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玉、石、泥

石器是玉器的前身。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中，开始出现真玉（软玉）制品，标志着中国用玉文化辉煌传统的开端。很快，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中，已经可以见到大量精美的玉器，尤其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存中，治玉工艺更是达到了非常高超的程度。当时人对玉这种天然的、美丽的特殊材料的仰慕、依恋和利用，创造出了灿烂的良渚玉文化。

先民从磨制石器到磨制玉石，此一工作逐渐变得专业化。玉以其特有的色泽、质地和超常的硬度，对长期使用石器的人类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也对制造者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现代人通常会对玉的硬度津津乐道，甚至以硬度来区分软玉与硬玉。其实，在古人眼中，玉不过是“石之美者”（许慎《说文解字》），既然欣赏其质地的温润、色彩的美丽，则超常的硬度反而作为一个突出的优点被看重，尽管会在制作上带来必须克服的巨大困难。反过来，玉石质地的细腻坚韧给治玉工提供了精细加工的条件，使琢玉技术迅速成为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早期工业门槛。

玉石加工的难度和专业化决定了必须由专业的工匠长时间的高技术劳作来完成，暗示出社会专业分工的进一步分化。而最初的玉器都是装饰品和礼仪用品等非生活必需品，这些由少数人享有的东西集中地存在于少量墓葬中，则显示出当时由于权力和财富的集中所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不过，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所导致的财富重新分配和高度集中，成为早期社会发展最大的推动力量。在此时已经形成多处古国的东部亚洲，由于青铜冶炼技术的发明而迅速进步，促成了早期王朝夏、商的出现。对于商而言，新发明的青铜冶炼技术所制造的礼器与兵器，适用于祭祀和战争的一切需要，而古老的治玉技术的精湛发展，则更多地应用于祭祀礼器的生产和炫耀财富、彰显地位的饰品生产。也就是说，相对于人类利用金属冶炼技术生产创造的自然界没有的物质——青铜而言，完全产自自然界的优质材料——玉，虽然其在实际用途上远不及青铜，但却被古人赋予了太多精神层面的寄托与寓意，受到格外的尊重。汉代人所说玉有仁、义、智、勇、洁五种品德（许慎《说文解字》），显然来源于更为古老的道德价值传统的长期积累，不过是在公元初年才被明确地揭示出来而已。

“万物有灵”这一想法也许是初民对于身处其中的自然界最抽象的理解。玉这种美丽的天然材料从最初被发现，到找出克服其超常的硬度并加工成器的方法以来，其制成品就都是一些并没有多大实用价值的物件。玉在先民精神生活中极为尊崇的地位，最重要的价值来源还是它在中华文明形成之初，就被赋予的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当石器时代开始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候，有美石之名的玉，被当成了大自然灵魂的象征以及自然界的精魄所化的神物，在先民的意识中，成为人类与自然沟通的可能中介。因此，从新石器时代晚期治玉技术出现之初，“石之美者”就都被制成祭祀品与装饰品，成为权力来源与合法性、社会地位与财富的象征。

治玉是一件烦难而凝聚着大量劳动与精力的工作。从找矿到开采、搬运，以及工艺要求的精湛与传承、长时间的专业参与等，使得从事治玉工作的工匠群体需要其他人群的物质支持才能生存，因此，玉器制作不可能以家庭作坊的方式来进行。它不仅要依赖于社会分工，需要专业的治玉作坊来完成，还需要有由于社会分层所导致的财富高度集中来支撑。统治阶层的精神需要促成了治玉的高度发展，初民社会耗费大量的劳动来制作这种没有实用价值的物品，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在初民社会中，玉器是一件奢侈品，既具有高精神附加值，也具有高劳动附加值。

与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无论红山文化抑或良渚文化）相比较，商代玉器最大的进步是出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圆雕作品。新石器时代的玉器除了祭祀器与装饰器之外，已偶有动物形的玉器出现，不过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小型的动物形象都是用厚薄不同的玉片制成的剪影式玉雕。很有可能的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时期的治玉工艺流程就是先将玉料切割成片或块状的坯，然后切出需要的形，再加工表面的细节。但发展到商代，已经可以按设计的形状在坚硬的玉料上处理立体的动物和人物的形象了。

在治玉这种高难度工作中处理立体物象，不仅需要工艺能力，更需要对于空间的想象能力。与青铜铸造虚实空间转换的概念不同，圆雕物象是依靠减去多余材料的工艺形成物体。而一旦被减去的玉料的位置和程度发生错误，就不可能再添加上去，这样的不可逆的减法造型，对于制作者的空间想象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甚至比靠加法造型的泥塑困难得多。

