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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岛屿独特的地理环境对其历史影响巨大。英国四面环海，大海是抵御外敌入侵的一道天然屏障，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就是“防御性护城河”，但在以前那个更加平凡的时代，大海同时也是贸易往来和思想交流的纽带。英国能够批判地吸收欧洲大陆文化，保证本国文化的自主发展，这与英吉利海峡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对于爱尔兰人以及那些在最北端和最西端的岛屿上生活的居民来说，强大的中央集权之所以鞭长莫及，也是由于大海的阻隔。河流同样也起到了屏障和纽带的作用。伦敦虽然地处英格兰腹地，却能成为这些岛屿上最大的一座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里是泰晤士河上第一个能架桥的地方。同样，在宽阔的福斯河上，第一个能架桥的地方正是苏格兰的咽喉要地——斯特灵（Stirling）。
英国的南部和中部，地势比较平坦，土地也很肥沃。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天然险阻，交通尤为发达；当地居民生活富足，衣食无忧；各民族的定居点星罗棋布。在这里，道路修建、物资运输以及民众动员都不是什么难事，但正如古罗马人、撒克逊人以及诺曼人的指挥官们所发现的那样，这里也极易遭受入侵。
尽管如此，新民族、新思想、新习俗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入这片富庶之地。物资过剩还使人们试着改变做事与思维的方式。在地形支离破碎的苏格兰和威尔士，在英格兰北部的高地丘陵地带，以及在爱尔兰西部的偏远地区，情况大不相同。这些地方的耕地稀少，其他资源的积累周期也长。尽管人们为了战争、贸易和信仰而聚集在一起，但永久性的定居点一直很少，也很分散。在铁路出现以前，也就是19世纪以前，英国北部及爱尔兰西部的大片土地基本上很难进入。那里的人们长期保持着与世隔绝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与来自低地的民族比起来，在高地地区生活的民族更有可能反抗当权者，这一点即使是在都铎时代和斯图亚特时代也是如此。
布立吞人
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后裔。他们的姓氏以及岛上的地名充分证明早期移民潮对英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的移民在英国历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比如，来自日耳曼族群的撒克逊人，以及他们后来的兄弟民族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其他族群则很少受到关注，比如，19世纪意大利和东欧的乡下穷苦人，他们为了谋生而踏上英国海岸。17世纪后期，因为本国政府顽固不化，不容异说，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就把英国作为自己的避难所。躲避大屠杀的俄国犹太人、1939年的波兰人、1956年的匈牙利人、因苛刻的“非洲化”政策而逃离乌干达的亚洲人，以及遭到皮诺切特（Pinochet）迫害的智利人，都在英国成立了自己的团体。英国国内的迁徙，特别是中世纪以来发生的迁徙，同样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阿格里科拉时代起，实现这些岛屿的统一成为推动英国历史发展的不竭动力之一。罗马帝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到了10世纪，英格兰第一位伟大的国王埃塞尔斯坦（Athelstan）曾夸下海口要当整个不列颠岛的国王，但这一想法从未实现。爱德华·金雀花（Edward Plantagenet）离建成不列颠与爱尔兰统一帝国仅一步之遥，关于这一点，暂时几乎无人能及。威尔士人对他们的语言有较强的认同感，他们接受了南方的统治。然而，苏格兰人对英格兰入侵他们领土的那段历史一直铭记于心，苏格兰拥有独立国地位的意识深入人心。对爱尔兰人来说，地理距离、语言以及16世纪30年代的宗教信仰使他们的民族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直到1801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成立，一个以伦敦为统治中心的政治实体才开始出现。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后，这种局面就此结束，存续时间仅120年。自1997年实施权力下放后，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民族认同感进一步增强。2010年后，英格兰人的民族自豪感更加强烈，英国脱欧的呼声日益高涨，脱欧问题因此成为英格兰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在接下来的10年里，英国脱欧问题一直主导着英国政治，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和经济的担忧，并加剧了政治及文化上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有可能会导致英国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