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森归来

朝鲜开战期间，钱学森刚刚从特米那岛移民局拘留所保释回家。从1950年被拘留到1955年，长达5年的软禁，对性格内向而且孤傲的钱学森来说，每一天都是屈辱的叠加。这些记忆的碎片，痛嵌于钱学森的心灵深处，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在发现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息后，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和妻子蒋英冒着危险给陈叔通先生投寄了一封求救信。

钱学森在信中写道：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一九四七年九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惟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有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以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

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

康健

钱学森谨上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在信中，钱学森还附了一份1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的剪报，内容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到软禁的报道。

蒋英的妹妹蒋华在比利时居住，她接到姐姐的信后不敢耽搁，因不知陈叔通的地址，就把信寄给了钱学森的父亲。

1955年7月11日，陈叔通接到钱学森父亲转来的信件当天，就将信交给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第二天，竺可桢便与党组书记、副院长张稼夫商量如何拯救钱学森脱离虎口。中国科学院还立即将此事上报了陈毅副总理，7月21日陈毅批示：“请外交部想办法如何？”

事实上，新中国一成立，欢迎海外游子回国的工作就已经提上了政府工作的日程。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当时美国侨民和朝鲜战场被俘人员的遣返问题是美方关注的重要事项。由于美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美国代表通过英国外交官（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6月17日两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向中方表达意愿并试探口风。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也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他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英国外交官的斡旋有了一定的成效，中美双方都表示愿意直接会谈。于是，从1954年6月5日至21日，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开始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进行了4次直接会谈。其间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中国留美人员。

据解密的档案资料透露，约翰逊非常及时地向美国政府汇报了谈判的情况，6月1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回电报说：

国务卿已经口头和书面请求司法部长逐步向那些想回大陆的中国学生发放离境许可。国防部的意见是他们离开美国不能违背美国的安全利益，司法部长口头同意。根据非正式的审查，国防部迄今只发现一个人不能离境，那就是钱学森（注：唯一的制导导弹专家，加州理工学院，是你们453号表上的第一人）。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会，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在日内瓦进行秘密的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在朝鲜战场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此后两国都开始了行动，中方继续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被美国阻挠回国者的确切人数。美方也受到了留美中国学生要求总统撤销禁令呼吁书引起的媒体和公众压力，特别是美方被俘人员家人的抗议，使来自宗教界、舆论界、国会的压力纷至沓来，要求政府解救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不要让他们成为美国对华僵硬政策牺牲品的呼声甚高。国内紧张的空气使得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亲自过问这件事。

1955年6月1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战俘、平民回国等问题进行磋商。杜勒斯表示可以继续与中国谈判，让中方尽快释放滞留在中国的所有美国人，但是政府有些部门对释放所有在美的中国人仍有不同意见，比如国防部提出：有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王大卫，他们都了解非常多的涉密信息。但是总统显然是做了功课的，他说：“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现在已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被朝鲜战争后遗症搅得头昏脑涨的艾森豪威尔显然希望尽快扫平谈判障碍，扔掉这块烫手的山芋。

在总统的过问下，美国国防部不得不改变态度，第二天他们就向总统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报告称：

自从二次大战以来，约有5 000多名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其中有110名学生可能掌握了不利于美国安全的信息。在这110名学生中，除两名学生外已全部释放。先把这两名学生的信息提交如下：钱学森，空气动力学著名权威，喷气推进专家。他目前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戈达德教授。在1951年他从事机密研究的许可证被吊销前，他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从事高级机密的国防项目……

报告还指出：

现在看来，他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

钱学森回国问题在总统的干预下最终有了初步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释放钱学森已成定局。

1955年7月25日，中美双方在沟通一致的情况下同意在日内瓦举行会谈，会谈由领事级升级为大使级。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王炳南担任日内瓦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会谈的主要内容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8月1日，双方进行第一次大使级会谈。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美方代表、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说：

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被俘的阿诺德、鲍默、施密特、科巴、布克和布朗等11名美国飞行员和军人，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

