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契刻文字

1899年，在北京做官的山东福山人王懿荣偶然发现一味中药——“龙骨”上刻有字迹。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并长期收藏古物、在当时已是国内著名收藏家的王懿荣，虽然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古董”，但他敏锐地认为这是难得的古代遗物，并且天才地判断，这些刻有当时他身边的金石学家都不能认识的特殊文字的龟甲骨板，应该是属于传说中商代的遗物。

就在王懿荣发现并收集甲骨的第二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时任京师团练大臣、负有守城之责的王懿荣投井自尽，王氏收藏的一千五百多片有字甲骨转入作家、收藏家刘鹗之手。1903年，刘鹗从他收藏的五千多片甲骨中，精选出一千零五十八片，出版了第一部甲骨学专著《铁云藏龟》。

此后，对商代文物的兴趣在学术圈内引起了普遍关注，经学者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研究，确认甲骨为商代遗物，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

1928年至1937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持了安阳小屯村前后共十五次的发掘工作，发现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刻字甲骨两万多片以及大量商代文物。1950年之后，发掘工作继续进行，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发现大型墓葬、大规模的铸铜遗址、刻字甲骨四千多片及大量商代文物。安阳商代遗址是商王朝后期的王都，时间约在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历八代十二王，计二百七十三年。

从艺术史学的角度看，最能代表商代文化的是甲骨文和青铜器。如果说在商朝灭亡之后，接踵而至的周朝表现出了更为绚丽多姿的青铜文明的话，那么商代的甲骨文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明遗迹。这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三千多年前商朝王室留下来的文字记录，所使用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中国最古老，也最成系统的实用文字，可以说它是目前所知汉字最古老的祖先。当然，在考古学上，早于甲骨文的文字或疑似文字也时有发现，但其数量稀少而不成系统的状况，显然与甲骨文的成熟度、数量的众多、文化背景的清晰等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从视觉艺术的角度来看，甲骨文所表现出来的造型原则的优美与结体、用笔技术的丰富，更是早于商代的文字遗迹所无法比拟的。

一百二十年来，从地下发掘所得的商代甲骨累计已经超过十五万片，其上所刻的不同单字近五千个（不过，现代人可以辨识的只有一千五百个左右）。对于甲骨刻辞的长期研究，使我们对中国三千多年前的社会和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了解。

数千年来，汉字在中国被广泛、持续地使用。直到今天，地球上还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仍然习惯使用汉字。但是，汉字的基本造字原则、文法结构、书写模式等诸多方面，至少在商代就已经被我们的祖先发明并固定下来。商代以后的漫长时间段中，都是对这个大体具备的框架不断地加以补充、完善和推演。从理论上讲，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在二十世纪对甲骨文的研究方法就不可理喻了。我们研究甲骨文的字形、字义、语法等，都是利用现在的古汉字、古汉语知识，反向推论甲骨文的字形、字义与语法，从而才建立起了甲骨文文字学的构架。

但甲骨文显然不应该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系统，原因是它太成熟了。虽然已知的甲骨文中存在大量无法识读的字，也就是无法根据反向推导原则，用现存汉字推论出字意的、已经被后世淘汰的“死字”，说明这套系统在商代仍在剧烈演进的过程中。但这套系统所显示出来的造字原则、结体规律、语法的灵活多变与简洁明白等，无不显露出其并非初创的特征。

很有可能的情况是，这套为商代王室所使用的文字，在此之前已经被商人或者其他氏族的人们使用了很长时间。作为一种文化积累的成果，商王室只是借助它来进行自己的占卜活动，所以才留下了我们今天所见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还有一个情况是必须注意的：商代前后共历三十一王，历时六百二十九年，而且管理着疆域相当广阔的国家。商王室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治理如此广大的领土，如果没有一套文字制度，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除了甲骨上的契刻文字之外，可能在另外的地方，商代还以其他形式使用文字。

中国现存最早一部历史文件汇编《尚书》中记载，商灭亡后的西周初年，周的统治者对商人后裔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多士》）。所谓典册，就是用竹木片编成的记录历史的书籍和记载现实生活的文件。竹木片这种书写材料一直使用到汉代末年（公元三世纪）纸张开始普及时为止。据此，可以推知的情况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商代甲骨文，不过是商人使用文字留下来的痕迹中幸存的一小部分。用小刀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人用在占卜这种特殊活动中，因特殊需要而使用的一种文字。如果从书法技术的角度来推测，这种特殊的文字与当时用笔书写在简册上的文字，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形式上的区别。

商代的甲骨文是因为不可知的偶然原因，被大量保存下来的商代王室占卜活动的实用文件，其零碎散乱的情况可想而知。商王室经过数次迁都，到商王盘庚将国都迁到现在发现甲骨文的安阳殷墟，是在公元前1324年，距周武王灭商的公元前1046年，商人差不多在安阳经营了二百八十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都是在这二百八十年间陆续刻成的，文字的内容又不断地涉及盘庚迁殷以前商代前期诸王的历史。因此，研究甲骨文最重要的工作，首先是“识字”，即通过利用已知的秦汉时代及其后的汉字，以推论的方法辨识单个的甲骨文字；接下来是“断代”，就是将已能识读或者大部分能够识读的单片甲骨，按其文字风格和内容排列出一个先后顺序，并与所在诸王的时代关系定位。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感极强的民族，保存有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时间序列非常清楚的、持续不断的历史记录，从公元前841年起直到今天，一直保有准确的年代和政治事件的记载。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方法便是依靠这种记载，首先将研究的材料建立起按年代顺序排列出来的次序，然后才有进行深入细致探究的基础。

