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仰韶文化被发现之前,所有人对中国史前文明的认知都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除了中国人自己相信自古以来的传说或者零星的早期文献记载之外,全世界的知识界都认为中国的史前是一片空白。
1923年之后,尤其是1950年之后,经过中国考古学家数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在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份中先后发现了数百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其中年代最早的裴李岗文化距今九千五百年左右,与已经发现的世界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巴勒斯坦的结列果(Jericho,Palestine)文化年代相当。也就是说,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以来,处于东部亚洲的中国土地上,就一直是人类活动最繁忙的地区。在距今一万到三千五百年左右二里头遗址先商文化出现的这一时间段里,先民生活劳作的遗存所分布的区域,除了最重要的黄河流域之外,长江流域也发现了数量相当多且重要的文化遗存。此外,东南沿海地区以及西南云贵、青藏高原,东北、内蒙古、新疆等地也都有重要发现。
从考古学的视角来观察,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一时段人类在生存技巧上获得了长足进展,制陶、种植、畜牧、建筑技术广泛传播,飞速发展。从艺术史的视角来观察,则可以发现,人类的审美意识在这一时段也随着经济生活的日渐繁荣在不断被开掘,出现了多样的、深入细致的变化,并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的创造物上。石器从打制到局部磨光再到通体磨光,制陶从粗砂陶到细砂陶到磨光彩绘,再到精致规整无比的蛋壳黑陶;从石制器物到使用质地美丽的玛瑙、石英、软玉;从玉器开始零星出现到精制玉器制品大量出现等,无一不反映出先民美感经验的逐步发育与逐渐积累,并一步步地朝着历史黎明的方向靠近。
玉猪龙
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通高10.3厘米,宽7.8厘米,厚3.3厘米
玉鸟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长5.5厘米,两翼宽5.8厘米,厚0.78厘米,浙江省博物馆藏
作为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性文化创造,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特别在处于黄河流域的文化遗存中,充分发育的彩陶是史前文明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但是,在幅员如此辽阔的东部亚洲,并非仅此一带发育出了高度的文化成就。所以,如果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观察,几乎与仰韶文化同时或更早,在黄河流域之外,还诞生并充分发育成熟了与其审美旨向大异其趣甚至完全不同的审美诉求,并且也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这里举出两个迥然相异的例子,以说明东部亚洲史前文明核心地区艺术成就的多样性与多中心性。同时,这些不同区域发展出来的审美诉求,也通过其独特的地域性区别,各自表现出文化上的纯粹性。
相较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更往北几个地理纬度的辽河流域,有规模巨大的辽宁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在这处距今五千多年的巨型新石器文化中期遗存中,令人震惊地发现了面积达数十平方千米的女神庙和祭坛遗址,出土了真人大小的女神头像等泥塑神像残件、陶制祭器、仿木建筑构件和彩绘壁画残存。其附近的积石墓冢中出土的玉器有马蹄状玉箍、勾云形玉佩、玉猪龙、玉龟、外方内圆形玉璧、玉环等。联想到距今八千至七千多年前的辽西兴隆洼遗址的出土物,有器表满饰刻画纹的陶器,以及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真玉(软玉)玉玦、管、锛、凿、匕形器等,令人确信,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在辽西地区就一直有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不同的另一个文化序列在独立发展。在这个被称为红山文化的文化谱系中,艺术审美和理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陶、制玉技术,与仰韶文化相比,都有着非常巨大的区别。
牛河梁遗址泥塑女神头像
1983年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残高24厘米,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南方地区也有与上述相似的情况发生。从仰韶文化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往南几个地理纬度,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距今五千三百至四千年间,发育成熟了以浙江良渚遗存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良渚文化在艺术上以出土的玉器为突出的代表。规模异常巨大的良渚遗址有多处发现,重要者多由祭坛与墓地组成,祭坛平面呈回字形三层结构,用石磡护坡筑成阶级式高台,最大一处的面积超过三千平方米。在反山、瑶山、观汇山等贵族墓地中,共出土各类随葬品四千余件套,其中玉器占百分之九十。这些玉器以钺、琮、璧为大宗,显然与墓主生前的身份或为军事首领或为巫师有关。又有莫角山遗址,是长宽各数百米、现仍残存高十余米的人工建成的大土台,上有三个大土堆,土堆间有数万平方米的大片夯土及巨大柱洞,显然原来有大型礼仪建筑。
神面纹玉琮
良渚文化晚期,高39.3厘米,上宽8.1厘米,下宽7.1厘米,口径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神面鸟纹玉斧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长17厘米,宽7.4厘米,厚0.3—0.7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良渚玉器中有很多器型巨大且表面多有浮雕神像的玉器,这些绝非实用器的大型玉器,显然是祭祀活动中所用的礼器。联系到贵族墓主人可能的身份为王(军事首领)或巫师(祭师),或二者兼有,则早期中国文化中强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国家观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中或已经开始初露端倪。
由于长期使用石制工具,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约赤峰兴隆洼文化时期,先民在审美情感上对于“美石”的追求开始反映到器物制作中,出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真玉制品。但这些早期玉器除了少数简单饰品之外,大多是实用的管、锛、凿等,反映出审美意识转变期的特殊性。不过,先民对玉的使用,从仅仅将其视为“美石”的最初阶段,很快就提升到了将玉作为一种具有自然神性的特殊材料的认知阶段,只在与精神活动有关的场合使用,因而使玉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价值,构成了后来中国文化悠长的历史时期中用玉理念与规则的最初源头。
C形玉龙
红山文化,高26厘米,鬣长21厘米,龙身直径32—34厘米,腰部上方有一穿系孔,内径0.3—0.4厘米,为岫岩闪石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兴隆洼文化以后,龙山文化中所出土的玉器也多非实用器。这些玉器或为动物形如龟、猪龙,或为用途不明的马蹄状箍、卷云纹配饰、外方内圆璧等。与辽西地区空间悬隔的长江下游流域,早于良渚的凌家滩遗址也出土了各种非实用的玉器,甚至有一件玉龙环,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龙形。到了时代紧随其后的良渚文化时期,大量、制作极其精美的大型玉礼器,已占据了贵族墓葬随葬品的绝大部分。
在地理空间相距如此遥远的两处地方,对于玉的审美和用玉的原则如此接近,时代也如此同步,虽然玉器的具体造型各有不同,但是,在这样的文化意识同步的现象背后,是否还有东亚地区文化的思想根源同质、审美理念一致、精神取向相同的文化整合性存在呢?在这种文化整合性的融通之下,区域文化的独特性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亚文化的表现了。
重要的是,作为东部亚洲文化产生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主流文化向殷商文化过渡的细节,在考古学上仍然不十分明朗和确定。有文字记载的殷商时代之前的夏代,在文化上的面貌仍然不是十分清晰。考虑到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位于这一区域的南北东西各地,众多区域文化中心的考古学遗存仍在不断发现中,因此,对这一关键时期的研究还有待更加深入的努力和更多的资料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