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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移到九月，连下了三个月的大雨，渐渐接近了尾声，董卓在朝堂上挑头说道：“最大的，是天地，其次是君臣，这样才能大治。但是，现在天子暗弱，不足以奉宗庙，为天下之主。我就想，依前朝霍光故事，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你们觉得如何！”
群臣脑子都嗡的一下，公卿百官都不敢说话。董卓又大声说道：“到底有没有意见。好，从前霍光废掉昌邑王，杜延年在旁边按剑而立。现在也是一样，有敢不同意的，都军法从事。都同意吗！”
尚书卢植气坏了，他学问最大，就抗声说道：“昌邑王的情况，他当时被接来当皇帝，才二十七天，错误就犯了一千多条，所以霍光废了他，改立了宣帝。但是皇上现在并无失德之处，不好类比昌邑王。”
一座群臣全都振动，望着卢植。
董卓气坏了，当着这么多人，既然是讨论，也不能不许人家反对。既然有反对，达不成共识，于是散会。
回去之后，董卓就要杀卢植，他提拔的文化人蔡邕，正深受董卓亲近，赶紧给卢植求情，说这是海内大儒，杀了不吉利。董卓倒是听话，就只免官。卢植下岗回家，不久老死山林。
过了几天，董卓把材料都准备好了，免得再有卢植那样的人说我没理由，再次在崇德殿大会群臣，董卓说道：“皇帝的问题，都写在册上了，尚书给念一下。”
尚书丁宫摇头晃脑开始念了：“孝灵皇帝没能长寿，早弃臣子而去。皇帝继位，海内无不侧望。但是皇帝天姿轻佻，威仪不恪，在丧慢惰（给老爸汉灵帝守丧期间不好好哭，不孝），否德既彰，淫秽发闻（守丧期间还和女人乱搞，都传出去了），损辱神器，忝污宗庙（不干净，污辱了宗庙）。皇太后教无母仪（没教育好孩子，有责任），统政荒乱，永乐太后暴崩，众论惑焉（汉灵帝的妈董太后突然暴死，外面议论是儿媳妇何太后给下的药）。陈留王协，圣德伟懋，规矩邈然（长得正经），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下巴宽脑门尖，水滴形的脸，跟大圣人尧图画上一样），居丧哀戚（给爸爸哭丧哭得很好），言不以邪，有周成之懿（有小孩周成王的懿德），休声美誉，天下所闻，宜承洪业，为万世统，可以承宗庙。废皇帝为弘农王，皇太后还政！”
前面还听得明白，后面很多人就晕了，脑袋嗡嗡地只听了个大概。
尚书念完，自己领头，叫道：“天祸汉室，丧乱甚多，从前祭足废了老大公子忽而立小的公子突，《春秋》一书褒奖称赞。所以是没错的。大臣们应该为社稷计议，以合天心，请称万岁。”
说完，他自己就振臂高喊：“万岁——！”
下面大臣只好跟着嘟囔：“万岁～”“万岁～哎。”
董卓看大臣都无语了，于是瞅了一眼太傅，太傅袁隗只得装死，走上大殿的宝座，把皇帝刘辩（十四岁）腰间的印绶解下来，扶他从宝座上下来，走下阶去。董卓噔噔两步走上前，把王美人的儿子陈留王刘协（九岁），扶着送上宝座坐好，袁隗过来给他系上皇帝印绶——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汉献帝。
刘辩下去之后，站在朝堂上，北面称臣，反向九岁的汉献帝俯拜。禁中的何太后听说了，只能哽涕。群臣含悲，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发言干涉。外面都是董卓的大兵啊。
没过多久，何太后就被董卓找了个借口，废了名号，用鸩酒毒死。
我们该对何太后说些什么话呢？
何太后、刘辩母子下台的原因，是因为宦官们被诛杀了。
除了宦官是一拨势力，另一拨势力是外戚，所谓外戚，就是皇帝的妈妈或者妻子的亲戚家族，譬如何进就是何太后的哥哥，是外戚，封为大将军。
外戚和宦官，是巩固皇帝刘辩及其母何太后地位的两大基石。正是由于这两者的拱护，汉灵帝都奈何不得她们母子。
袁绍极力怂恿外戚（何进）与宦官互斗，导致双方同归于尽，按道理应该士林派的袁绍做朝臣的老大，可是他们自找麻烦引来了董卓，袁绍又在城里不敢对董卓发难，只得跑去。董卓有兵，但袁绍有士林人脉，二人的相争，还没有一个完结。争得狠了，如果从政治斗争变成武装斗争，那就将开启汉末的大内战了。
汉献帝是个九岁的孩子，老妈王美人早就死了，所以他没有外戚。宦官二千人也都死了。
