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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讲我们可以追述的京昆盛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要讲的这个时代，从1860年起，到1931年止。
这个人们大多都喜欢听戏、唱戏的时代，正是一个社会转型、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
一是国门打开，农村人开始进城谋生。——中国曾有两次打开国门，两次农村人进城。第一次在这个时期。等到第二次“农民工”进城，就已经是一百三十年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了。
二是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包括船舶制造、军工、机床）和商业、航运、金融证券，都有很快的发展。商会成立了，企业家群体有了一种自治的精神，他们要做的事，不只在商业领域，包括办戏校，建剧场。
三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乡村建设开始启动，晏阳初、梁漱溟一批人，国内的、国外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六百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在农村一千多个实验区推进乡村建设运动，教农民怎样科学种田，怎样经营，怎样讲卫生，怎样学文化，怎样自治和怎样移风易俗。
四是现代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职业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和新闻、出版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五是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向现代转型。
六是多种思潮并存，当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都在影响着中国。
七是社会生活发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中餐、西餐都吃，大褂、西装都穿，四合院、小洋楼都住。在休闲娱乐方面，茶馆、戏园子，沙龙、舞会、电影院都有。西洋音乐、美术、戏剧进入中国，有展览，有演出，有教学。新的体育运动也进入中国，打排球、打垒球、打网球，游泳、滑冰、骑自行车，在当时是很时髦的。
这些分属不同时代的——我说的是：分属传统的时代和现代社会的——有不同文化属性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由那个时代的人们，或多或少地尝试着，体味着，渐渐地使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兴趣多样了起来。
早在清末，还留着辫子的王公们就试着穿起了西服。他们还吃“大餐”，就是西餐。梅兰芳是穿西服的，有时候还穿燕尾服。京剧界有名的琴师杨宝忠，除京胡外，拉小提琴也是一绝，不但周围京剧界的人爱听，在教会的唱诗班中，也是出名的一把好手。
当时，北京书香门第的四合院中，室内有线装书，也有外文书；有书画古琴，也有网球拍、钢琴。这，就是那个时代。
具有不同文化属性的器物和生活方式，相容并处，并不一定会彼此排斥。
郑振铎（1898—1958），研究文学史，在文物考古方面造诣也很深；担任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所长，还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
他在研究中使用的“近代”概念，和今天人们一般的用法不同。
他所说的“近代”，是指明世宗嘉靖元年到民国七年，也就是公元1522年到1918年。
他解释，称这近四百年为“近代”的理由是：“文学”（其实涵括了更宽泛的“文化”）是“活的”，是“到现在还并未死灭的”。“在它之后，便是紧接着五四运动以来的”新的文学（文化）。“近代”虽因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出现而成为过去，但其中有一部分，还不曾消灭了去，它们有的还活泼泼地在现代社会里发生着各种的影响，有的虽成了残蝉的尾声，却仍然有人在苦心孤诣地维持着。
在梅兰芳家中：弹钢琴和拉小提琴
京剧名琴师杨宝忠拉小提琴
郑振铎进一步说：这种在现代社会里还活动着的近代文学（文化），“它们的呼声，我们现在还能听见；它们的歌唱，我们现在还能欣赏得到；它们描写的社会生活，到现在还活泼泼地如在”。所以这一个时代的文学，“对于我们是格外地显得亲切，显得休戚有关，声气相通的”。
我以为，这里，郑先生说的，就是文化传统，就是非物质文化。
郑先生说：当“现代”于五四运动而始时，人们还是能够感察到“近代”的。“近代”仍部分地“活”在人们的生活中。以上郑先生所说的，见于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卷。
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我们面对的“现代”，与郑先生所说的“现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今天的“现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绝大多数已经感察不到郑先生所说的“近代”了，郑先生所说的“近代”已经不是“活的”了。
原因，是出现了文化断裂。在1950年代之前和之后，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人们的认知、思维、表达方式，人们行动的方式，以至于人们的生存方式已与过去不同——不同于郑先生说的“近代”，也不同于郑先生说的“现代”，而是处在了另一个“现代”。
另外，在今天的世界上，一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整齐划一，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整齐划一，“标准件”嘛。很多传统的东西都丢失了，所以在后来才提出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中国比较特殊，中国经历的是两个整齐划一，一个是工业革命的整齐划一，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整齐划一。与传统“彻底决裂”，所以丢失的更多。
