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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我回到了老家湖南省汉寿军山铺镇青峰村，看望了90多岁的老父亲，除了陪他聊家常外，也不免回顾了自己一辈子的教育工作情境，有不少感慨和醒悟之处，故记之以备健忘之用。
（1）国之肇始，人之初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恰是百废待兴之时，1953年3月，我在湖南省北部一个贫穷的山村——青峰村出生了。幼时的印象经大人反复说讲，形成了依稀的记忆：1954年夏季，南方的特大洪水将洞庭湖区变成泽国，抢修防洪大堤成为当地群众的紧急任务，大人们迎风冒雨抗洪抢险时，我则躺在父母肩挑的箩筐里酣睡。
大洪水退后的冬天，又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寒潮，洞庭湖区的所有沟溪江湖万里冰封，冰面上可任意跑跳行走，附近十里八乡的农民全部被动员到湖区修固大堤，独轮车轧在冰面上吱吱作响，我同样被父母放在箩筐里。而箩筐周边传来的热火朝天的吆喝声、加油声、口号声，如鲁迅对诗歌起源于劳动号子的论断一样，成了我最初感受到的音乐旋律，并一辈子给我带来亲切和激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走过70多年岁月，我也如一叶小舟，在人生的湖面上缓缓前行，有时遇到暴风骤雨，有时遇到和风细雨，成为我人生中一个个句读和断句。
劳苦大众从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住着草棚茅屋、买不到日常用品、无自来水、无生活电、下雨出门一脚泥、走路一双草鞋底的状况，到今天，衣食住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儿时根本无法想象的，我和同辈们都经历过、看到过、受过苦，也享受到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在极其艰苦简陋的条件下，我接受了基础教育：几块木板搁在泥块上，是我的课桌；黑白相间的墙壁是我的黑板；当时的小学老师几乎没一个是初中毕了业的。体育器具不仅没使用过，有的连名字都没听说过，譬如现在的跳箱、跳马、单杠、双杠等，连环画上都没见过。羞愧，到了大学才认识它们。
不过，那些艰苦的生活、简陋的条件并没有对我的理想、工作和前途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只有感恩。
回想起来，我的童年充满了快乐，少年时满怀着理想，青年时又忘我地投入工作，可以说，一辈子无怨无悔。
（2）从民办教师到小学校长。
我于1966年考入汉寿县三中读初一，1971年12月高中毕业于军山铺中学。当年，国家面向应届高中生只招收两种专业的少量大学生，一是外语专业，二是艺术专业，全县只有30个名额。我参加了艺术类美术专业的招生考试，政审、面试、体检等竟然都通过了。1972年春节后，县招生办通知公社，公社通知大队，大队书记告诉我被录取到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工艺美术专业。我十分高兴，开始做入学准备，行李都放入箱子了，只等书面通知一到便可启程。
全国高校应是1972年3月1日左右入学，可到了3月1日我还没收到书面入学通知。3月5日，公社联校领导告知大队支书说我没有被录取，安排我到青峰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并担任该校负责人，那年我还不满19岁。毫无办法，我带着惆怅和不甘开始了教学生涯。
学校只有5个班。一、二、三年级各1个班，3个老师各教其一，四、五年级为复式班，安排我来教。学校还有一个一至三年级合成的复式班，设在双门楼队，由另一名老师去教。
为什么刚开始当民办教师就安排我担任学校负责人呢？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其他4名教师都是初中生，甚至连初中都没有毕业，而我是高中毕业生；二是我当年在军山铺中学高中时是公认的全面发展的学生，在校时担任公社文艺宣传队队长、学校篮球队队长、学校墙报组组长和班团支部书记；三是如果抛弃“阴谋论”，我好歹也算是差点被录取读大学的“提名奖”人选吧。我很快适应了教学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和其他教师共同教出了全公社联校抽考第二名的成绩。1973年3月我被评为全县先进表彰大会的先进个人。同年全国高考招生，我报了名也参了考，可惜张铁生“白卷事件”发生，高考成绩无效。进入推荐阶段，我又因参加工作不满两年，不能参与选拔，于是继续当民办教师。
