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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说说曹操。我一岁这年，曹操二十四岁。他的官是我爸爸推荐当上的。这个要从头说起。
曹操是豫州沛国谯县人（安徽亳州），属于淮北人，小字阿瞒，一名吉利。祖父曹腾是汉顺帝、汉桓帝时的宦官，干过的最重要的事是参与立了皇帝。当时汉顺帝驾崩，要在刘蒜、刘志两诸侯王子里选一个做新皇帝，群臣建议立刘蒜，但曹腾曾经被刘蒜不礼，就建议大将军梁翼立刘志，后者岁数小而且还刚跟梁翼家定了亲。于是立了刘志，就是汉桓帝。此外曹腾好给皇上推荐贤人，又会做人，不爱说人坏话，即便被人怨的时候。
曹腾和当时一些重要宦官一样，被封侯，有侯国食邑，这都需要有人继承。所以汉顺帝曾经下令，允许宦官收养养子。一个叫夏侯嵩的，就当了曹腾的养子，改名曹嵩。曹嵩一度做了九卿之一的大鸿胪乃至短期的太尉。曹嵩作为宦官的养子，是会生孩子的，生下曹操。
曹操从小机警有权术，但是任侠放荡，喜欢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叔叔就多次到他爸爸那里告状，要求严管。曹操挺怕的，于是一次在路上遇到叔叔，就歪着个嘴，搓着个手，假装中风麻痹的样子，说自己中风了。
叔叔赶紧走报曹嵩。曹嵩吓坏了，赶紧喊来曹操，一看曹操却一脸平整地，完全正常。
“你叔叔说你中风了，怎么已经好了吗？”
曹操说：“中风，哪能立刻好了呢。我根本就没中风，都是叔叔对我有成见，所以乱说我啊。”
曹嵩有此怀疑曹叔叔了，曹叔叔再汇报讲曹操浪荡，曹嵩都不信了。于是曹操更加得意自纵。
这大约就是“术”。
曹操总是任侠放荡，不治产业，所以当时人都不觉得这孩子能有什么出息。唯独朝廷三公的太尉桥玄，见到曹操，对他说：“如今天下将乱，除非命世之才不能安定它。我看能安定天下的，大约就是你吧！你自爱，我老啦，我的夫人儿子将来就托付给你啦！”
曹操高兴坏了。
要想当官，我们汉朝是察举和征辟两个途径。郡国长官向朝廷推荐孝廉，是察举的形式之一。皇帝、三公府、大将军府和州郡长官直接拉人从家里过来作官，则是征辟，其中皇帝直接拉人来叫征，其余的叫辟。但是州郡的吏民那么多，察举谁和征辟谁呢，这就要看声名。
所以，州郡长官，在察举推荐人前，常召集属吏会议商量，品评后推荐。社会上的贤达名士，也私下品评人。得他们品评，这人名气就出来了。没有名声，谁会察举、征辟他呢？当然，一般的庶民子弟，得到这样品评的机会比贵家子弟少的多。仕宦子弟则总是能被品评，官场的通道也就垄断在大小仕宦家族那里。不但中枢朝廷如此，即便地方上，某县也往往是几家大姓，世代有子弟在地方为吏，成为地方政治家族。
桥玄就告诉曹操：“你现在还没有名气，可以去交往许邵。许邵每月聚会评点一次天下人物，被他夸讲你一句，你名声就出来了。天下说拔取士人，都说许、郭。不过郭太已经死了。”
曹操就带着礼物去汝南郡见许邵。许邵却不肯品评他，具体原因不详。曹操反复请求：“您就说我两句吧，最好是押韵，便于传出去的，一句也行。”许邵捱不过，就只好说了：“你啊，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听了，大笑而去。还有一种说法，是曹操抓了许劭的把柄，要挟他，他才品评了。
曹操被品评的够了，再加上父祖本来也有基础，于是在二十岁的时候，被所在的沛国的长官，给举为孝廉了。这是察举的模式。就是郡或国的长官，每年有两到五个举孝廉的名额，名额是按人口分配的，每二十万人口可以举一个孝廉。大郡有一百万人，可以举五个，小郡则两年才能举一个。名额很紧缺，并且还常有大官贵戚给递条子请托的。长官从吏民里举孝廉，然后把孝廉送到京城，经三公府考试和审核，合格的送到皇宫里做郎。
