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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和稳定器。
三年疫情，全球遭遇新的难关，中国还能扮演当年的角色吗？
2010年，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籁思（Lyons）团队发布了关于超级周期（Super cycle）的报告，提出人类经济增长的第一个超级周期是19世纪下半叶，从1870年至1913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2.7%，比之前的半个世纪高出1%，美国成为大赢家，从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一跃成为第一。
第二个超级周期从二战后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经济年均增长5%，日本和东亚、东南亚一些经济体受益最大，日本占世界经济比重从3%上升到10%。
第三个超级周期从2000年到2030年，是一个由贸易增长、高投资率、城市化和技术创新所推动的历史性全球高增长时期，“其特点是出现大规模的新经济体，以及新兴世界首次出现高增长率，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中国成为继美、日之后，又一个在超级周期中获胜的超级选手。
现在回看他们的研究，“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的估计太过乐观。
如果说2000年到2030年是一个超级周期，从2018年前后开始，众多变量的出现，使这个周期可能提前结束了。
我把这些变量简单概括为“三乌”加一个陷阱。
“三乌”是：乌卡化（不确定性多发）、乌龟化（全球贸易和经济实际增长的低速化）和乌克兰化（剧烈的地缘危机）。
一个陷阱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
这些外部变量，对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构成了重大冲击。
而在内部，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文化性的问题也不断出现，人口老龄化与2022年总人口首次下降更是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
我在过往的文章中提到了“三个更要”，即更要反思（rethink）、更要改革（reform）、更要开放（reopen），英文都是以r开头。以“3r”对抗“三乌”，是我想到的出路。
考虑到政府、事业单位、国资国企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未来的改革重点无疑是政府改革、国资国企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等。
这是比较困难的。但过了这一关，经济才会有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