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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遥远的南太平洋上，坐落着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和平格拉普环礁。这片被海滩和珊瑚礁环绕的环礁面积约为3平方千米，其中央有一个清澈的潟湖，岛上有一条主街、一所学校和众多教堂建筑群。平格拉普岛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天堂”。然而，在当地大约250名居民中，有相当多的人天生就有一种罕见的生理缺陷，即全色盲（achromatopsia）：这种疾病会消除他们视野里的全部色彩。他们从未见过像海水一样碧蓝的天空，从未见过当地单斑蝴蝶鱼（teardrop butterflyfish）身上那像阳光一样明媚的黄色，也没见过小军舰鸟（great frigatebird）在发出求偶声时充血的深红色脖子。他们的世界里只有渐变的灰色和加深的阴影。
1994年，神经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从纽约出发，开始了长达12000千米的朝圣之旅，前往他所说的“色盲岛”。自从孩提时代在一场特别令人不快的偏头痛中经历了一次突发性的短时间全色盲以来，他一直对这种疾病十分着迷。虽然这段经历只持续了几分钟，但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萨克斯写道：“这一体验吓到我了，但它也让我感到好奇，我很想知道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色彩的世界里是什么样的感觉，不只是几分钟而已，而是永久性的。”多年后，他遇到了其笔下患有全色盲的乔纳森一世（JonathanⅠ.）。乔纳森一世是一名画家，在车祸中丧失了色觉。他将自己的情况比作“看黑白电视屏幕”。“我的棕色狗变成了深灰色，番茄酱是黑色的，”他补充道，“人们看起来就像有生命的灰色雕像，肌肤是老鼠一样的颜色，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像是用铅铸成的。”他的世界变得贫乏，甚至怪异，萨克斯怀疑这是不是因为尽管他已经不能再记起或梦到颜色，但他仍然知道事物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平格拉普岛可以为萨克斯提供新的视角，因为这里的色盲岛民从出生时起就是色盲。“我对岛民的全色盲文化有一种半幻想式的想象，”他若有所思地说，“在那里，人们的感官和想象方式和我们截然不同，而且由于‘颜色’完全没有指涉或意义，所以没有关于颜色的名词，没有关于颜色的隐喻，也没有表达颜色的语言。”他和挪威视觉科学家克努特·诺德比（Knut Nordby）一起踏上了前往平格拉普岛的旅程。诺德比和岛上的居民一样，天生就是全色盲患者。当时萨克斯和诺德比走下轻型螺旋桨飞机，来到平格拉普岛的混凝土跑道上，在那里，一群眯着眼睛的孩子对他们表示欢迎。萨克斯意识到，这是岛民第一次看到来自其他地方的全色盲患者，也是诺德比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自己的同类。“这是一场奇怪的相遇。肤色苍白的克努特·诺德比穿着西服，脖子上挂着相机……被一群全色盲孩子环绕着——画面非常动人。”
该研究小组很快发现，这些色盲岛民会竭尽全力地避免刺目的阳光。他们只会在清晨和傍晚出门，很多人从事夜间捕鱼的工作。那些勇敢面对白天的人只有在遮阳面罩、宽檐帽和太阳镜的保护下才敢出门捕鱼。全色盲不只是简单的颜色缺失。正如诺德比解释的：“如果暴露在强光下，我很容易目眩，实际上什么也看不着。”尽管存在诸多不便，但当地人并没有对色盲持负面看法。萨克斯了解到，全色盲在当地神话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被视为他们的神灵“夜之神”（Isoahpahu）的孩子。诺德比写道：“虽然我已经扎实掌握关于色彩的物理学及颜色受体机制等生理学方面的理论知识，但这些都不能帮助我理解颜色的真实本质。”不过，对于自己的情况，他也发现了一些积极的方面：“画家乔纳森一世曾反馈说颜色会变得‘肮脏’‘不纯’‘污浊’或‘褪色’，但我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而且在我过往的经历中，我的世界并不是苍白无趣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完整的。”
当萨克斯看着诺德比拍摄的这座岛屿的照片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色盲似乎并没有抑制诺德比对美的感受。他怀疑诺德比“是不是比我们其他人看得更清楚”，繁茂的植被在我们这些色觉正常的人看来是一团混乱的绿色，但在他眼里会不会是“一首由亮度、色调、形状和质感构成的复调乐曲”。这个想法暴露了他遇到的两次全色盲患者经历之间的鸿沟：乔纳森一世认为这是一场灾难，而诺德比和岛民们似乎很感激它的恩赐。后来又有一名全色盲患者对萨克斯说：“我们看，我们感受，我们闻，我们知道——我们将一切都纳入考虑范围，而你们却只考虑颜色！”这一观点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颜色是不是蒙蔽了我们这些色觉正常的人，让我们对世界所提供的很多东西都视而不见了。