曹操虽然跟着父亲在京城长大，但是举孝廉需要从籍贯沛国。被沛国长官举为孝廉后，按程序，是送到皇宫里当郎，郎的职事就是在皇宫各殿门内外，执戟站岗，轮班站。当皇上出去的时候，郎们就充当车骑陪着皇上壮威。郎有时候也可以跟皇上聊聊，提提好的建议什么的。经过两三年考察，由尚书台选出好的，直接派置外地去当官，一般是当个县令什么的，再慢慢往上熬。这就是所谓“台郎显职，仕之通阶”，是当官的最热门的入口。
曹孝廉在皇宫里占了两年岗，因为表现不错，经过尚书台评议授予官职。我爸爸司马防这时候做尚书右丞。我爸爸当时也才三十多岁，作为尚书右丞，就建议可以叫曹操去做北部尉。于是曹操就去做了洛阳北部尉。开始当官了。
可以说，曹操具体被授予官职，还有我爸爸的一份力呢。
我爸爸之前做过洛阳令。此外，与其前后，周瑜的父亲周异也做过洛阳令。我爸爸对洛阳的治理难度是很了解的，之所以选曹操做洛阳县尉的官，也是看了曹操这人的特质。洛阳虽然是都城，但它只是县级，隶属于河南郡。县的长官有三：县令、县尉、县丞。其中县尉分管治安捕盗和地方军事，是军事副县令。
洛阳因为是县级，长官就是洛阳令，又因为洛阳城大，就分成四部，设四个县尉：东部县尉、西部县尉、南部县尉、北部县尉。各部对应城区和相应的城郊。北部县尉简称北部尉，曹操就这个。
洛阳这里的达官贵戚豪民很多，不是好惹的，曹操一到尉廨，就在四门两旁挂了十几根五色棒，有犯禁的，就是犯法的，不管是多大的贵人豪强，就抓了棒杀之。期间，汉灵帝宠信的宦官小黄门蹇硕的叔叔半夜出来溜达，犯了夜禁，被曹操抓住，当即就给杀了。于是京城人都不敢乱跑了，没有敢犯禁的。皇上周围的亲近宠臣，都恨曹操，但一时害不到他。
到了曹操二十五岁的时候（就是我2岁那年），他又转去做了议郎。议郎跟郎实际上一样，都是在皇宫里呆着，区别是不用站岗，而专备皇上之问，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当然议郎也要主动找机会去给皇上提“议”。
当时皇上汉灵帝给三公府下诏：“有州郡长官治理无状，导致老百姓做歌谣骂他的，你们三公府都查出来，把他们罢免。”
三公是司徒、司空、太尉，三公中的太尉许戫和司空张济以及他们府中的下属官吏，都收受贿赂，那些强有势力的州郡长官被老百姓抱怨的，他们不举奏，弱的没什么后台但是守道的郡守，倒给报上来了二十六个，给罢免了。议郎曹操都看不过去了，就给汉灵帝上书，揭发这俩人收受贿赂，放枭囚凤。就是把坏鸟都放了，把好鸟都给抓起来了。
汉灵帝一看，就叫来那两公，给责让一番，然后把那二十六人都给复官了。
我五岁那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闹起来了。
“执大象，天下往”，这是老子说的。如果你手拿的是一张饼，一块糖，跑来的人吃一会儿，饱了、开心了，也就走了。如果你手拿的是符合他灵魂最需要的东西，那么天下人都会来，来了也不走。
张角分析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那就是解除生老病死。那怎么治病呢？给药只是给糖，治灵魂才有滋味，是“大象”。于是，他从东汉末期的一个方术士，家在河北省中部，当时叫冀州的巨鹿郡，进化成了早期道家太平道的大师。因为这个大师用心是好的，所以特称大贤良师。他给人治病的方法是这样的：确实不用吃药，把病人领到外面空旷处，也就是天地之间。然后叫病人跪下，朝着天地屡屡磕头，同时让病人把自己干过的坏事全都对着天地说出来，具体要从小时候七岁说起。这叫做“首过”，就是说出自己的过错。当然，如果病人得的是健忘症，这病就没法治了。
