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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六七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不列颠的入侵，生活在北部的布立吞人与西部的布立吞人被分隔开来，但双方在语言、地方化基督教传统方面所形成的联系以及那种相互分离的情感让威尔士人渐渐发展出了某种身份感，而且这一身份感还在8世纪末奥法堤墙（Offa’s Dyke）建成之后得到了迅速增强。
6世纪时，威尔士民众与他们生活在不列颠他处的近族布立吞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譬如威尔士吟游诗人塔里辛（Taliesin）就既服务过威尔士的王公，也做过雷吉德坎布里亚宫廷的座上宾；出现于7世纪初的史诗《Y——高多汀》（Y Gododdin），其作者也很可能是一位生活在南苏格兰丁艾丁（爱丁堡）的威尔士人；此外，威尔士本土与威尔士北部地区、康沃尔王国杜姆诺尼亚（Dumnonia）之间，也有经济与军事上的往来。但由于盎格鲁–撒克逊势力的不断西扩，这些种种联系最终都遭到了削弱。577年，在拿下了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格洛斯特和巴斯后，撒克逊人又攻下了格洛斯特郡的迪勒姆（Deorham），这在威尔士人与康沃尔人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之后在616年的切斯特战役中，诺森伯里亚人战胜威尔士联盟，这又使得威尔士人与坎布里亚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艰难。曾几乎遍布西不列颠各地的“威尔士”文化就这样一步步被限制到了特定的区域之中，而这一区域，就是后来的威尔士。
奥法堤墙是由麦西亚国王奥法于785年之后的某个时段修建的、界分波伊斯王国与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边界的一项土木工程。它的部分堤段宽度超过了25米，沟底到堤顶的距离高达8米，这说明堤墙应该是用来预防敌人从原属威尔士地界的低洼麦西亚农田区域发动攻击的。但由于实用性不强，这项工事很快就被弃用，最后就慢慢变成了一大界分凯尔特文化与撒克逊不列颠文化的标志。
威尔士的政治发展具有很强的地理制约性。诸多的山峦与河谷不仅切割着这里的土地，还阻碍着这里单一权力架构的形成。也正因如此，中世纪早期的威尔士就成了一众公国的天下，其中势力最大的，当数西北部的圭内斯公国，其所在的安格尔西岛与斯诺登尼亚等地早期时还曾反抗过罗马人。它的国王卡德瓦隆信奉基督教，在这位国王的领导下，圭内斯公国的军队不仅抵挡住了诺森伯里亚人的入侵，还于633年在唐卡斯特（Doncaster）附近的哈特菲尔德猎场打败了爱德温（Edwin）。但卡德瓦隆选择与信奉异教的麦西亚撒克逊国王彭达（Penda）而非距离遥远的不列颠王国结盟的策略，也让圭内斯与这些不列颠王国之间的关系更加淡化；此外还有位于中部的波伊斯公国，由于其在东部边界上的防御缺位，7世纪时该国的国王一个又一个地倒在了抗击诺森伯里亚人的战斗之中；8世纪时，这个公国又迎来了组织有序的麦西亚人的威胁；到了9世纪20年代时，面对麦西亚国王森伍尔夫（Cenwulf），波伊斯这个被数十年战争耗尽力气的威尔士中部王国又损失了自己位于东部的大部分领土。
大事年表
7世纪及8世纪，威尔士人的身份感再度增强。如今已知最早的威尔士语铭文就镌刻在圭内斯的那块沿海的大石上，镌刻时间为650年至750年之间。威尔士语开始取代拉丁语成为商业及律法用语。更重要的是，威尔士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以本土威尔士人（Cymry）或威尔士同胞自居，也更喜欢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含有贬义色彩的撒克逊语“外国人”（wealas）来定义自己。而这一身份的核心，就是更多受凯尔特传统而非罗马管理模式影响的地方化的基督教传统。相较于以隐修所和修道院作为人们精神动力关键的爱尔兰，威尔士人崇拜的，是亚萨（Asaph）、卡纳（Canna）和蒂德菲尔（Tydfil）等多具有本土特性的圣徒。
罗德里·莫瓦大帝可称得上全威尔士首位大君主。他于844年继承为圭内斯王国国主，之后又因意外的朝廷事件与婚姻关系将南威尔士的波伊斯与赛斯尔维格（Seisyllwg）的王权也握在了自己手中，成为坐拥威尔士大部的统治者。之后他的儿子卡德尔·阿普·罗德里（Cadell ap Rhodri）又将达费德的领土收入囊中。但威尔士的继承传统阻碍了其成为单一王国，到了罗德里之孙哈伊维尔·德达执政时，威尔士再占有的就只有西部小国锡尔迪金（Ceredigion）。不过凭着经验与耐心，哈伊维尔这位贤王最终统治了绝大部分的威尔士，同时他还制定威尔士法典、铸造威尔士货币。但在950年他去世后，他的国家就分给了三位不同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