老龄化程度高的话，经济就缺乏活力。第三，它认为中美脱钩使中国在技术获得上有了难题。总之，经济发展已经开始趋势性放缓。
不管哪种数据，我们看到的趋势是，未来是低增长态势，这对企业的影响很大。宏观不增长的情况下，只有能判断出结构性增长机会的小部分企业，才能发展得很好。那些靠宏观增长、靠低质量增长的企业，未来发展的机会就会很小。
过去，中国企业的增长方式是什么？其实是建立在全球一体化基础上的增长。《世界是平的》一书的观点是，全球一体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做分工，而且有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中国干活，美国消费。我们是非常勤奋的民族，大量的财富是干出来的。我们有现在的GDP水平，还一直强调奋斗。消费中国产品的大部分是西方人。
第二，美国创造，中国制造。美国有很多原始的创新，许多无中生有的需求是美国人创造的。经济学家也在讨论，为什么创新会发生在美国？为什么创新转为制造以后，很快会转移到中国、印度、日本这些地方？因为世界是一体化的，它总会有一些创新高地，有一些制造高地，有一些交付高地，以世界级的产业结构规律发展。
第三，美国在技术端创新，中国在市场端创新。我们少有原创性技术创新，多是从国外获得技术，之后在市场端创新，类似于支付宝、微信等。这是现在大多数企业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离消费者太近了，在一个大市场里，就很容易在市场端创新，所以说中国的创新发生在下游，在应用端。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的创新应该从消费领域和流通领域，转向制造领域和研发领域，但是这个转移还没有完成。
现在，中美脱钩看起来是不可逆的，只是节奏会怎么走？如果要让中国的创新领域发生改变，从哪里获得技术？在很多领域的原创性技术，你不能获得，只能靠自己去创新时，你能不能支付技术创新的成本？你有没有相应的文化、人才、机制？这些都是问题。
另外，即便是中美不脱钩，供应链的转移也是世界趋势。我们知道，制造一直从高往低流，往低势能的区域流动。早期的制造中心从欧洲往美国走，美国后来又转移到日本，日本之后又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之后又转移到中国大陆。这个过程就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哪里，劳动力的密集型在哪里，它就往哪里转移。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成本开始提高的时候，它就会再寻找洼地，继续往低处流。
关键问题是，在不可逆的转移过程中，你的企业留下了什么？欧洲留下了精密制造产业，高端仪器、高端设备，比如光刻机，这些精密的东西它留下了，其附加值非常高。为什么欧洲的福利那么高？它通过知识的附加值，获得了高利润。美国留下的是创新，是前沿的、原创的东西，尤其像硅谷这些地方，它的观念、它的机制形成了配套体系。日本留下的在材料领域，在高端的制造领域，这跟它的人口结构是匹配的。
中国在这个不可逆的转移过程中，会留下什么？低端制造一定会转移，而且在加速，除了自然转移，西方企业还在有意识地脱钩。年前我在长三角跟一些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企业负责人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讲，类似于亚马逊这种企业，每年做战略目标、做预算的时候，就有一项措施——减少中国产地的比重。这种减法，它也是不可逆的。
那么我们企业的增长方式到底要怎么转移？我一直觉得“专精特新”这个概念提得特别好，其实这也是对企业的要求。每个企业都应该在技术端、在能力端去创新，去积攒能量。这条路应该是中国企业在现在的结构下求解的路。官方、企业、民间对此都有着强烈的共识。
“不确定”一词我们谈了好几年，但是到了2022年，我们发现过去谈的不确定，其实是假不确定，2022年它变得真不确定了。
第一，极不连续。疫情带来的变化，确实让中国企业最大限度地体验了经营的不连续性。经营连续性是对企业经营稳定的一个要求。经营上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怎么让你的业务流是连续的，不怕订单小，也不怕毛利低，最怕不连续。一旦不连续，今天有订单，明天没订单，那固定成本的分摊、人员结构的稳定就很难维系。
疫情中我们体会到了，但是疫情结束后会怎样？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不好说，病毒却不断出乎我们的意料。
第二，极不稳定。在宏观的政策环境下，很多产业已经受到了影响。产业的不连续不稳定造成我们很难对未来做预测，甚至我们的理解能力都很难判断现在的变化是怎么产生的。
深层次来看，就是“道不可循”，在“道”层面上你不可循。你在表象上不能预测的时候，可以遵循底层的“道”的规律，此“道”意味着是要融入世界的，我们就会按照世界的规矩去做，尽管有摩擦，但是规则的一致性是变强的趋势。我们可以大胆地让资源全球化。国内企业一直在这种全球化路径上走，先是把产品卖到国外，后来把业务搬到国外，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但是如今你会发现，再往前走的时候，就“道不可循”了。因为大环境的不确定性太强，有些事情，你过去认为可以干，现在有时候可以干，有时候不可以干。这种极端不确定性，导致企业的经营很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