8月2日至4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约翰逊在表示谢意后，又拿出一份写有36人姓名的名单说：美国关心仍被中国拘留的美国人，希望他们能够立即被释放。随后，王炳南提出，希望美方提供在4月8日所宣布释放的76名中国人的名单。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他冠冕堂皇地狡辩说：“我国政府授权我向您保证，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绝对不会受到阻碍。如果有这种情况请通知我，我会立即调查。”

8月8日，双方大使级第四次会谈举行。会谈的前一天晚上，外交部给王炳南发了一份电报，并附上了两份材料，一份是为会谈准备的发言稿，一份是提供会谈使用的“关于钱学森的例子”。会谈一开始，王炳南就学生回国发表了一份长长的声明，其中特别提到了钱学森于1955年6月15日写信给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述说在美国的遭遇，和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念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的心情，并说：“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

此时的约翰逊已经得知，美国移民局洛杉矶分局局长于8月4日签署了同意钱学森离境的文件，所以他不痛不痒地说，除特殊情况外，所有人都可以自由离开。

经中方一再努力争取，中美大使级会谈终于在9月10日达成遣返平民的协议。从10月起，会谈转入第二个议题，即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在讨论台湾问题时，双方立场大相径庭，谈判陷入僵局，至1957年12月会谈中断。

中美大使级第四次会谈时中方并不知道钱学森已被释放的信息，会谈虽然不是直接导致钱学森回国的原因，但是钱学森得以回国，正是两国在朝鲜战争后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的大背景下，为此进行政治交锋和外交谈判的产物。

1955年8月5日，钱学森终于收到美国移民局准予他回国的通知。5年了，他整整等待了5年，1 800多个日夜，多么漫长的岁月！钱学森一天也不愿耽搁，当天立即着手订购机票或船票准备启程回国。当他得知，最近起航的一班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只有三等舱的船票时，他依然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四张票。从寄给陈老先生的信件发出后，他和蒋英就天天等，日日盼，等了一个多月，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所以，不管是几等舱，只要能早日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就行。

临行前，钱学森和蒋英带着天真可爱的儿子永刚、女儿永真，去向恩师冯·卡门告别，同时将自己新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一书奉献给最敬爱的导师。不忍分离的冯·卡门眼里噙着泪花，默默地翻看了一会儿书页，慢慢地抬起头，紧紧拥抱着他一生最赏识的学生说：“我为你骄傲，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冯·卡门拿出了一张自己的彩色近照，用给钱学森修改博士论文时的那种龙飞凤舞的花体字给钱学森写了一行字：“不久再见。”然而，直到1963年82岁的冯·卡门因病去世，师生二人却再也没有见过面，阴阳两隔、天各一方，他们相互的思念和感恩都留在了彼此深情的回忆中。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途。临开船前，钱学森对报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返回祖国的时间，其中的原因，我建议你们去问问你们的政府。我要竭尽努力，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他说到“尊严”（dignity）一词时加重了语气，这其中蕴含在内心的苦楚和愤恨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下午4时，汽笛一声长鸣，“克利夫兰总统号”徐徐离开洛杉矶港口，向西驶向浩瀚的太平洋。高高翘起的船首劈开蔚蓝色海面上一个又一个浪峰，卷起的团团水雾和浪花拍打着缓缓前进的船身，发出阵阵清脆的轰鸣。船头甲板上，不惑之年的钱学森面如皓月，气质儒雅，他不时眺望着远方的海面，恨不能一眼看到祖国的大地。蒋英把头轻轻地靠在钱学森的肩膀上，对他说：“今天正好是我们结婚8周年的纪念日，这算是双喜临门吧！”