那时当然不甘心一辈子当民办教师，我企盼有一天考上大学，走出农村。于是在教书之余我有计划地给自己安排知识学习。我从高中班主任邹文芳那里借来了当时十分稀少的《词语解释》抄写学习，几个月的时间抄完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这比看10遍书都有用。我还借来高中的数学、物理教科书逐章逐节学习、解题。夏天炎热的夜晚即使蚊虫叮咬也没停止过学习，有时实在忍不了了，就用麻袋套在腿上或双脚浸泡在装满水的水桶里；冬天则搞个火笼放在脚下一边取暖一边看书。两年半的民办教师生涯中除了教学工作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我一刻也没有放松文化课的自学，相信终会有参加高考的那天。
1972年暑假，公社办公室抽我去公社编印“双抢”（抢收抢种）简报，要求一周出一期。我打电话到各个大队了解情况并收集一些典型材料，有时还要跟领导到各个大队现场听取汇报，掌握第一手数据，回公社后再写成文章、刻成蜡版、油印分发到各大队。那时每个生产小队都可以收到一张“双抢”简报，反应很好。被称为“雷大炮”的公社书记对我的工作很满意，第二年暑假仍要我继续做这项工作。我不负众望，这次也得到了公社领导们的充分肯定。因在编写“双抢”简报的同时，时不时还要向县里有关部门汇报“双抢”情况，县广播站由此确定我为军山铺公社的通讯员，还专门给我发了通讯稿纸、信封和邮票，我也时不时有通讯稿在县广播站播出。当时全县有点名气的公社通讯员有三个，蒋建国、杨成杰和我。蒋建国后来成了中宣部副部长和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杨成杰去了湖南财院，成了教授。
1974年五六月间，高等学校又开始招生了，我完全符合基本条件，自然要报名参加推荐与选拔。参加推荐的人比较多，有符合条件的各届高中毕业生、有退伍回乡回厂的军人、有上山下乡的知青，也有学历不及高中的优秀青年。参加推荐先由大队召开座谈会征求群众意见，再由大队签署意见后上报到公社。
公社将各大队上交的名单汇总、审定后再交由公社中学进行文化考查。各公社采取的形式可能不一样，军山铺公社是将审定的人召集到公社中学参加了一次测试，要求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对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认识”。
公社将审定过的名单参考中学考查意见，将表现好一点的和学历高一点的放在前面，作一个排名，发布排名公榜，再将公榜上的名单报到县招生办。那年我居然排在第一位。
1974年的8月中旬，公社办公室接到县招生办的电话通知，并转到大队告诉我预录取湖南大学半导体专业。接到口头通知，我十分高兴，这学校比1971年录取的那个要好，亲朋好友纷纷道喜。我也做好了9月1日前到大学报到的准备，但毕竟没收到正式通知，还不敢过于张扬。
大约是1974年8月下旬，公社通知我去领录取通知书，这回可是真的了，一大早起来，走了二十几里山路到公社，抬眼天高云淡，远望神清气爽。进了大院，公社里的人却说，派往县里统一领通知书的人还没回来，让我先等等。
左等右等，到了中午，领通知书的人才回来，居然是我高中同学刘建华。当他将通知书的信封给我时，我一看，傻眼了，信封上写的是：湖南常德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科。
我将通知书给我的中学老师们看，他们都不敢相信，都以为我录取到湖南大学了，怎么变成了常德师专？我去了趟公社，给几个熟悉的领导看，他们也觉得奇怪，怎么变了？公社秘书汤仁宝还专门打电话去县招生办问情况，县招生办说他们没权力，是地委招生办决定的。几位看重我的老师气愤不平，主张我不要去读，来年再考。我心里也十分不满，因为这个学校我根本没听说过，自己也想放弃。
回到家里，我向父母表示出不想去读的意思，却被父亲大骂一通，说好不容易跳出农门，脱了草鞋，穿了皮鞋，知足吧，坚决让我去。无奈之下，9月1号，我便去常德师专报到上学了，成了历史上一批特殊身份的学生——工农兵大学生。
开学典礼上，校长徐福来在讲话中带着满意的神情说：“今年我校只招了300个学生，我是地委招生办主持招生的副主任，我将你们这些教过书的单独留给了我们学校，我对你们非常满意。”话音刚落，会场一片嘘声，难怪有许多同学和我一样都表示不满，我们应该去更好的学校，来到了这个师专，原来是您“作的怪”。
（3）从初中教师到教导主任。
转眼毕业，我分配在汉寿城关中学工作。一天，一个行色匆匆的人进学校找田介成，我出来一看，“啊！是师专校长徐福来先生！”他一开口就是：“我知道你和饶君剑在这个学校工作，我来看看你们俩。”我和饶君剑都差点惊掉下巴，老校长竟没忘记自己的学生。他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俩的字都写得好，入学前都当过民办教师，是教书的料子”，还指着我，“你还当过小学校长”。
徐福来校长毕业于中山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当过桃源师范校长，创办了常德师专，是湖南有名的教育家。清晨，他会经常到宿舍喊学生起床做操，不让睡懒觉，说今后要当老师，必须严格要求；晚自习时，他时常去巡查，见学生坐得满满当当的，都在晚修，他就笑眯眯的，见有缺席的，威严就来了，要求学生干部查查。
