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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初始的200年之中，地方性的小国在不列颠与爱尔兰群岛上遍地开花。虽然这些小国有的信奉异教，有的崇尚基督教，但领导者无一例外都是战斗精英。千变万化的战斗输赢与领土得失之间，这些小国的命运也起起伏伏。不过到了800年时，这种地方性的权力就开始慢慢集中到了少数几个王国的手中。
面对六七世纪英格兰各地小国君王与霸主更迭变换，以及领土、势力变化斗转星移的局面，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们经过整理，将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划分成了七个各具鲜明地域特征的小国，并大致以肯特、埃塞克斯、苏塞克斯、威塞克斯、东盎格利亚、麦西亚和诺森伯里亚这七个地方来指代这七国或七王的统治。
近期的研究表明，七国的实力与身份发展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头三个世纪表现十分不稳定，譬如，埃塞克斯与苏塞克斯的发展就远落后于诺森伯里亚和麦西亚，之后又被威塞克斯超越；除了这七国，还有一些次要的小国在被更大的邻国吞并之前也曾兴旺发达，比如介于亨伯河与瓦什河（Wash）之间的林齐（Lindsey）就在被诺森伯里亚征服之前繁荣昌盛；还有那个在670年至780年间统治着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格洛斯特郡与沃里克郡（Warwickshire）等大片领土的郝威赛（Hwicce）王国，它们却被500年之后的僧侣历史学家们遗漏在了其所制定的英格兰版图之外；同样被历史长期遗忘的还有一些英格兰的部落，如盖维赛部落（Gewissae，西撒克逊人）、怀特维尔部落（Wihtware，怀特岛就是以该部落名称命名的）等。
特别的地理环境让威尔士的本土民众能像他们的先辈在多个世纪之前抗击罗马军团那般抗击现在的侵略者。在这里的古老精英群体的统治下，6世纪时，这里发展出了包括格温特（Gwent）、达费德（Dyfed）、波伊斯（Powys）以及圭内斯（Gwynedd）在内的布立吞或不列颠新王国。由于在文化与语言方面与坎布里亚、斯特拉斯克莱德等北部王国系出同源，碰到敌人来犯时，这些王国可以号召这些盟友共同抗敌。7世纪30年代，圭内斯王国分别在埃克塞特和约克郡哈特菲尔德猎场（Hatfield Chase）击败了麦西亚人与诺森伯里亚人，如此重大的胜利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扩张向后推迟了一个世纪。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比自己更加强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威尔士人开始损失越来越多肥沃的低地领土，并最终走向了以高地为主的经济与历史发展进程。
位于不列颠半岛北部的苏格兰在六七世纪时同样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在南部，雷吉德王国的领土范围在索尔韦湾一带，从敦弗里斯（Dumfries）向南延伸至坎布里亚。
另一边是6世纪从沃塔迪尼人古老的洛锡安部落发展而来的高多汀不列颠王国；中西部，是从克莱德河孕育出的斯特拉斯克莱德不列颠王国。这个王国以坚固的要塞之地邓巴顿岩石（Dumbarton Rock）为基础，享受着拥有富饶耕地的埃尔郡（Ayrshire）和南拉纳克郡（South Lanarkshire）为它带来的财富；北部，大群的皮克特人雄踞于泰河之外；远西之地也在500年之后迎来了新的变化。就居住在阿盖尔（Argyll）的达尔里亚塔（Dal Riata）的盖尔人而言，他们与一岸之隔的安特里姆（Antrim）人系出同支，双方之间有着很多相同的文化联系。虽然长期以来的传统认为，达尔里亚塔人（后来被称为苏格兰人）是在他们的国王弗格斯（Fergus）的带领下从爱尔兰移居到琴泰半岛（Kintyre）的，但现代考古并没有给出相关的证明；反倒是居住在赫布里底（Hebrides）这个小岛众多、海道处处的群岛南部的人们与爱尔兰人之间有着广泛的往来。
就苏格兰早期的霸主、弗格斯之子埃克（Erc）来说，人们对他就像对大多数黑暗时代的霸主一样，几乎是一无所知。在那位爱尔兰作家所著的《提格纳齐纪事》（Annals of Tigernach）中，作者对早期的苏格兰王进行罗列时称埃克是501年“统治着部分不列颠的国王”。也就是到了后期时，为了突出苏格兰宫廷的独特性，弗格斯才在作家笔下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之中具有了重要性，之后对苏格兰君王一脉的回溯就将作家们带回到了最早弗格斯的那个时代，而且他们发现弗格斯所颁布的诏书基本只流转于苏格兰王国最早的首府之地——阿盖尔石垒要塞杜纳德（Dunadd）的境内。1603年，苏格兰宫廷与英格兰宫廷合并，弗格斯因此就被列为历史可确定的、最早的不列颠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