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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个小题目，以昆曲-京剧为例，来讲讲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中国戏。
为什么要以昆曲-京剧为例呢？因为昆曲四百年，大部分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之中，可代表那时的戏剧，京剧一百六十年，接续昆曲，又与后来的昆曲并存（京剧中也有昆曲），表现出国门打开，传统文化应对外部世界时，中国戏剧的表现。
二者间的延续性，及与其他剧种的关联性，都使它们可以作为中国戏的代表。
另外，昆曲-京剧与其他剧种除在声腔、方音，及地方和时代风貌等方面有别外，内蕴在其中的传统文化的品性、质态，是相同的。
两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第一个问题：
人们常说现在可以作为中国戏代表的京剧是“国粹”。
那么，什么是“国粹”？
有说：国粹是一个国家固有文化中的精华，或者说：是一个国家特有的民族精髓、文化特质、人生价值、生活理念。
京剧被称作“国粹”，但中国十四亿人，从现有京剧团的演出数量看，一年之中，去剧场看京剧的，在十四亿人中，所占比率，可以忽略不计。通过电视看京剧的，查查收视率，也太低。
一国“国粹”，国人基本不看，看不懂，不喜欢，怎么解释？
第二个问题：
人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从遗传学上看，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人种没有太大的改变，可以说是这样。
但如果从制度文明和文化上看，恐怕就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没有变的，有说变了的。——说变了的理由，就是有“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有“新中国”“旧中国”、“新社会”“旧社会”的说法。
“新社会”“旧社会”，是说制度文明的质态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改变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改变了。
除了制度的改变外，生存环境的面貌也变了。现在的年轻人，从一出生起，看到的就全是“新气象”，“传统”的模样几乎见不到。我家附近有一家烤鸭店，叫“便宜坊”，店门外墙上写着：“八百年古都，六百年焖炉”，是说北京自成为金朝的中都以后，作了八百年的都城，“便宜坊”的焖炉烤鸭也有六百年的历史。我认得烤鸭店的人，说我给你们添两句——“二十年拆迁改造，旧迹一扫全无”。今天北京的孩子，是没有见过原来模样的胡同的。
说什刹海、南锣鼓巷是“老北京”，那是现在相当多的“新北京人”以及外国人的说法。真正的“老北京”，八十岁以上的人，知道那不是“老北京”。
那么，怎么看待传统呢？
对传统，有两种态度：一个叫做“破除”，一个叫做“继承”。
说要“破除”，当然是认为“传统”不好，“封建残余”嘛。意思很清楚，就是除自己创造、新中国独有的，凡旧有的，其他的，都是不好的。
而主张“继承”的，就比较复杂了——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有几种不同的主张，要“继承”的理由、目的各不相同。
“传统”，是一种文化。
什么是文化？人们日常的餐饮、衣着，使用的器物，居住的房屋，当它们和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习俗相联系时，就具有了文化的属性。
人们的一种代代相同的想法和做法，就是文化。
不同的人群、民族，或族群，文化是不同的。
在人类的历史中，很长的时间，不同人群的生活，是相对隔绝的；不同文化间的接触、融会，也是有限的。整体世界的形成，只不过是几百年的事。在整体世界形成后的今天，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文明求同，文化存异”
。
这些年，常听人议论春节过得没“味儿”，提不起兴趣来。但受到邀请，到已在北京生活多年的美国人家中过“感恩节”，却发现人家过得有滋有味的，人家不是早就“现代化”了吗？干嘛屋里摆那么多老南瓜，像个农民一样。
如果说我们不要那么长的历史，对过去的历史全持否定的态度，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破除“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过个“革命化”的春节，最起码，在当时，也过得红红火火。怎么一讲“传统”，反倒就没“味儿”了呢？
因为我们确实没有“传统”了。看看我们头上的发型、身上的T恤、脚上的鞋，哪一样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看看别的国家，既有世界通行的服装，也有各自的传统服装，在樱花下游赏、身着和服的日本人，在苏格兰街头演奏风笛的英国人……各国各地的人们，是在日常，在自己认为重大的日子里，都会穿上自己喜爱的传统服装，而我们似乎已经找不出什么“传统”的可穿，前些年有人倡导的“唐装”，是假古董，因为老祖宗没有穿过。现在，一些人穿汉服，总是怪怪的，因为精神气质和像是拍电视剧一样的服装那么不搭。人，是眼睛离不开手机的人，衣服，是设计师参考古代“元素”设计的，鬼知道是什么朝代的服装。