师专毕业，回到了本县。分配预案中我和饶君剑都分配到了县一中，可正式公布时却发现我俩被分配到了城关中学。后来得知，是城关联校校长刘长清先生将我俩要过去的。刘长清校长是我读汉寿三中时的老校长，又是我当民办教师时的军山铺联校校长，对我十分了解。饶君剑与刘校长是同乡，当时小有名气，毕业生中的优等生，老校长要我们俩，谁都阻挡不了，我和饶君剑在城关中学共同工作了6年。
我当过城关中学第8班的班主任，这个班的学生有出息的比较多。目前还没退休的，有保利集团财务总监、全国老年委副主任、上市公司老总……而我教的第9和第10两个班是一届，1979年毕业。这届中考，我教的物理成绩全县第一，平均分比重点中学高出20多分，在当时引起了轰动。重点中学不相信这个成绩，要求将两校试卷重查重核，结果分毫不差，我在全县出了名，记了大功。城关中学第11至14四个班，1980年毕业，我教的物理中考成绩又比重点中学高了10多分，于是，一中校长杨克诚先生记住了城关中学的这个田介成。
由于教学成绩比较突出，1980年7月我被提拔为新城关中学教导主任。之前的城关中学借用的是城关一小的一栋楼办学，1980年9月搬入新址，当时明确了校长，但他因病住院没能到位上班，所以由我这个刚提拔的主任主持工作。
其后我当教导主任兼教两个班的物理，1982年中考，我教的班物理成绩仍比县重点中学的高。这时县一中的杨克诚校长已是县教育局的局长了，他调我去汉寿二中担任副校长，自此结束了我在城关中学6年的教学工作。
（4）从高中教师到中学校长。
1982年7月，我被县委组织部任命为汉寿二中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主持教学兼党务工作，还教高一（67）班一个班的物理。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便接到县教育局的通知：9月20日到省教育学院行干班学习。这期行干班学习时间比较长，整整一个学期，总共60人，都是来自全省中学的正、副校长，我是其中最年轻的学员，不满30岁。行干班培训安排的课程很全面，有中国革命史、教育学、心理学、学校管理学、中外教育史等，培训形式有讨论、经验介绍、专家讲座、外出参观考察，还有专题调查。
1982年12月下旬，我加入了专题调查组，前往道县一中开展调查工作。道县，位于湖南省南部，是五岭山脉中的一个山区县，交通不便，比较闭塞。道县这个名字，许多人大概是从红军长征时开的道县会议得知的，亲身去过的并不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农村中两派相互械斗残杀，双方死了不少人。事情后来惊动了中央，最后动用部队干预才平息了这次事件。道县一中部分学生因这一事件有着家仇，双方在读书期间时有矛盾发生，这个问题非常敏感。1982年，湖南省教委令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行干班学员成立专题调查组去学校展开调查，我是成员之一。
在道县一中半个月的调查中，我们20多个人走访了各方面人士，特别询问了解了学生学习、生活和相互交往的情况，基本掌握了产生矛盾的根源。后来，形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专题报告，上交给了湖南省教委。1983年1月底，我结束了行干班的学习，回到了汉寿二中。
1983年上半年我仍然兼教一个班的物理课，在此期间，总结了以前的教学经验，加上行干班学习获得的知识，特别汲取了当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上海育才中学段力佩校长倡导的“读读、议议、讲讲、练练”课堂教学经验，开始试用预习、自学、精讲、精练等步骤的课堂教学法，课堂效率显著提高，因而教学质量一直名列年级前茅。学生李晓彬参加物理竞赛获湖南省一等奖。1984年1月，我担任汉寿二中党支部书记，5月，我被汉寿县委确定为“第三梯队”培养对象。这年下半年兼教高一（74）班物理，运用“六步自学教学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家为了拼高考成绩开始花样百出，重点班、复读班、尖子班层出不穷。汉寿二中也跃跃欲试，我坚决反对。至我离开汉寿二中，始终没有分过重点班，坚持平等对待每个学生，不分三六九等，师资力量平均分配，汉寿二中高考质量有口皆碑，也没有影响高一新生的录取。
1986年9月至1991年9月，我先后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和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教育学和物理学知识。1991年12月，当我拿到理学学士学位后，看到了深圳市宝安区面向全国招聘骨干教师的信息，从此便开启了我在深圳的教育之途。
（5）从深圳教师到学科组长。
我将应聘材料投给深圳宝安县教育局的时间是1992年1月。为完成各种调聘程序，至7月份我共跑了7趟。其间几趟都受到先期调入罗湖教育系统工作的汉寿县教育局原局长龚京鼎先生、初中同学冯伏秋先生热情接待和对调动细节的精心指导，一直心存感激。5月中旬一趟至为关键，因为要参加面试。