这么治疗，是基于张角对疾病的解读：不善就会得病，给上天给他的祸报。把自己的不善说出来，就是走向善的第一步。
然后，张角画符，把画好的符点着了放在水盆里浸灭，叫病人把符水喝下去。他和病人都相信，符水有庇护的功用。他又开始念咒，也就是向上天求情，让上天放过那个已经承认错误的人吧。
奇怪的是，经过首过、符水、咒说，病人随后颇多痊愈了。
如果病人的病没有好，张角就说：“那是因为你不信我的太平道。”
这话也非常对，如果病人不相信他这套，安慰效应也没有了。这就是老子说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你信的不足，这件事按这么办办成的可能性就小。
说出过错和改过就能健康，行恶则会得病。于是张角也给他们又讲很多“善道”，也就是为善之道。张角又收了一大帮弟子，后者也学着他的样子，学会了画符和咒语，用首过、符咒的方法在云游四方中收纳更多的信奉者。
他给自己的组织起了个名字——太平道。
十几年之后，太平道的信徒已经到了数十万人规模。很多信奉者不远千里，带着有病的家属，跑去找张角及其分部去看病学善道。这种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填塞道路，水泄不通，半路累病而死的就有数万。
当太平道的徒众已经膨胀到数十万人规模时，张角就露出自己的雄心了，他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这话体现的是末世论的恐慌，也就是末世之劫，就像世界末日的预言，既有的时代要结束，新的救世主要出现。
于是，张角改造太平道组织，在全国设立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几千人，每方设置将帅，变成了一个军事组织。
口号中说的甲子年很快到了，就是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这时候我五岁。
这年二月时，张角把荆州、扬州的大帅马元义等人所将领的数万徒众调到河北冀州南部的邺县。又派马元义多次跑到洛阳，跟汉灵帝下面的宦官结交，说好三月五日里应外合，全国一起发难。
不料，太平道济南分部的唐周背叛太平道了，把这个情况写信向皇帝做了揭发。
按理说，张角有数十万人的追随者，这么大的规模，汉灵帝早应该知道并且事先加以扼制，但是地方官一直隐瞒不报，生怕显得自己没把地方管好，他们反倒说张角是好人，他给人治病，又用善道教化自己的徒众，是帮着政府做好事。于是汉灵帝也就不在意了。在集权体系下，坏消息在向上传递的时候，会慢慢变成好消息。
得到揭发信，汉灵帝如梦大醒，当即发兵在洛阳城内抓了马元义等人，把他们办了车裂。然后下诏冀州官府抓捕张角。
张角一听计划泄露，为避免被各个击破，于是还是坚持同时举事，都头戴黄巾，以为辨识，只是把三月五日的日期做了提前，然后快马向四方州郡的大帅们通告了这一命令。
到了约定这一天，张角杀人祭天，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另一弟弟张梁称人公将军，遂率领三十多万精壮徒众，燃烧官府，劫掠城邑，打得各州郡的长官措施不及，纷纷带着家属逃亡，南阳太守、幽州刺史甚至掉了脑袋，十几天之间天下遍及，京师震动。
汉灵帝赶紧想办法保卫京师，又下命令给三公府和尚书台，叫他们推荐懂打仗的将帅。