有一种说法：在清末，昆剧是被包括京剧、梆子在内的“乱弹”抢了市场，走向衰败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理由现在不谈，讲到后面会说。
郑振铎书影
又有一种说法：在近三四十年，京剧是被话剧、电影、音乐、舞蹈抢了市场。这种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了，当时叫“戏曲危机”。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现在就讲讲我的看法。
“戏曲危机”之说始于1980年代。
1984年，上海市文化局和《解放日报》的调查显示：在一万多人的答卷中，填答自己看京剧的只占13.15%，青年中看京剧的只占9.7%。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剧团的数量在减少，演出地域在缩小，农村和中小城市基本没有剧团去演出。戏曲观众的数量在减少，观众的年龄明显老化。
1990年，当时的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在答记者问时说：由于社会、经济的诸多因素影响，和某些错误思潮的冲击，“一些京剧院团人心涣散，队伍松弛，观众流失了”。
怎么看这种现象，有戏剧研究者认为：昆曲早已衰败，京剧的“黄金时代”也已经“成为过去”。给出的解释：首先，“传统戏曲属于古代艺术范畴，不具备现代艺术的品格”，因此，“伴随封建社会的结束”，京剧必然会“急剧”走向“衰落”。
其次，京剧竞争不过电影、电视剧，以及“流行歌曲、轻音乐、体育竞赛、电视、游戏、摄影等艺术或准艺术”
。
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在西方，芭蕾舞和古典歌剧分别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室内乐产生于16世纪末，交响乐成型于18世纪中，今天，它们都不因时代的改变而衰落。
在东方，日本的歌舞伎诞生于四百年前，至今，一些歌舞伎家族已成为名门，在社会上拥有崇高的地位。
何以中国的昆曲、京剧是另样呢？
几十年来，在中国，总有人要昆曲、京剧改变节奏，跟上时代的拍节，采用新的表现手法，何以没有人对芭蕾舞、古典歌剧、室内乐和交响乐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再举一个例子，自电视出现，就有人认为电影完了，一定会被电视夺走观众，但事实上，电影业没有垮掉。
艺术的和商业的市场的购买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你的买主多了，我的买主就一定会减少。好的艺术品和好的商品是会使市场增大的。
在历史上，一百年前，京昆的盛时，正是话剧、电影、西洋美术、音乐、舞蹈和各类娱乐项目涌入的时候，它们没有挤占传统的中国戏曲的市场，反而使市场扩大了，人们艺术欣赏和娱乐的品类和样式更多了。
外来的和新进的艺术品类和原有的传统的中国戏曲，相互影响，相互从对方那里吸取营养，使彼此的市场都扩大了。
在上海，还在清末，1907年就有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京剧《黑奴吁天录》，1908年就有根据法国小说《茶花女》改编的京剧《新茶花》上演。在北方，1927年，尚小云根据古代印度传说编演了《摩登伽女》。后来，张春华又演过《侠盗罗宾汉》。这些，都是曾经出现在京剧舞台上的外国题材剧目。
电影传入中国后，1905年在北京拍摄的谭鑫培的京剧《定军山》中的片段，被称作是中国电影摄制的开端，1920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片部拍摄了两部戏曲片：梅兰芳的昆曲《春香闹学》和京剧《天女散花》。第一部有声京剧电影是在1935年公映的《四郎探母》。
唱片和留声机一传入中国就既带来了西洋音乐，又带来了在中国录音、在国外制片、返销中国的京剧、昆曲唱片。以至于在上海最初的商业广告中，唱片，就叫做“戏片”，留声机，就叫做“唱戏机器”。
话剧引入时，李叔同既演话剧，又唱京剧，那时的一些京剧演员，比如周信芳，也演过话剧。电影，更是不少京剧演员都爱看的。
京剧演员中的一些人，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吃西餐、穿西装、看电影、听西洋音乐是常事。
喜欢京剧、昆曲的人，同时喜欢电影，西洋音乐、舞蹈的，同样不在少数。
这，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而且大致在总体上是同时兴旺的时代。
后来，情况变了。先是连续十多年的战争——从日本入侵，到内战，然后是一种超强力的社会整合，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正像前面说的那样，其他国家只是经历了工业化的整齐划一，而中国经历了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两次整齐划一，原有的生活样式不但从现实中，而且已经从绝大多数人的记忆中消失。以至于到了我们注意到要保护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遗产在哪里，遗产是什么样子和应该怎样去保护，就都成了问题。
我觉得，在国门于一百多年前被打开，再封闭，再打开后，我们今天的一些人对自身、对世界的认识，还不如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我们能不能像有人评价陈寅恪的那样“不中、不西，不古、不今”，包容古今中西，做出自己的选择呢？
更多的人，认识清楚，选择得当，整个社会包容开放，多元并存，丰富多彩的景象就可以再次出现，中国文化将会更快融入人类的现代形态。
1. 从1860年到1937年的那个可见的京剧、昆曲的兴盛时期，是一个社会转型、多元文化并存的时期。
2. 郑振铎说：1919年之后，是一个传统文化尚能存活的“现代”，也就是说，是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都存在的时期。
3. 问题：今天，那种文化多元并存的状况，能够接续和恢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