宝安县这年招聘教师，动静很大，在没有确定调干指标前就审核了2000多份档案材料。从正常人事调动程序来看，接受了档案材料，而且档案没有问题，就得调人。宝安县这边却没有这样做。当调干指标最终确定只有260名后，引起了很大波动，没有调动成功的人在教育局、县政府大闹了一阵子，后来答应以后继续调，加上当时宝安县不属特区关内，往周边调也无不可，才慢慢平息下来。
这年宝安县调聘教师的面试，准确地说其实是试教。我和妻子张老师被安排到平冈中学当一个星期的班主任和教一个星期的专业课。我在高二年级一个班做一周班主任，教两个班物理；张老师教初三两个班的物理，当一周班主任。教育局组织教研室教研员带一个试教评估组驻在学校，观察每个试教老师上课，然后作出综合评价，给出名次。客观地讲，没有真本事恐怕很难过这关。我在这年物理老师调入试教名单中排在第一位，我妻子排第二位。宝安县教育局安排工作时，我俩被安排到了宝安中学。
我们持工作派遣单到宝安中学找校长报到时，校长一看，两个都是物理老师，迟疑了一下表示他们只能接收一名物理老师。之后我们马上到宝安县教育局人事科说明情况，科长立刻向局领导汇报。领导表态，让我自己联系学校，我说这里一个熟人都没有，还是请领导联系一下，领导说：“我给你打个电话到西乡中学吧，该校还需要物理老师，你自己去一趟，找宋校长。”那是高考放榜的第一天，傍晚我到了西乡中学，校长很忙，要接待老师、学生及家长，根本无暇顾及见我。晚上9点多了，我见校长有了空，就进去跟他汇报情况，他说：“沈副局长给我打过电话，说你夫妻俩试教分列一、二名，很优秀。是这样的，田老师，我校确实还需要物理老师，但是首先要的是你，你不来，你太太我们也不要。”我说：“校长，我下午已经去宝安中学报到了。”校长说：“那不要紧，只要你同意来，你们夫妻俩我都接收，手续我来办，你考虑一下。”校长还说了一堆关于西乡中学如何如何好的话。我考虑了一下，表态：“好吧，那请您打个电话给沈副局长，我服从这个安排。”我与宋校长道别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田老师，非常欢迎你们夫妻俩来西乡中学工作，你一定会很开心的。”他远远地送了我一程。一波三折，我们夫妻双双来到了西乡中学。
1992年9月1日起，我在西乡中学担任物理学科组组长、教高二2个班（高二也只有2个班）和高三1个班物理（高三也只有1个理科班）。3个月后，深圳市扩大特区范围，宝安县被撤销，将县一分为二，变成了宝安区和龙岗区。西乡中学校长得到提拔，成了宝安区教育局局长。
1992年9月中旬的一天路过校长室，宋校长赶忙出来喊我。进了校长室，宋校长手上拿着一张大表问我：“你在老家那么早就当校长了？那很年轻，比我当校长都早呀，你1984年当，我1986年才当呀。”我不明所以，只有说“是呀”。聊了一会儿我就出来了，大概这次给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当局长后的第二年便安排我去当了校长。
1993年高考成绩公布，我教的班级高考物理成绩全市排名第八，宝安中学排名第九，一炮打响。这年暑假我回老家前，局长找我谈话，安排我去下面镇中学当校长，松岗、石岩、龙华三个地方选。我和太太一商量，认为偏远，不愿去，便没给局长回话就回了家。恰逢深圳“八五”大爆炸，当时信息不通，8月20日才回到西乡中学高三上课。这学期我仍然主教高三物理，同时兼任初三一个班的教学。这一年的教学压力没上一年大，教学方法还是按自己的一套走，我不会安排学生死做题，更多的是举一反三，精讲精练。1994年西乡中学高考的物理成绩与名次没变，保持全市第八名，但有一名学生物理成绩很高，考入了清华大学。
（6）从高级教师到中学校长。
这年高考，送完学生进教室后刚准备离开考场，区教育局局长笑眯眯地说：“田老师，你的送考任务完成了，有新任务交给你了。局里和区里决定派你去担任新建的海滨中学负责人，下学期就要正式开学，现在我带你去现场看看。”车上，局长说新建的海滨中学是区里为民办实事之一，局里开会决定派你去把担子挑起来，这也是负责教育的谢百泉副区长拍的板。他还表态9月1日要如期举行开学典礼，不能拖延，他要参加开学典礼。到了海滨中学现场，我下车一看，傻眼了，刚刚台风过后，一栋新建的楼孤零零地耸立在泥水中，什么都没有，无围墙、无道路。天还下着小雨，局长和我下车站在稍高的路边，说道：“还是这个样子，还有50天时间要开学，困难大啊，田校长，你要抓紧啊，好吧，就这样了，任务交给你了，开始工作吧。”我回答了一句“行吧！”就这样，高考后未及喘息，我又开始了海滨中学的开办工作。
局长交代任务后的第二天，我去新学校查看，发现一楼所有的铝合金门窗都没了。因为无人看管，被收检废品的人全部撬走了。临时请示局领导，从西乡中学借用了两个人，一个叫李启焕，负责已经开始的招生及教师招聘工作，进行开学教学准备；另一个叫许武宁，协作开展开学的后勤物资、教室装修工作，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50多个日日夜夜，我都在新学校忙碌。建围墙、修操场、搞装修、购物资、搞绿化，工作连轴转，而我确实也忘了疲劳，争分夺秒，力争提前，直到8月31日晚上铺完了校园里的最后一块草皮，我终于舒了一口气，可以在9月1日正式开学了。