我们汉朝的内州长官即州牧刺史，往往都是诗书背景出身，不是将才，指挥辖区的郡县兵对付黄巾，束手无策。比如青州刺史焦和主要通过念咒的方式对付贼兵。所以，在行政区划系统之外，建立一套军事网格运作系统，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太尉，是我们汉朝级别最高的官，各自开府，故有三公府。三公府再加上大将军府就是四府。大将军府因为掌握天下军队，最有实权。但汉灵帝上岗以后，就关了大将军府，只有三府。太尉作为三公之一，确实能调度军队，但是司徒则是可以管军队里的人的——从民变兵的过程需要他的来管，而军队物资和项目工程则是司空管。这样三公就都不能手擅军权，对皇帝的“由自己”来治事最为有利。
可是，这种模式也没法有效地对付黄巾啊。汉灵帝于是命皇后的哥哥河南尹何进当了大将军，开府。按我们东汉的习惯，大将军都是外戚来担任。外戚何进是何皇后的哥哥，因为黄巾起义，现在汉灵帝终于叫他做了大将军。
大将军何进是杀猪的人家出身，既然能杀猪，那也能打仗。于是，叫大将军何进率禁军五个营守护洛阳四围关隘（洛阳是个小盆地，四周都有山如嵩山）。但大将军何进是刚刚上岗，大将军府中英才有限。所以需要三公府给推荐人。此外还有尚书台。尚书台则是内朝机构，是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是尚书令，下设六个曹，每曹各有职能分工，每曹各设一个尚书统领。
实际上，尚书台和三公府职能上有重叠，这也是进一步削弱三公的独治（而九卿是附属于三公，分列在三公府下的，每府三个）。实际上，皇帝有时候会把身边久经考验的尚书派出去做三公。这样交叉错节的权力机构设计，再加上宦官作为皇权的延伸对各系统的干预，都是为了皇帝一人能“由自己”的。
尚书台的六个尚书中，有一位尚书叫卢植，身高八尺二寸（一米八多），是个大个子，声如洪钟，是北方边地郡县人。他作为北方人，和齐鲁人郑玄一起在马融那儿读书。马融老师是个大学阀，因为是外戚而特别有钱，讲课的时候，把女倡和歌舞列在旁边。卢植目不转睛地看着——不是看着美女，是看着老师，数年不曾转眼看美女，性格刚直。毕业之后，他就回家教书，在他的学生中，也有一个英雄，这人姓刘名备字玄德，暂不多说。汉朝选官的办法之一是“征辟制”，就是政府直接把人从家里喊来作官。三公府和州郡府喊人来本府里作官吏叫辟，皇帝直接喊人来朝廷当官，叫征。皇帝听说卢植是个大儒，于是征他为五经博士，他拒绝了几次，终于被“征”服了，当了五经博士，又转任尚书。
于是三公府和尚书台都推举卢植，汉灵帝就拜卢植为北中郎将，带着禁军北军的五个校，跑去河北，督河北诸郡兵，进攻冀州的黄巾军本部。
卢植虽然是研究五经的人，但儒家、法家、道家、兵家其实触类旁通，研究政治哲学的人领悟军事哲学，不是难事。缺的只是实战经验——而这通过犯几次错，消耗掉一些刨花之后，就能掌握了——实际上，卢植还一度担任九江郡守，平掉那里的叛乱，所以从前已经有人当过“刨花”了。他连战击破张角，斩获万余人，张角走保广宗城。卢植在城外修筑壁垒，凿出沟堑，制造云梯，眼看就要把广宗给打下来了。这时候，汉灵帝派宦官左丰前来观看战况。
卢植旁边的人说：“明将军，您应该赶紧贿赂一下这宦官，不然回去他寻你的不是。”
卢植是个很刚烈的人，不肯。实际上，他在尚书台工作，平时肯定没少和宦官们因工作关系而生气。
果然宦官回去，就捏造坏话说：“广宗城里的张角，是容易攻破的。卢中郎在外边固垒息兵，等着上天来诛灭张角。”
汉灵帝气坏了，你这是打得什么仗，畏敌如虎，玩寇不攻。于是派出司法官吏，把卢植装到槛车笼子里，拉回洛阳问罪。最终定了个减死罪一等，去监狱里呆着去了。
张角这才获得喘息，继续在冀州闹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