商代制玉技术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妇好墓出土的直径接近二十厘米的玉簋，其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工艺难度非常高，显然是作为祭器来使用的。在艺术造型的想象力方面的例子，则是在殷墟先后出土的数量众多的动物形象圆雕（玉圆雕之外，还有数量不少的石圆雕，包括用石制作、作为礼器使用的有盖容器，以及用玛瑙、绿松石、孔雀石制作的圆雕，由于制作方法一致，归入玉圆雕之内一并讨论）。

殷墟出土的圆雕作品已有数十件之多，形象有人、人头、龙、凤、虎、鸟、象、猴、牛及牛头、羊头、熊、鸽、鹰、燕、鸬鹚、蝉、螳螂、鸮及不知名的怪鸟。这些形象显然是通过预先设计并按设计的思路用工具减去多余的部分而成型。根据夏鼐的研究，这些动物形象玉制、石制圆雕，除了大部分是附着于其他物件上的装饰（有榫卯）和佩饰（有孔）外，有小部分可能完全是用以陈设把玩的，“但是我们不排斥它们含有辟邪等巫术意义的可能性”（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

夏鼐还指出，商代玉器与良渚文化玉器相比较，在琮、璧等所谓礼器方面表现出极大的退步，鉴于这些器物的名称和用途都是出自汉代人猜测的臆说，有理由怀疑它们当初是否出于宗教目的被制造出来。汉代人提出的古玉礼器的所谓“六瑞”，在现代考古学对汉代以前的遗物研究中，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说明它曾经存在过。

另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琮与璧等玉器的制作很可能出于单纯的财富凝聚。它们的造型或许是初民对自然物的纯粹抽象的表达。诸如方与圆的概念，方中有圆、圆中有方的空间转换和互蕴，虚实的互换和互蕴所暗示的阴阳互成、有无相生等。依据这些原则创造的玉器当然是不会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它们在商代的大步退化也就理所当然了。此外，模仿石制兵器、工具等的戈、矛、圭、璋等玉器反而在商代较为发达，联系到商代政治机制的复杂化，也就相应可以理解了。

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商代有大型石雕，稍大的如石牛、石鸬鹚等都开有槽口，可能是建筑物的装饰附件。当然，这并不是说商代就没有大型的纪念性雕塑，既然与商几乎同时的三星堆文化中已有青铜铸造的大型人像（类大型纪念性雕塑），则商人也有可能会使用木材等其他材料来制作这类大型造像，只不过碰巧这种材料易朽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商代玉、石圆雕作品与商代青铜器一样，器表周身都布满了刻镂的花纹，纹饰的样式和主题也与青铜器接近。除圆雕以外，其余的玉器无论挂饰或工具，表面大都也有繁密的纹饰。这一点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多是素面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商代玉、石雕刻尤其是圆雕周身布满纹饰的风格，与青铜器和白陶器上同样的装饰风格是否都来自仰韶时代的陶器装饰传统，我们无法确知，但这样的玉器装饰风格因为要额外耗费大量的劳动，也许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治玉工艺的进步。

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泥塑女神像和红陶烧制的裸体孕妇像、石峁遗址的石刻神面等都曾令人非常惊叹，但这样的艺术手段目前并没有发现有后续的承继。商代青铜器陶范的制作，证明商人掌握了高度的泥塑技巧，他们没有使用这种技巧来制作泥塑人像或神像，应该是理念上的原则所限。但商代晚期极其精致、纹饰繁复的白陶容器所达到的极高成就，在技术和艺术两方面都足以超越龙山文化黑陶制作，给我们展示了商代在以泥塑物技术方面的长足进展和高度造诣。

商代白陶的装饰风格与青铜器的装饰风格完全一致，在造型和装饰艺术水准与成就上，甚至超越了青铜器。当时能够使用白陶器皿的，一定是身处社会顶层的极少数人。因为青铜器陶范工艺的存在，商代制陶术的高度发达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考古遗存中，商代陶器尤其是晚期的白陶器极少被发现，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当年产品太少且材质易损，只有极少数白陶器保存下来。在这一点上，考古学的遗憾只有依靠我们的想象去弥补。 Fru4iRTGLoqmKBX1K3VVganZlWcqdOsnv8etb4dX/BslvD/AwoRGUbKCiO8dKI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