“克利夫兰总统号”从9月中旬走到10月初，一路停靠过夏威夷、日本横滨和菲律宾马尼拉，钱学森一家为了安全，从没有登岸观光。1955年10月8日黎明，轮船驶入中国香港海域。透过晨雾，钱学森渐渐看清了祖国的海岸线。天色放亮，轮船距离香港中环码头很近了。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中国政府通过设在香港的中国旅行社与港英当局联系，派一艘驳船把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直接从邮轮接到驳船上，驳船向北行至香港九龙，钱学森一行上岸后，乘车从九龙抵达罗湖口岸，当天11时25分到达深圳。

为迎接钱学森回国，国内已做好了准备。1955年9月15日，在获知钱学森一家买好船票后，主管科学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便指示中国科学院，尽快考虑钱学森的工作安排，派代表前往深圳迎接钱学森，并要求一定将钱学森一家安全护送到北京。

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秦力生接到陈毅的指示后，立即向副院长吴有训报告。吴有训闻讯后高兴得两眼放光，紧紧握住秦力生的手说：“好啊！老秦，非常感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消息，今天中午我请客，我请客！”在当天中午的宴席上，吴有训又禁不住绘声绘色地把钱学森在美国的工作和他在世界上的重大影响，向郭沫若、李四光、张稼夫、陶孟和、秦力生等人详细地讲述了一遍。由于他的情绪太激动，嗓音太高，大有“泄密”的危险，急得张稼夫不得不几次提醒他：“吴老，吴老，请小声点。”

中国科学院最后决定派时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秘书处兼中国科协及中国科普协会秘书处的负责人朱兆祥，代表中国科学院前往深圳迎接钱学森。吴有训将他与钱三强联名写的一封慰问信交给了朱兆祥，并请他转告钱学森，中国科学院已决定请他来院创建力学研究所，并出任所长。该所以钱伟长在数学所建立的力学研究室为基础建成，并由钱伟长任副所长。吴有训还特别提醒，他个人的意见是请钱学森先到科学院来工作为好，暂时不要到国防部门去，这样在国际上的影响会更好些。

1955年10月8日，对钱学森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历尽艰辛，他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祖国怀抱。中午，他跨过罗湖桥抵达深圳；晚上，他到达广州。

一踏上祖国的大地，钱学森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极大的尊敬，这与他在美国度过的五年屈辱日子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周恩来总理得知钱学森平安归来，打电话给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要好好接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陶铸会见了钱学森，并安排他在广州参观访问。钱学森一家于10月12日到达上海，参观了母校交通大学，拜会了老师和朋友，并回杭州老家探亲，之后又匆匆乘火车一路北上前往北京。

1955年10月28日上午，钱学森一家抵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20多人到北京前门车站欢迎。第二天上午，钱学森拜访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稼夫和副院长吴有训。

11月1日，郭沫若举行宴会，欢迎钱学森归来。席间，吴有训向钱学森正式征询了由他牵头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意见，钱学森表示对工作安排非常满意，同时他还得知，自己已经是中国科学院的一级研究员了。

11月5日，陈毅副总理亲切接见了钱学森，代表党和政府欢迎他归来。陈毅在宴请钱学森全家时，爽朗而不乏幽默地说：“国家让大清帝国的辫子、民国的黄包车拖得太久了，让西洋的鸦片、东洋的铁蹄、八国联军的刀枪蹂躏得太苦了。比起你居住了20载的美国来，大大地落后了！”陈毅端起酒杯与钱学森碰杯，继续说：“现在国家解放了，要搞建设了。我们这些人打仗是可以的，搞建设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千方百计地把你们这些科学家请回国来，目的就是打一个现代化的翻身仗啊！”

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回国后，中国科学院给他分配了中关村14号楼201室一套五居室的住房，一家几口算是安了家。该楼是20世纪50年代初，科学院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挤出一部分钱，专为一批科学家建造的。钱学森住的房子，建筑面积160平方米，使用面积140平方米，内有主卧、两间副卧、书房、客厅、餐厅、洗手间和厨房。桌椅板床等家具都是公家配置的，极其简单。在这里，钱学森一家住了近五年，直到1960年10月搬迁至阜成路8号航天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