外戚、宦官、朝臣三大势力中，汉献帝没有了前两个势力，他就直接被朝臣和地方州郡所威逼了。所以这是个光杆皇帝。
这就是社会规律、组织规律中的九头蛇效应。九头蛇是神话中的一种怪兽，每砍掉一个脑袋就会长出两个。每当你逮捕一名毒贩，为了满足人们对毒品的需求，很快就会有一名毒贩取而代之……
同样，一个组织或者大到王朝，当权力领导人突然抽掉，出现权力真空后，接下来冒出的权力者，通常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而你除掉其中一个后，它又裂变出两个……这个模型正在汉朝这里开始生效。
汉献帝新立，新的皇帝下面，得有新的三公九卿啊。董卓就提拔任用了一些名士。名士的意思，不是写诗、文学好的近代意义上的“名士”，而是官员中口碑好，名声大的。擢引他们可以给自己带来进贤的名声，也可以获得士大夫圈的拥护。这是他的初衷。
至于具体的人选，则是吏部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何琼和司空府长史何颙给推荐。
豫州牧黄琬，是故太尉黄琼的儿子，在地方官中政绩第一，于是提拔为太尉。太中大夫杨彪提拔为司徒，隐士、《易经》大家荀爽（荀淑的儿子）被提拔为司空。荀爽本来是个老百姓，直接一步升天当了三公。
当然，也是走了形式上的程序，先任命为中级的地方官，他赴任路上不等到岗，就发来提拔的新任命。三个月时间内，提拔为了司空。
这是新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名望很高的刘虞被提拔为大司马。这是比三公还高的官。当然董卓自己则又当了相国。
从前，被宦官禁锢不许当官的党人，比如陈纪、韩融之徒，都提拔为九卿。这是九卿。
“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升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牧，孔胄为豫州牧，张咨为南阳太守，张邈为陈留郡太守。这是地方官。陈留是兖州的大郡，南阳是荆州的大郡，都是离洛阳很近的，人口都近百万的。而董卓自己的私人，则并不置于显位，而只做将校罢了。
这种“公正”的心还真不知对董卓是有利还是不利。
在汉灵帝初期搞政变攻宦官的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藩，也给他们平了反。子孙提拔任用为官。又批准三公九卿以下到黄门侍郎的级别，每家一个名额，到宫里做事，具体担任郎的职务，替代已经消失的宦官。这意味着又解决了一批人的出路，受益者也是百官。
这些政策，至少是行政用人政策，可谓是显著的革新。
董卓的军兵，则是个麻烦。
洛阳往东有个小城，叫阳城。阳城老百姓正在搞“社会”，在社里搞，这样的聚会就叫社会。社是祭祀和聚会娱乐的公共场所，每个城邑都有。
阳城人正在社里吃喝看演出，没招谁也没惹谁。忽然董卓的大兵到了，四面围住，把老百姓分成男女两堆，男的全部砍掉脑袋，女的捆起来，装在老百姓自己的车上，连同老百姓的牛啊、酒啊、肉啊、财物啊，都装在车上拉走。他们把砍掉的男人头颅都挂在车辕上，然后连歌再呼，嚷嚷着攻贼大胜，朝洛阳城开回去了。
开城进去以后，又把这些人头点火焚烧，把哭喊着的妇女们都配给了军士。
这是因为董卓兵的构成，是湟中义从和秦胡兵。也就是其中很多是羌人、胡人。所以这些人及其野蛮。连董卓上表拒绝交兵时都说他们是“狗心”。
这些人跑到京城来了，怎么可能安分得了。
而董卓又需要借助他们。这些人从老远的凉州或者说关中的军屯穿山越岭地来了，严管的话，纷纷都跑了怎么办？最主要的事，这件事情的时间，可能是在后来。具体待会再说。
这些士兵乃至于跑到宫中，奸淫宫女。后来也有史家说洛阳里边的富户很多，士兵也进去抢和奸淫，管这个叫“搜牢”。这一条的可信性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同时还说何太后被下葬，要合葬在她老公汉灵帝的陵里。开陵的时候，顺便把汉灵帝坟里的宝贝都给抢了。
到了次年一月，董卓任命的那些州刺史和郡守，韩馥、刘岱、孔胄、张邈（他就是袁绍的任侠朋友）、张咨，到了地方，也准备得可以了，于是在袁绍的招呼下，还有他们下面的郡守，合计三州六个郡，九家州郡长官，一起带兵开始讨伐董卓了。