9月1日清晨，新招的300多名学生、新引进的20多位教师，都早早地来报到了，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所崭新的学校，大家都被这深圳速度惊呆了。9：00，谢百泉副区长来了，区委组织部部长彭晋行来了，区教育局局长副局长科长们来了，兄弟学校代表来了，部分家长代表也来了，热闹非凡。开学典礼上，大家对学校的如期开办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的表现也给各方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来深圳宝安两年的我，在宝安教育系统算是站稳了脚跟。
1995年，海滨中学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绩，我也评上了中学物理高级教师。学校教师参加区、市各种比赛，总能捧奖而归，学生在各种竞赛中也有优秀的表现。我们坚决反对分重点班、普通班，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视每个教师教学工作可信。一般考试实行“无人监考”，相信学生能够自省自控；晚修教室实行“无人监管”，有问题到教师办公室请教值班老师。《宝安日报》记者季学中听说后，几次暗访学生的晚修情况，获得证实后写了篇报道《这里的晚修静悄悄》。多年后他与我聊起此事，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和这篇报道的名称内容。
1997年的秋天，因为东方英文书院收费事件，我离开了海滨中学。
（7）在东方英文书院任工作组常务副组长。
20世纪90年代中，南方有三大民办学校：广州英豪学校、珠海华夏学校和深圳东方英文书院。这三所民办学校的在校生规模都在2000人以上。这些学校是怎么建起来的？基本靠的都是收取学生家庭的所谓“教育储备金”。每个学生家庭向学校交20万~30万元不等，学校则将一部分费用存银行获取利息（当时利息很高，超过10%），用利息维持每个学生一年的学杂生活费。另一部分用来维护学校校舍和添置设备。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学校是可以维持并获取利润的。1995年开始，国家政策有变，银行调整存款利息，逐步下调利率，这种教育储备金模式经营方式存续的基础受到冲击，学校发生还款困难，便要向在校学生另外收取一定费用。于是家长有了意见，不愿交钱甚至要求退学，退储备金。就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广州英豪学校于1996年底率先倒闭，1997年初珠海华夏学校也面临着垮掉的境况，东方英文书院在此背景下岌岌可危。
当时的东方英文书院是三所学校中规模最大的，有将近3000名学生，储备金总量超5亿元。书院购买了13万平方米土地，并在此土地上建了11万平方米校舍，向外投资6000万元，但遭遇亏损，收不回成本了。屋漏又逢连日雨，学校还被骗子骗走了2000多万元追不回来。如果发生挤兑储备金事件，学校也必然倒闭。为了不让这所在全国全省都有影响的民办学校垮掉，1997年10月，区委区政府专门成立了“宝安区人民政府驻东方英文书院工作组”。
区政府任命抓教育的副区长刘润华为组长，我为常务副组长，区教育局民管科钟庆祥科长为副组长，由我带领13名各系统抽调来的人员进驻东方英文书院，日夜工作在学校。我们在校内外挂起大幅标语“宝安区政府驻东方英文书院工作组欢迎家长垂询”，准备迎接暴风骤雨般的质问。一段时间内，我们工作的办公室里人来人往，有询问学校办学情况的，有了解储备金退还手续的，有打听学校会否停办的，其中不乏言辞激烈、情绪激动的家长。工作组成员耐心解释说明，并向群众表态区委区政府会继续办好这所学校的决心和措施，基本稳住了家长的情绪。原来有相当数量要退学、退储备金的现象也被基本遏制，没有大量发生。与此同时，我们引导学校全面开放教学现场和学生住宿餐饮场所，供家长实地考察参观。经过近半年齐心协力的工作，东方英文书院没有发生大规模挤兑储备金现象，初步稳住了局面。学校1998年五六月份重新开始招生，改为不再收取储备金形式，教学工作转入正常状态。工作组付出的辛勤劳动，受到区委区政府和区教育局的大力赞扬。
东方英文书院工作组在学校驻派了3年多，直至学校被大明石油公司收购，消除了倒闭隐患才撤出，但我只在工作组工作到1998年7月便被区教育局召回了。
（8）调到文汇任中学校长。
文汇中学原名西乡二中，1992年9月1日开办，有初中部和职业高中部，算是一所完全中学，宝安县撤县前属新安镇管辖。
1993年1月，撤县改区，新安镇分为新安街道和西乡街道两个街道办。西乡二中位于新安街道范围内，由区教育局直管，因建校资金赔偿未及时理清，西乡街道仍插手学校工作，每年须招收西乡范围内相当数量的学生，这就造成彼此之间时不时产生一些矛盾，都管又都不管，学校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1998年5月，一场台风，学校南侧围墙倒塌，造成了3人死亡，矛盾激发，6月份又出现黑社会“水房帮”事件，学校60多个学生被牵连，加之7月份中考成绩公榜垫底，学校名誉受损，学校临时负责人民意测评不合格，被就地免职，一时间各方面评价对西乡二中极为不利。