在对现实的体验方面，全色盲患者想必和雀尾螳螂虾截然不同。如果色觉存在连续性，那么全色盲患者信息量丰富，但是单色的视角将在一端，而这种甲壳类动物的五彩缤纷则在另一端。介于两者之间的点，也就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会对我们的体验产生巨大影响。实际上，在我们这些眼睛拥有正常色觉的人之间，其实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性，足以让大众产生分歧，就像在2015年2月人们围绕一件裙子的颜色到底是“蓝黑色”还是“白金色”产生的争论一样。视觉体验的这种多样性令人信服地提醒我们，色彩并不存在于身外的世界，而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
有这样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哲学思维实验：“如果一棵树在森林里倒下，但附近没有人听到它倒下的声音，那么它是否发出了声音？”关于色觉，美国散文家、诗人和博物学家戴安娜·阿克曼（Diane Ackerman）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如果旁边没有人类的眼睛看着，那么苹果真的是红色的吗？”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在没有旁观者或聆听者去看或去听时，颜色和声音就不存在。颜色在观者的眼睛里。阿克曼补充说：“苹果也不是我们所说的红色的。”我们眼睛里的光感受器只会记录电磁光谱的一小段带宽，这部分电磁波被我们称为光。我们将不同波长的光感知为彩虹的多种色调。当阳光照射在苹果上时，果皮吸收一部分光，剩下的光被反射出去，其中一些会进入我们的眼睛。我们只能看到被反射的波长，并将这样的波长感知为红色。正如阿克曼所说：“苹果可以是任何颜色的，除了红色。”然而，在全色盲患者那里，某个部位发生了故障，使他们无法看到红色和任何其他颜色。理解这种无能力就是在清晰地认识我们的能力。
在萨克斯来访前大约30年，全色盲在平格拉普岛的发病率引起了一位年轻眼科医师的注意，她来自檀香山大学，名叫艾琳·胡赛尔斯（Irene Hussels）。她和她的同事在1969年乘船抵达这座岛屿，发现全色盲在每20名岛民中就有1例，而在正常情况下，全色盲的发病率不到三万分之一。和很多小岛社群一样，平格拉普的历史也是口口相传的。通过和部落长老的交谈，他们很快得知在大约两个世纪前，曾有一场风暴摧毁了这座环礁。进一步的研究表明，1775年，台风“Lengkieki”在几分钟内就消灭了这里90%的居民。随之而来的饥饿导致更多人死亡。最终只有大约20人幸存下来。包括当时的国王纳姆瓦基·奥科诺瓦恩（Nahnmwarki Okonomwaun）。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口数量开始反弹，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个人的生育规模。胡赛尔斯了解到，国王和第一任妻子多卡斯所生的六个孩子全是全色盲；根据遗传学原则，这种情况的发生要求国王和他的妻子必须都是全色盲基因的无症状携带者。这些科学家仔细追踪家谱，发现岛上每个活着的全色盲患者都是纳姆瓦基·奥科诺瓦恩的后代。当王室从台风浩劫中幸存下来时，他们的命运就已被决定：正是国王的大规模近亲繁殖导致了这种难辨祸福的基因遗传。
在接下来的30年里，胡赛尔斯结了婚，随夫姓莫梅尼（Maumenee），虽然她的研究把她带到了别的地方，但她的思绪仍然留在平格拉普。之后在2000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工作的她有机会主导一项研究，寻找导致色盲的王室基因。遗传学家们采集了32名岛民的血样（其中一半是全色盲患者），并对比了他们的DNA。之前的一项研究强调了8号染色体上一个特定片段的重要性，该片段有100多万个核苷酸，于是莫梅尼的团队开始了筛选这些核苷酸的艰巨任务。最终，他们找出了一个从奥科诺瓦恩国王世代相传的单位点突变，这正是岛民患上全色盲的原因。这个突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负责在人眼特定细胞（名为视锥细胞）的细胞膜上编码一种蛋白质]，从而导致我们视网膜中的总共500万个视锥细胞大量死亡。视锥细胞是赋予我们色彩的光感受器，它们是微观上的奇迹，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彩虹、丑角，以及大堡礁中最醒目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