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城市发展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市与城的发展互为因果、息息相关。市的主体便是商人。表里山河之晋地，熠熠生辉之晋商，以万里茶道汇通天下，实现海内称雄。因此，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商业，始于晋商。”
唐宋八大家之一、大文豪柳宗元在《晋问》的开篇就说：“晋之山河，表里而险固。”翻译成白话便是：山西的大地，里里外外都是大山大河，险要的地形固若金汤。山西的四面虽有屏障，但东、北、东南面，有陆地出口；西、西南面，有水上出口。有了它们，才有了山西人走西口的传奇，成就了通往四面八方的晋商。
山西之地，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是晋国的腹地；战国时期三分为韩、赵、魏，因此号称三晋大地。晋国的疆域，跟今天的山西版图并不完全重合，前者的面积超出后者许多，正是有了四面大山大河的天险作为屏障，这个春秋强国才有了向外拓展的基础。
山西得益于其独特的地形特征和历史上作为“边城”的便利，催生了其因战争而产生的物资需求，从而发展壮大了当地的商业底蕴和文化。山西在明朝中期实行的“开中制”和“折色制”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明清时期是晋商活动的高峰期，晋商由南到北的商业活动，促进了山西南北的经济往来，也推动了山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带动了沿线一系列功能各异的新型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再结合当地的地理条件、物产资源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山西各城市区域经济与城市体系雏形。
明朝后期，努尔哈赤想夺取大明江山，但多年征战，国库亏空。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
于是，努尔哈赤把目光放在了往来于中原和后金之间进行贸易的山西商人身上。他用高额利息吸引晋商的巨额资金。撇开政治因素，山西确实是“商贾之途”，而且很多重镇雄县也都居于交通要道。
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境内、紧邻晋蒙两省交界处的杀虎口，既是中原和漠北的交通要冲，也是游牧民族和汉民族征战的前沿阵地，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明清政府均在此驻扎重兵，并严加管理。明末清初，随着汉蒙民族关系的进一步融合，中原和塞外经济的互补性增强，杀虎口逐渐从军马行驰、穿檄运粮、往来征战的军事战略要地，发展成为一处马市互易、民族往来、商业繁荣的边贸中心。晋商经东西两口北上西下者日益增多。
每年晋商把数以万计的丝绸、布匹、茶叶、糖烟、瓷器等商品经杀虎口或运往新疆、兰州，或运往库伦、恰克图，甚至深入俄国腹地；返程时又将哈喇、呢子、毛毯、钟表、金砂、皮毛等运回内地。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杀虎口盛极一时，“商贾农工，趋附贸易，内地民人难以数计”，“汉夷贸易，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最盛时其住户多达5000余户，人口突破5万人，商贾云集，集市繁荣，店铺林立
。
位于晋南的运城是因晋商中的盐商而崛起的典型矿业型城镇。运城盐池东西全长30余公里，南北约5公里，盐池总面积约为130平方公里。从明代开始，随着盐商的活跃和盐业活动的增加，运城盐务愈加繁荣，其他商业也随之兴盛。
《中国实业志·山西省》载：“前雍正年间，运盐征收岸税后，居民依盐务为生者，好畦丁、池脚、散车、缝袋、摇盐及办公员役，几于两万余人，而外县来此经商者，亦无不获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城镇建设随之展开。“明天顺二年，运使马显，将城改作西门，正德六年，御史胡正，奏请增高城墙，嘉靖三年，加石于城东，四年其西，十三年其北，十五年其南，从此以后，运城便成晋南之商务重镇。”
晋城是晋东南地区的工商业中心，为晋豫交通的咽喉，是晋商南下北上的必经之路，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晋城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且门类齐全，销路良好，尤其是钢针、铁货、煤炭、皮金等品类。道光年间，晋城小规模手工生产的生铁炉有1000多个，熟铁炉有100多个，铸锅炉有400多个。德国人李希霍芬在游历山西后曾言：“在欧洲的进口货尚未侵入之前，有几亿的人是从风台县（今晋城市）取得铁的供应的。……大阳（今晋城市大阳镇）的针供应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并且运销中亚一带。”晋城的南村镇亦是铁货集散中心，所产之铁行销全国，每年交易额达1000多万两
。
平遥、太谷、祁县原本只是山西晋中的普通县城，在晚清时期，随着山西票号的发展，以这3个县为代表的晋中金融城镇，成为山西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城市。
平遥县地处晋中盆地中心，京蜀大官道穿县城而过，北达燕京，南及秦陇，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素有“旱码头”之称。康熙年间形成了实力强大的“平遥帮”，到光绪初年，平遥票号发展到22家，设在全国各商埠、码头和主要城市的分号达400余处，年汇兑白银总额达4亿两
。票号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明清时期，平遥一直是山西中部最大的商品集散市场，商品聚集平遥后，不仅销往本县和周边各县，还销往省外，以及内外蒙古地区和罗斯国。
太谷县在明初尚是“土瘠民贫，俗尚勤俭，慕学力田，淳厚不奢”的地方。明中叶以后，太谷人勤于贸易，随着票号业的兴起，太谷逐渐成为与平遥并列的大商帮。太谷一度被誉为“金太谷”。太谷不仅金融业发达，商业也异常繁盛。城内东街，铺面林立，有器材行、绸缎庄、布匹庄、典当行、颜料庄、茶庄、雕漆庄等商行和客栈。
祁县金融业之发达及商业之繁盛亦不逊于平遥和太谷。介休也是金融业发达之地。介休县人多“挟资走四方，山陬海皆有邑人，固繁庶之地也”。
太原是山西的行政中心。明朝初年，为抵御蒙古势力南侵，明政府沿长城一线设置“九边镇”，太原因临边境首当其冲，常驻重兵。边防重镇的设立、军队的驻扎和封建官僚机构的设置，使太原迅速成为人口聚集之地。人口的增多带来了旺盛的消费需求，太原的手工业也迅速发展，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有采煤、冶铁、印刷、酿酒等，各种服务性店铺林立，商业异常繁荣（见图2-1）。太原的金融业也同样发达。虽然山西票号的总号设在祁县、太谷、平遥三地，太原城仅有其分号，但由于太谷、祁县隶属太原府，仅光绪年间，太原城就有票号大德通、日升昌、义成谦等分号七八家。
图2-1 明清之际山西城镇化体系
大同原本是一个风沙遍地、人烟稀落的边镇。明初，汉蒙关系虽一度紧张，但地理条件形成的社会分工，使商品交易无法中断。蒙古以马匹、皮毛换取内地的铁锅、粮食、茶叶和布匹，以满足蒙古族人民的生活需要；明代在华北诸省的北部、长城一带有众多驻军，也需要满足军需，补充军马来源，因此不得不在边境上开市，同蒙古进行贸易。巨大的消费量，带动了沿线城镇商贸业的发展。晋商或往边镇贩运粮草、铁器、茶叶以换盐引，或于边地雇人垦荒种地，把收获的粮食就地纳仓以换盐引。边境贸易的繁盛，让大同作为内地通往蒙古与俄国的商品贸易集散地，形成了以“茶马互市”为特点的贸易市场。
明清之际晋商的兴起，推动了山西南北方向贸易的持续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山西城镇化体系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