新到任的教育局局长刘迅，认为亟须对西乡二中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更换，局领导认为将我从东方英文书院召回，去担任西乡二中的校长较为合适。8月1日，刘迅局长带我去西乡二中，宣布我为西乡二中校长。我便到西乡二中工作去了。
当天晚8点左右，刘迅局长打电话给我，说“你派人将学校楼顶和校门口的‘西乡二中’牌子撤掉，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商量新校名”。我和总务主任四处请人，在半夜时分撤掉了这两块校牌，从此，“西乡二中”校名不复存在。
第二天上午在刘迅局长办公室里大家反复商量，最终确定起用“深圳市文汇中学”，后来还请文怀沙老先生题写了校名。区教育局还决定停招职业高一学生，职业高中班办到毕业为止，将文汇中学定为纯初中学校。
2000年前后，文汇中学办学是很艰难的。招收的生源差，属地小学优秀毕业生被区里名气大的学校“虹吸”了。学校学风差，学生上课不听讲，打瞌睡的一大堆，顶撞老师的现象时有发生。教师教得没有信心，中考成绩上不去，比兄弟学校差了一大截。校长、主任、老师、家长以及局领导大家都急。怎样改变这一现状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考题。
1998年9月1日开学后，我们首先确立了办学目标：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全面发展、特色鲜明。还为此引进了两个特色项目：跆拳道和民乐。
为了培养学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结合学生兴趣，学校决定初一、初二学生进行跆拳道训练，每周开设一节跆拳道课，为期两年。外聘李和平团队驻校训练，在此基础上组建学校跆拳道队，参加各级比赛，既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又强调了武德教育，更收获了集体和个人荣誉。此外，还邀请韩国世界跆拳道协会会长和运动员来校表演和交流，极大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在此基础上，学校慢慢将学生的兴趣转移到文化课的学习上来。到我退休前，跆拳道获得的各类奖牌不下千枚，学校还专门开辟了跆拳道荣誉室，学校师生都引以为傲，成为南方中小学跆拳道荣誉之首，后来深圳市社会上各跆拳道会馆的教练多出自文汇中学。
学校在开展跆拳道活动的基础上，还引进了民乐教师。初一年级全体学生每周开设1节民乐课，为期一年。规定学生必须在几种民乐乐器中任选一到两种参加训练，一年内基本掌握一或两种乐器的演奏，陶冶他们的人文情怀和优雅品质，与强身健体的跆拳道一起，激发和增强他们知识学习的信心。
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民乐训练的基础上，也组建了校级民乐团。民乐团训练有了一定成效后，广泛参与各种表演和比赛，以获得的奖励来激励学生更加努力地参与训练，形成良性循环，不断提高训练水平。
有了较高的民乐演奏水平，文汇中学组团赴香港、澳门，与当地有名的中乐团学校联袂演出，甚至参与他们的比赛，令港澳高水平中乐团学校刮目相看，他们发出感叹：中乐的根还是在内地。2010年4月，文汇中学民乐团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中乐团学校的邀请，与他们联合演出，同学们收获的不仅仅是荣誉，还有对国家、民乐甚或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崇敬之情，是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教学相长，民乐教师尹岳、李靓等人也迅速成长为宝安区教育系统的名师和骨干。跆拳道和民乐团的特色发展成就了许多学生的成长之路。许多学生之后不仅成为跆拳道和民乐的专业人才，也在其他工作中广受裨益。
特色发展改变了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态度，为他们学科学习成绩的提高增强了信心，使他们有了获得成功的可能。于是从2002年下学期开始，学校引进华东师范大学熊川武教授的“理解教育”课堂教学法，开启了长达10年的课堂教学改革。
课堂教学改革之路是艰辛的。熊教授每年多次来到学校指导。为了转变教师教学观念，文汇中学曾将全体共180多名教师分6批派到江苏、山东等课改做得出色的学校参观学习。当然，高深的教改理念、理论，在实际课堂教学中不一定马上能被老师们理解和运用掌握，开始两三年的时间都在艰难地磨合和探索。抓教学的陈伟明、李光伟、周素华等副校长，抓德育的罗威林、肖跃平等副校长坚定地支持校长的课改决心，刘琼作为坚定的执行者、谋划者，与李传安、杨柳、刘向红、刘朝霞、廖春梅、伍颖、余祖应、魏湘玉、司海军、庄禄房、林立昌、周亮、李前、王正清、肖迅以及各年级长、科组长等，不断研究探究，终于将熊教授的理论变成了教师们可以熟练掌握的“自然分材教学法”。“自然分材教学法”在文汇中学教改中可以十分清晣地表述为四个环节：自学、合作、探究、检测。这个方法产生后，文汇中学的课改才步入康庄大道，活力无穷，才真正地将“教为主”变成了“学为主”。从此，文汇中学的中考质量再也不是师生担忧的事情，课改不仅让学生的成绩获得全面提升，更重要的是，还让从文汇中学走出去的学生收获了终身受益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
