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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讲过去的人和今天的人看戏有什么不同，讲讲你所不知道的过去人的生活。
看戏，是小事，什么时候都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你的祖父或曾祖父——也就是活在80多年前或70多年前的人，和今天的中年人、青年人对待戏的态度有什么不一样呢？
如果说，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基因”的话，那么，从现在七八十岁的人往上推，三百多年中，戏曲就写在那时人文化基因的一段染色体中，再往上推，这种文化基因又记载了两千多年中我们的祖辈代代相传的认知、思维、记忆、表达和交流的方式。
我们知道，不同的人群、民族或族群，因为文化不同，所用的语言，所采取的认知、思维、记忆、表达和交流的方式，是不同的。
三百多年中，不能说所有的人一个不落地都看戏，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喜欢戏，但作为一个群体——人群、民族，或族群，整体而言，是“活”在戏中的，戏，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正像，四川人不见得个个都吃辣椒，或个个都喜欢吃辣椒，但作为整体的四川人，是喜欢吃辣椒的。
我还是从离我们不很远的时候说起：
你知道陆小曼（1903—1965）吗？如果不是前些年有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可能还真没什么人知道陆小曼了——她在1903年出生，长得漂亮，人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文学和绘画方面都有高水平的作品留下来；英语、法语都好，17岁就被顾维钧——当时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聘作接待各国使团的翻译（当然是兼职，那时她还在上学）。在当时京城社交圈和舞会上，她是出了名的人物。当时，胡适说，陆小曼是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郁达夫更说，陆小曼是“振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
她19岁结婚，丈夫王赓，先后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点军校，担任过“一战”后巴黎和会时中国外交使团的武官，可以说是少年英俊，但陆小曼却说自己是在婚后一年多才“稍懂人事”的，到“无意间”认识了徐志摩后，被徐志摩那双眼睛照彻了肺腑，认明隐痛，不愿“再在骗人欺己中偷活”，“以最大的勇气追求幸福”，于是，她和徐志摩坠入了爱河。
徐志摩（1897—1931），今天的人知道他曾留学英、美，游历欧洲，是诗人、散文家，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教书，和胡适、梁实秋等结成新月社；知道他和林徽因的恋情，与张幼仪离婚，而又与当时是有夫之妇的陆小曼恋爱、结婚，及至最后死于空难；知道他留下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诗句，知道他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Florence）译为“翡冷翠”，并留下著名的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
在讲到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故事时，人们会谈到胡适如何斡旋协调，促成了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会谈到梁启超作为证婚人如何在婚礼上对这对新人大加训斥，会谈到陆小曼与翁瑞午，徐志摩与王赓，徐志摩与林徽因，徐志摩与张幼仪、张君劢兄妹的关系，会谈到陆小曼和张幼仪分别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茹苦含辛地编辑、出版了徐志摩的全集。但却少有人会认真地考虑陆小曼和徐志摩为什么会唱戏——京剧、昆剧都唱；我们知道陆小曼曾在一天中先后演昆剧《思凡》和京剧《汾河湾》，在另一天中和徐志摩同演京剧《玉堂春》。陆小曼还曾和俞振飞、袁寒云同演《奇双会》，要知道，这二位的演技可是和梅兰芳在一个档次上的。
陆小曼说过：“……天性不允许我吐露真情，于是直着脖子在人面前唱戏似的唱着，绝对不肯让一个人知道我是一个失意者，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其实，痛苦时在唱，欢乐时也在唱。
陆小曼
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的陆小曼与徐志摩
我们难以想象，今天一个北外的高才生、校花会唱戏？她可能会觉得那是很“土”的行为。
更难想象，她唱戏和名家同台，她的画值得名人品题，值得收藏、出版，并因此在后来由陈毅提名进入上海市政府文史馆，并入职上海画院。
我再讲另一个人——倪征燠（1906—2003），他毕业于东吴大学，担任过“二战”后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也是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国际法院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大法官——一个在工作中，甚至有时在生活中也使用英语的人，却一辈子喜爱昆曲，唱了一辈子昆曲。
他和我都是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成员。他在20世纪50年代来北京，在外交部条法司工作时，就去了昆曲研习社，我是在60年代初十几岁时去的。他做了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后，每次休假回北京，都要去曲社唱曲、听曲。
2004年，我去海牙参加中欧人权对话，住在滨海大道的库尔豪斯（Kurhaus）大酒店。这个酒店就在海边，非常漂亮，建于1828年，离现在快二百年了。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七国，到荷兰时，女王就在这个酒店接待了他。酒店接待过许多名人：丘吉尔、戈尔巴乔夫，但却因李鸿章来过，又被叫做“李鸿章大酒店”。
