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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仁毅兄的丰林文化出版倪匡兄新书，嘱我作序。
我在南洋时，倪匡这个名字早已如雷贯耳，读过他用许多其他笔名写的文章，多数发表在《蓝皮书》这本杂志上。
后来去了日本留学，半工读，替邵氏当驻日本办公室经理，工作的大部分，是检查电影的“拷贝”。那时候香港并无彩色冲印，一切片子都要靠日本的“东洋现像所”。印好的菲林，我们行内的术语就叫“拷贝”，是copy的译音。一部片子最少要印几十个拷贝，版权卖到东南亚及北美，总量可达数百。
因为对工作负责及认真，每印好一个，我就得看一次，检查颜色有否走样，片上字幕对不对戏中人的口型，等等。这么一来，每部邵氏的电影都看得滚瓜烂熟，而且每部片的字幕“编剧”都是倪匡，没见过本人，当然对这个人充满好奇。
七十年代，邹文怀离开邵氏，独立组织嘉禾公司，我被邵逸夫调回香港，坐上直升机，代替了他当制片经理。
当年的邵氏片场简直是一个城区，里面什么都有，我被安排住进宿舍，二千呎
左右的面积，一厅二房，对我这个住惯东京小寓的人来说，算是相当豪华。
对面住的，就是岳华了。我同岳华早在他去日本拍《飞天女郎》那部片子时认识，他好学，在电影圈内他算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们谈得十分投机。
岳华第一个介绍我认识的是亦舒，也就是倪匡的亲妹妹了。当年她的文章已红遍香港，也在邵氏的官方杂志《南国电影》和《香港影画》两本刊物上写文章，是编辑朱旭华先生的爱将。
亦舒出道得早，充满青春气息，态度很有个性，留着发尾卷起的发型。她时常生气，留给我的印象，是《花生漫画》中的露西，对任何事都抱怨，一肚子不合时宜，但很奇怪地，对我特别好，可能是我也喜欢看书的关系吧。
“你来了香港，有什么事想做的吗？”她问。
正中下怀，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带我去见你哥哥倪匡。”
“包在我身上。”她拍拍胸口。
第一个星期天大家放假，她就驾着她那辆“莲花”牌的小跑车，我坐在她旁边，岳华自己开另一辆车，三人一齐到了香港海边的百德新街的一座公寓。
当年还没有填海，亦舒说倪匡兄一家要买艇仔粥宵夜时，可从三楼由阳台上吊下竹篮子向海上的艇家买，画面像丰子恺的漫画一样。
门打开，倪匡兄哈哈哈哈大笑四声，说：“你还没来之前已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没想到你人长得那么高，快进来，快进来。”
后面站着的是端庄的倪太，还有一对膝盖般高的儿女，姐姐倪穗，弟弟倪震，都长得玲珑可爱。
住所蛮大的，但已堆满了杂物，要逐样搬开才能走得进去。我最想看到的是倪匡兄书桌，不摆在书房里，而利用客厅，第一个印象是堆满杂物，其中最多的是收音机，放着吊着的，有七八个之多。
沏好龙井走出来，倪匡兄口边衔住了一根烟，他说：“从刷牙洗面就要抽，一天四包。”
是的，在书桌旁边的墙上一角，已给烟熏黄。
烟多，收音机多，还有贝壳多。倪匡兄说：“已经不够放了，我租了一个单位，就在楼上，用来放贝壳。”
坐在沙发上大家聊个不停，倪匡兄问了我的年龄和经历之后，向我说：“改天有空印一个图章给你。”
“什么，你也会？我最爱篆刻了。”我说。
事后，他答应的事都做到，我收了他一颗，印文写着：“少年子弟江湖老。”
“肚子饿了，先去买东西，吃饱了就买不下手。”他一说，两个小孩子欢呼，我们一群，浩浩荡荡地走进“大丸百货”的食物部去。
挤满了人，当年还设有音乐，客人一面跟着哼歌一面购买，倪匡兄看到什么买什么，像是不要钱似的，可乐一买就四箱，其他的，都堆满在我们五个大人的车里面，他说：“赚了钱不花，是天下大傻瓜，你看多少人，死时还留那么多财产，花钱真是难事！”
从此学习，倪匡兄的海派出手，完全符合我的性格，第一次见到他，我得到宝贵的一课。
临离别时，我忍不住问亦舒：“为什么倪匡要那么多个收音机？”
亦舒笑了：“他不会转台。要听什么台，就开那一个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