深圳市的课改走出了特区教育的特色。文汇中学也被评为“深圳市十大课改示范校”之一。
2013年3月，我退休了，终身只为了一个事业：教书。在我41年教书生涯中，在文汇中学工作了15年。这15年是我觉得真正沉下心来做教育实事的15年，问心无愧，也思之无悔。为避免干扰后任校长的工作，退休后我很少回学校。但每每有人告诉我，文汇中学又在分重点班、普通班了，又一天上9节课了，特色也取消了。我虽心中遗憾，但不便多言，故只好沉默以对。但我仍以自己的教育理念为傲。在我当校长期间，眼中的学生是平等的，绝对没有分过重点班、普通班，绝对没有为了单纯的分数延长教学时间，绝对没有为了名利加重教师和学生的工作负担和学习压力。我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9）从责任督学到完满事业。
本以为退休了就可以放飞自我，快乐健康地过好人生最舒适的晚年生活。可是市教育局和教育督导室却抓了我的差，2014年6月，我国推行责任督学工作不久，深圳市人民政府督导室聘请我担任首批市直中学责任督学，一干又是7年。
我的督学责任区是：深圳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初中部，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深圳市第三高级中学高中部、初中部，深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深圳市育新学校。这些学校我是A角，贾笑纯校长为B角。贾笑纯校长为A角，我为B角的学校是：深圳市实验教育集团小学部、初中部、中学部、高中部，深圳市科学高中，深圳市元平特校。袁良平督学去世后，一段时间里又增加了几所学校督学任务：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中部和初中部、深圳市外国语学校高中部与初中部。
我和荔香学校原校长贾笑纯先生互为这些学校的A、B角。从一开始，我俩就共同巡督这些学校，7年多时间里我俩有对教育的共同理解和看法，有对教育比过去工作时更深刻的认识，还有对中小学教育现状和未来教育的忧虑。
7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参加了赴陕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培训班的学习，提高了教育教学理论水平。
7年多的时间里赴责任督学工作最初试点的地方，如长沙、株洲、郴州等地参观学习，认识到了做好责任督学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使我们自身的督导水平得到了提升。
7年多时间里我们以督学专业人士的身份，参加了市内不少于50所以上学校办学水平的评估；全程参与了佛山禅城区所有中小学办学质量评估；连续四年对珠海香洲区义务阶段学校规范与教育质量进行了评估；连续两年对珠海高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质量进行评估。
7年多时间里两次参加教育援疆工作，远赴新疆喀什，对义务教育阶段的部分中小学校进行教育帮扶，按深圳的办学质量评估标准进行了评估。
参与一系列的评估工作，让我开阔了教育视野，学习了许多学校的优点与长处，提高了办好学校的认识水平，教育的思想、思路、方式、方法的境界得到了提升，甚至涌现出如果再有一次当校长的机会，能将学校办得更好的信心。
感谢7年多的责任督学工作，不仅让我提升了对基础教育的认识，洞悉了当前教育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认清了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完善了自己从事教育事业的经历，同时还让我结识了各地、各校的许多志同道合的教育智者。特别是与贾笑纯先生的友谊，如亲兄弟一般，让我时时感到欣慰和温情。
（10）时代赓续，教育感悟。
70年弹指一挥间，却随着时代节点波澜起伏。静夜清思，我的人生竟与教育始终并行，自然生出许多感悟。我觉得，作为教育人，我的职业生涯是随着国家农村教育、乡镇教育、城市教育的发展而渐次丰富的。民办教师时尝试过复式班的教学，教过小学的语文、算术、自然课；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里当过政治老师、物理老师、历史老师和美术老师，初中物理教学质量几乎教到了汉寿当地的极致，高中物理从高一教到高三，感觉轻松愉悦，并不觉得有多么大的压力和困难。在湖南汉寿担任校长期间还兼任了常德教育学院校长培训班“学校管理学”的授课任务，那是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的专业发挥。