想到倪先生已经在这之前的一年去世了，我在海牙，面对大海，为先生唱《宝剑记·夜奔》，这是倪先生生前最喜欢唱的。当时，我真可以说是情思万千，感慨良多啊。
我想，在今天，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中，有人喜欢昆曲吗？在和我同样称法学家的人中，有人唱昆曲吗？
2018年，社科院老干部局组织离退休的科研人员参加活动，唱歌、舞蹈、摄影、书法都有人报名，唯独京剧开展不起来，蔡昉当时是副院长，主管老干部局，我写信给他，在他的督促下，老干部局又发了几次通知，仍无人响应。想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科院学部（也就是社科院的前身），有那么多知名学者喜欢昆曲、京剧，五十年后，社科院已经数以千计的离退休研究人员中，竟无一人对参加昆曲、京剧活动有回应。真是时代变了。
在几十年前，在已经过去了的那个时代，不是这样。
张謇（1853—1926），清末状元，立宪派，清帝退位诏书的起草者，民国初年担任过实业总长、农商总长，一生开办过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他喜欢戏，懂戏，在1919年举办了伶工学社（也就是中国第一所新型的戏曲学校），修建了南通更俗剧场。
穆藕初（1876—1943），企业家，担任过民国工商部常务次长，他喜欢戏，懂戏，在1921年出资支持昆剧传习所的创办。
在那个时代，工商实业家、军政要员、文化名流、学生，一般的市民和村民，甚至是秘密会社中人，都有相当多的人喜欢戏。
上海三闻人中，至少有杜月笙（1888—1951）和张啸林（1877—1940）不但喜欢戏，而且自己唱戏。杜月笙的恒社，马连良、叶盛兰、赵荣琛都在其中。1931年杜家的一次堂会，当时，全国的名角，除余叔岩外，全都参加了演出——包括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马连良、周信芳、肖长华等人。
再举两个人的例子。
一个是本已经被人们忘记了，但前些年由于一本书的出版和畅销，又被人们关注的陈寅恪（1890—1969）。
陈寅恪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在20世纪前叶同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后来，他先后当过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和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出版，使人们重新记起了这个通晓多种语言、熟知经史而又有操守的鸿学大儒，对他的遭际有许多感悟；但人们几乎没有怎么注意过他喜欢戏。
陈寅恪喜欢昆曲、京剧，我们从他的诗中和后人为他做的传中，都可见这一点。
1962年，俞振飞、言慧珠去香港演出，回来经过广州，又演了5场，包括一个专场。陈寅恪因为票送晚了，没看上，对一个副省长大发雷霆，可知陈寅恪对戏的喜爱程度了。
陈寅恪对自己在晚年没有看到俞振飞、言慧珠的戏耿耿于怀，见人就说，以至于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的书记陶铸和中共中央委员胡乔木都曾想过，怎么能让俞振飞、言慧珠再来广州演一场，让陈寅恪能够看到。
问题是：一个有身份、有学问、有涵养的长者，怎么会为了没看着一出戏而牢骚不断呢？
另一个人，毛泽东。据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都让警卫员给他背着京剧唱片和留声机。进了北京，还没有举行“开国大典”，就先让人从天津找来了侯永奎，在怀仁堂演唱昆剧《夜奔》。
晚年，病中，想看旧剧，北京、上海在“严加保密”的情况下，组织、拍摄了四十多部京剧、昆剧的电影纪录片
。
毛泽东曾在讲话中说：是“三娘教子”，还是“子教三娘”？《三娘教子》是一出戏，毛泽东用这话来表示是应该“青年人向老年人学习”，还是“老年人向青年人学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还讲到贾桂，这是京剧《法门寺》中的一个角色。1957年，在另一个报告（《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中他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是昆剧《夜奔》中的词。习惯性地用京剧、昆剧中的人物、词句来表达自己所要说的意思，说明戏已经进入了他的认知、思维、表达的方式之中了。
有政治人物在斗争激剧时唱“我手中缺少杀人的刀”，有人在郁闷中唱“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有自感处于人生低谷的人唱“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有人在穷困中唱“……好汉无钱处处难”，就连不识字的阿Q，都会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
我小的时候，一次，看到一个大人要去点心铺，就用戏中的韵白说道：“饽饽斋去者！”“饽饽”是满语“点心”的意思，当时北京人习惯说“饽饽”。
改革开放之初，有部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写乔厂长在“文革”中挨批斗的时候，站在台上，别人的批判发言一开始，他心中就会默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这，是京剧《空城计》中的词。
后来，有部电视剧《大宅门》，其中的白景琦，在小时候看戏，学会了《挑滑车》中高宠的一句——“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俺不免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挑滑车》，是京昆都演的戏）。后来，白景琦长大了，遇到难题和具有挑战性的事，就会习惯性地念出这句词，以示自己要以死拼杀。
在那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人们是活在戏中的，戏，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凝集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一种感知、记忆、表达方式，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或者说，戏，是他们文化基因序列中的一段染色体。
为什么会是这样？容我在后面慢慢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