不只是穿着，我们的语言、思维和行为方式也都改变了——
六十岁以下的人，几乎看不了竖排版、繁体字的书。古汉语中的词多是单音词，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大多来自日本语的汉字词。
语言学是属于文化人类学的。一种语言，内涵着一个人群、族群或民族特有的认知、思维、记忆、表达和交流的方式。
我们从上小学起就知道，在课堂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是需要“翻译”的。一个能熟练地运用外文书写、阅读的人，能很好地用外语和外国人交流的人，应该知道，“翻译”，会丢失许多信息，会失去一种语言的情感和味道。
不只是穿着、住房，我们的语言、思维和行为方式也都变了——在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文化断裂。
那么，文化认同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我们要不要有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对你，对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影响是什么？对一个族群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有很多不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和生活方式，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居住的地方，可以在国内，也可以在海外，甚至可以改变国籍。
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过和父辈、祖辈完全不同的生活。
你是在珠三角的东北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和当地人说粤语；你在美国，可以不仅在工作中而且在生活中也完全说英语，但你对家乡的风味、景色、习俗，还有没有一些记忆和思念呢？
人的眼界，有宽有窄，认识，有深有浅，记忆，会有遗忘。
我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子女、学生，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远不如我们的父辈、祖辈。我们的学生，在国内读了大学，出国去拿了博士学位，但对中国，对外国，了解都很有限，有些认识甚至是错误的。
我这样说，主要是指生活还过得去的那么一批人——或是商界精英，或是技术精英，或是官职不大不小的一些官员——你可以发现，不管境况如何，不管他们自认为“成功”与否，不管他们是“胸怀大志”还是“安于现状”，你都会感到他们其实见识浅薄，生活乏味，缺少在内心如火一般燃烧着的，能使自己永久向往的目标——这，不只是因为在他们眼前没有实在的、在文化积淀之上的追求，更是因为在他们身后缺乏精神上的、同样是来自文化积淀的支撑。
他们有父母，有祖父母，但这只是在生理上的。在文化上，个个都像是孙悟空——“天产石猴”，他们找不着“家”了，无“父”无“母”，原来汉文化圈中人的后代——不管是现在在国内，还是海外，生理上的遗传基因有，文化上的遗传基因没有了。要不要找回来呢？
正像有人哪怕只是去旅游，在国外每到一地都急于找中餐馆；有人只是出国一段时间，回北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吃油条、喝豆浆。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美国，张充和
一直在唱昆曲，杨富森
一直在唱京剧。现在，在美国的中国人，在中国的中国人，对昆曲、京剧，还有这种感觉吗？
我要讲的，就是这种能引起人的记忆，能使人想到过去，能使人因之兴奋，能在人与人之间产生认同感的昆曲、京剧。对一些人来说，它可能不是昆曲、京剧，而是其他的一些什么。
但不管是什么，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呢？
这种认同，在今天，并不排斥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改变住所，改变语言，选择过和自己的父辈、祖辈完全不同的生活，也不牵涉他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它只是要使你不忘自己的来处，并不限制你的去处。
也就是说，对个人而言，有记忆的新选择，与失去记忆的“新生活”是不一样的。对群体（或民族、族群）而言，如果仅有生理上的基因遗传，而完全失去了文化基因，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是值得思考的。