我从小学教到高中，从外地教到深圳，没有感觉到哪里不适应。从小学到重点完中，也都当过校长，到深圳又从普通老师做到中学校长，也没有觉得哪里不适应。一辈子做了一件教书育人的事，今天收获到的体验是：工作是辛苦的、事业是正确的、心情是愉悦的、一生是值得的。
7年多督学工作期间，我与同事如贾笑纯校长、郑秉捷校长、苏子涵校长等目睹深圳教育的现状、广东教育的现状和全国教育的现状，深度交换过各自的见解和看法、深入探讨过国家70多年来教育的变化，拥有许多共同感悟。
我们认为，办学条件的优劣并不完全决定着教育质量的高低和人才的培养。
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国家谈不上投入足够资金。国家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要求青少年读书识字和学会简单的计算。社会上的绝大部分青壮年处于文盲状态，国家发动“扫除文盲运动”，采取多种措施教青壮年识字读书，消除文盲。而20世纪50年代生人，人才辈出，可以说国家强盛进程中第一代功劳者是他们。
20世纪60年代，是学校教育发展动荡的年代，重政治教育，轻文化学习，当时大量青年上山下乡、劳动锻炼，用教育专家的话说，接受的是“不完备教育”，按理说，新中国建设各行各业的成就难以归功于他们。但事实上，国家强盛的进程中，他们作出了无名英雄式的贡献，吃进去的是草，献出来的是奶。对社会、对国家没有怨天尤人，这群人仍然是社会的脊梁、最肯奉献的公民。
20世纪70年代开始高考制度改革，采取“群众推荐、学校选拔、组织批准”的形式少量招收大学生。无疑，这批人大多是那个时代的优秀青年。现在各行各业的舞台上，这代人还在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代人的忍辱负重、低调实干，是群体的形象。
20世纪70年代后期高校实行按文化考试分数作为唯一录取的标准进行高校招生，也叫“恢复高考”。
如果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高考制度有所了解就知道，20世纪50年代的高考制度不完全是看分数录取的，每年都会将并未在中学学习的优秀青年送到高校去学习，数量还相当大。文化要求也不高，高考题目也简单，社会也不十分强调大学生毕业就有多大的优势。
20世纪60年代高校录取新生，十分重视“又红又专”。文化考试分数高的不一定进得了高校，或是重点高校；文化考试分数低的不一定进不了高校，甚至重点高校。当时很看重现实表现和综合素质，中学组织在毕业生登记表上签署的鉴定意见，可能直接影响你的去向。高中毕业生中最优秀的一批人可能早已被领导、组织部门安排成为“省培”“地培”“县培”对象，当基层干部去了。
“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们这代人算是全程的执教者、实践者和管理者。
40多年了，这种制度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说它好，可以讲上几十上百条；说它不好，也一样可以说上几十上百条。
通过拼命做题，做陈旧、过时、伤身的习题，获得书本知识的分数，录取到高校读几年书，是不是人才？恐怕没这么简单。分数只是知识复制的标识，不能等同于智育，更不能代表聪明才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是社会，特别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在一次责任督学专项巡督学生视力情况时，我和贾校长走进高三一个文科班，全班55人，戴眼镜的近视人数达53人，当时，我俩的心都是凉凉的，这么高的近视率，国家怎么选拔健康人才？当兵卫国的、战斗飞行的、宇航飞天的人，从哪里来？
时下，一些地方政府还热衷于搞学校集团化办学，心理学实验告诉我们，人的同时注意不会超过12个，但集团校偏偏要学校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我个人认为这不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
此外，各地热情高涨地开展评选各种各样的“名师”，我认为，名师应是自己在教育教学多年实际工作中自然形成的，课教好了，学生评价高了，同行高度认可了，社会有了知名度，便自然是名师。而不能是教育局评选甚或指定的。这种导向是有问题的。
依我的经验看，现行的教师职称制度对教师队伍建设是十分不利的。我认为，教师工资待遇的确定应该就凭两条：从教年限和教学岗位。
我们可以建立一套简单而实用的称谓系统：大中小幼的从教人员都称“老师”，而小学老师特定称为“教员”，中学老师称为“教师”，大学老师称为“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从长远来说，要法定这些称谓才更科学。
其余如班主任问题、学生学习时长问题、考核考试与社会结合的问题，凡此种种，在其他文章、调查报告、建议中都有专篇，也是我几十年对教育的“爱恨情结”。而正是这不舍的教书情结，难忘的教学经历，既使今日青丝变为白发，生命进入古稀，但如能重启人生，我仍将坚定地选择：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