这些用的不算什么义军，而就是地方郡县兵，以及部分新招募的，总计数十万。
董卓气急败坏，把周毖、伍琼叫来，骂道：“你们劝我用善士，所以听你们的。可是这些人一到官，就举兵反我。你们俩卖了我啊。我有什么对不起的。”
于是，把二人斩了。
董卓认为周毖是出卖自己，但周毖到底是不是，则是史料没以第三方口气说是与不是。而伍琼、何颙确实是袁绍的“奔走之友”。
司空府长史何颙，则和新任命的司空荀爽一起暗中要谋杀董卓，结果荀爽病死了。何颙因事泄被杀。
董卓收买人心的计划，完全失败。士大夫们，就是不给他面子。士大夫不相信一个来自凉州的军将，能解决现在天下的问题。
对于洛阳来讲，往北过黄河是冀州（在河北省中部南部），向东是兖州（河南省东部），向南和东南是豫州以及南阳郡（属于荆州）。这三个方向的大州，州牧都是周毖他们推荐的，结果反全。
这样造成的形势，对董卓的威胁是很大的。可以说，用人失误的代价极大。
而且，反叛来得这么快，也很奇怪。八月董卓入洛阳，九月换的皇上，十月董卓做的相国，十二月新任命的三公（州郡长官大体也是这时到岗），十二月曹操先反，次年正月，讨董联军就发动了。
即便董卓无道，地方上也不会这么快就民不聊生啊。也不会有民众起义啊。既然董卓任命了这么好的人当三公九卿，这三州长官也是名士，怎么会立刻民不聊生呢？
所以，这次讨董卓，只能是出于政治原因。
出于政治目的，袁绍召集州郡讨伐董卓，反倒快速导致了民不聊生、中原人口流散，以及朝廷的权威和地方秩序瓦解。从这个角度说，袁绍只是为了一己之私，或者一部分政治圈子的利益，不惜祸患全国。
以冀州牧韩馥为例，实际上是不愿意袁绍起兵的。袁绍作为渤海郡守，是他的下级。韩馥派人去到渤海郡，进行制止，拦住了袁绍。
这时，东郡太守桥瑁，就假做了京城三公的信（一说诏书）发来，说叫起兵。而信中说的原因，则只是董卓想篡位，威逼皇上，请大家来救。全是政治原因。
韩馥还想看看其它州的情况。下面人说，我们起兵晚了，功就小了。显然，这只是为了争政治功劳。
于是，韩馥也就宣布本州起兵。
总之，不是非反不可。更到不了董卓已经荼毒天下的地步。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董卓再坏，几个月的时间，也毒害不到天下啊。何况还提拔了中央和地方那么多好官。
从前王莽无道，那也是搞了好几年，因为打匈奴带来民众负担加大，各地才有叛乱。董卓这时不可能有多少罪恶。
就算董卓想横征暴敛，几个月时间，也来不及运送多少东西。
董卓确实发行了取代五铢钱的小钱，导致通货膨胀，那按史料（《后汉书》）记载是在州郡于正月起兵后的六月份，还有史料记载则是更晚的董卓去到长安后。正是战争促使董卓不得不多发小钱，以采购军资。
如果是这样，袁绍和这些州郡长官，比董卓还不理智。而董卓，看到起兵，自然也从此也寒了心，后面开始本性暴露。比如，正月，州郡起兵，二月，董卓就迁都去了长安。三月百姓到长安后，这边就把洛阳的宫室民房都烧了，挖了陵墓。
从军事角度来讲，州郡兵占了洛阳，则会成为一个牢固的大据点。
而上面说的阳城人被董卓士兵屠杀，史家说的是“二月社”（春社聚会），那其实是在正月联军起兵后。当时已经呈和州郡联军对战状态，杀良冒功，自然是会有的。
这么说来，实际上，烧洛阳、挖陵墓、发行小钱、杀阳人城百姓，都是在战争爆发后。而之前，找不到大到足以值得来讨伐他的罪恶。在兴平六年这小半年中，董卓被记录下来的都是用人方面的“善政”。
那么，就有一个疑问，如果董卓不是那么坏，那么州郡长官怎么能让郡县兵都去打他呢？即便州郡长官想打，但是士兵和民众不跟着，也打不起来啊。而如果董卓没对天下社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吏民怎么会跟着打他呢？
这个问题要看曹操和卫兹的对话。曹操也从洛阳逃到陈留郡，当地一个富户叫卫兹，是个孝廉，家里有钱，资助曹操招兵。卫兹对曹操说：“乱生久矣，非兵无以整之。”
卫兹确实是个富户，他资助曹操招了五千兵。就像卫兹提示的，州郡动兵，有更深的社会原因。天下人早就不满意了，人们想要的，就是对国家的一种重塑，而现在的董卓只是刚好给了他们一个行动的契机和口实罢了。不管董卓好不好，打他只是表面的理由，实际上是对天下重新“整之”。可以说，董卓只是做了箭靶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