如果原来的一群人，都失去了文化认同，也就是没有了“我们”，也无所谓“他们”，成为一个个在精神上漂泊的人，那么，这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对原来的群体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如果认识到认同是有必要的，最起码，知道自己的来处是有必要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认同什么？几百年，数千年，文化是在变动中的，其中有没有最根本的，不变的？如果有，是什么？
特别是，在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是有过文化断裂的，我们是只认同其中的一种文化，还是认同断裂前后的不同文化？或者说，是只认同几十年、近百年的新文化，还是也认同更久远的传统文化？
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回到昆曲和京剧这个题目上来。
戏曲，是“小道”。过去有说：儒学，是生活的学问
。那么，戏曲，就是汉文化圈中人生活中的艺术。
时间的推移，造成今天还活着的人看过梅兰芳那样的戏的不多了。其实，梅兰芳的戏后期已在变，记得和还愿提起梅兰芳唱过《嫦娥赞公社》的大概没有几人。
因此，在“讲”和“聊”京昆之前，有几点要先说一下：
一是：今天，在电视荧屏上和在剧场中，你已经很少能看到我所说的真正可以称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和京剧了。首先，你在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传统文化大多是“变化”了的。其次，现在的职业演员在学戏时，学法变了，教法变了；演唱时，演法也变了。因此，我要讲的是你并不很清楚的，和你原来印象不同的昆曲、京剧，我讲的，是你在别处听不到的。
二是：我是从昆曲-京剧的可追寻处（可听、可看处）讲起的——讲昆曲是台上可演唱的，而不是睡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中的；讲京剧以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最好的时候为基点，向两头伸延，而不从“徽班进京”“老三鼎甲”的时代说起，也不基于“样板戏”“新编戏”和“戏歌”的时代去讲。
三是：昆曲-京剧作为艺术，可能有一种人类能共同感知的美，但它们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确曾有过一种维系着文化认同的功用，使一些人因此而认为相互间是“我们”，而感觉另一些人是“他者”。
今天，这种文化认同，还有意义吗？已然断裂了的，是能够接续和修复的吗？
我觉得，作为一个在生理上具有中国人血统的人，作为出生或生活在这块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化、历史”的土地上的人，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昆曲-京剧，你可以不喜欢，但应该知道。
我是一个被人们称为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人。但艺术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我对生活有着广泛的兴趣，无分中外，无分今古。
几十年中，和我生存直接相关的，都是一些来自西方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人权和法治。但偶然的机缘，使我从小接触到了一些我这个年龄的人一般接触不到的东西，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我从小听戏，有过短暂的不到半年的时间学戏，那是在16岁时。我接触过俞平伯、袁敏宣、周铨庵这样的喜好昆曲的人，朱家溍、潘侠风、黄定这样的喜好京剧、昆曲的人，姜妙香、梅兰芳、俞振飞这样的京剧、昆曲演员，以及，侯玉山、陶小庭这样的来自河北农村的昆弋演员。
作者在演昆剧《千忠戮·惨睹》前目视戏台
由于这样一种熏陶，在后来，在几十年后，我也间或登台演戏，昆曲、京剧都演，生、旦、净、丑都来，文的、武的都来。
我讲昆曲-京剧，与现在那些以研究、讲述昆曲、京剧为职业的人，大不相同。
我讲京昆，一是尽可能使用现存的有音像可追寻的材料去讲，以使大家可以在可信度高的材料基础上去辨析、品评，形成自己的看法。
二是我会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戏曲的自有语言去讲，同时注意到要能与其他文化对等交流。
我讲戏的师承是齐如山、王元化，以及，刘曾复、程砚秋、翁偶虹、阿甲等。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我的讲述中，“昆曲-京剧”，指四百余年来作为传统的中国戏发展的“干流”的戏剧；“昆曲”，广义的，包括“清曲”和“彩唱”，狭义的，单指“清曲”；说到声腔时，会用“昆腔”，说到演剧时，会用“昆剧”；“昆曲”“京剧”统称时，会用“京昆”。
我讲昆曲-京剧，是讲作为传统文化的昆曲-京剧，讲昆曲-京剧的社会史。
这里，涉及文化断裂、文化认同，以及，与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选择相关的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