在甲骨文及殷墟发掘之前，由于古文献记载的简略，大多数历史学家出于“无征不信”的审慎态度，宁愿相信商代是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甲骨文的发现和其后的殷墟发掘，虽然使商代成了一个现实存在过的历史时代，但是，一大堆散乱无序的甲骨文实际上只是一堆还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材料而已。于是，甲骨文的断代研究就成为商代历史研究的首要课题。

经过许多学者数十年时间持续不断的努力，迄今为止，所有的甲骨文都按其契刻的时间被分属于五个时期。而这样分期最重要的依据，却是本来应该属于艺术研究范畴的甲骨文的书法风格。董作宾提出的根据卜辞内容和出土位置等十项甲骨卜辞断代的标准，最后两条是字形和书体，而最后这两条标准，往往在断代问题发生争议的时候，起到重要的决定作用（张光直《商代文明》）。

文字必须是有相当数量的人群所共同确认的符号。通过这些符号的形状所负载的意义与声音，只有在一定范围内的人群共同确认的前提下，才会发挥文字的功效，起到文字使用者所期望的作用，因此，这是一种相当社会化的工具。但是，如果甲骨文就是汉字最初的祖先的话，则汉字的书写（或者契刻）在一开始便出现了相当个人化、风格化的倾向，以至于现在的我们居然可以在数千年之后，凭借这种书写的个人化风格，将超过十五万片甲骨刻辞整理出年代顺序来。如此看来，在商代以后的漫长历史中，汉字逐渐发展变化出属于艺术范畴的千姿百态的艺术书写活动，可以说和它与生俱来的某种特殊品质有关。而这种特殊品质的获得，很可能与商代文字的使用场合以及实际操作有相当紧密的联系。

商代王室进行非常频繁的祭祀活动，这些活动的细节都需要郑重其事地通过占卜来决定。同时，王室贵族日常生活的吉凶休咎，也都要通过占卜来获知。从卜辞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其琐屑的程度几乎可以说是每事必卜。这些占卜活动由专职人员来处理，他们既通晓文字的读和写，又能使文字记录与龟甲兽骨上通过钻灼产生的卜兆痕迹结合起来，向王室传达或解释上天的旨意。

专司其职的人通常被认为是人数虽然不多，但政治地位却相当高的商代祭司集团。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商代文字，几乎都是他们刻或者写在甲骨上的。为了表明对占卜活动的负责态度，或者为了其身份在占卜活动中的某种神秘需要，他们还在自己经手的甲骨刻辞中留下名字。现代的甲骨学研究者称这些留下名字的甲骨契刻者为“贞人”。

通过对甲骨刻辞上留下的不同“贞人”名字的研究，使甲骨学断代研究更加细致深入。贞人在商代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有时候，贞人就是商王本人。这种特殊的人格地位，使得商代甲骨文字由于贞人们的个性化倾向明显的契刻活动，在严格的文字造型之外，常常流露出个人化倾向明显的文字造型特征。这使得甲骨文字在契刻的过程中，发展成了具有书法意味的文字造型活动。

既然这种文字造型活动是在如此神秘的氛围之中，以如此隐秘的方式进行，并且由一些精神诉求极其丰富、别具人格力量的个人来完成，于是因其个性的驱使而造成某些风格化的文字造型，并产生某些系统性的造型习惯，也就难以避免了。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汉字的书写几乎从一开始便激发出了个性化、风格化书写的造型冲动，也因此赋予了书法艺术产生的第一次推动。从此，文字书写的艺术如影随形般与汉字书写活动共同存在、发展、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文字的起源也就是中国书法的起源。

如果考虑到，史前时代在彩陶图案的创造上所表现出来的先民对于空间分割的关注和热情，以及在有限的面积中对客观世界物质关系抽象的线性概括与简略表达，这些因素在中国文字造字之初，就深刻地渗入造字原则之中，并在早期的文字书写（契刻）时塑造出中国文字的性格，那么，我们对作为艺术书写的书法后来会从中国文字的长期书写活动中慢慢成长、成熟为书写的艺术，就会有一种历史层面的理解。这样一种早期经历，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全世界所有的古代文字中，只有从中国文字的书写中才可以诞生出书写的艺术，是因为其最初的出发点，就已经具备了个人情感参与书写的可能性，并因此影响到文字的结构与形态。

根据中国古代的传说，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仓颉长有四只眼睛，比普通人能更加清晰准确地感知万物，他用文字这种符号来描述事物、表达思想、传播知识。在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中，发明文字是一项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分的伟大进步，也是人类文明得以确立和发展的首要前提。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件。据说仓颉造字之时，天降粟米如雨，鬼神因为人类从此获得了超凡的力量、天地的秘密不能再对人类保守，乃至半夜悲泣。虽然，人类创造文字的事件、人类文字的起源实际上并没有如此壮观、如此轰轰烈烈，但这个故事反映出文字作为一种精神工具的功效和作用，确实曾经令先民感受到了神秘力量的巨大震撼。

在商代，文字长期掌握在巫史集团手中。这个巫史集团的成员也是围绕在商王周围具有先知能力的谋士，甲骨文字也就是在他们所从事的神秘的占卜活动中被使用和创造出来的。控制着商王占卜活动的贞人们相信，他们能够发现和感知天地间万物秩序中排列有序的象和数，他们使用的文字的线条和结构，就是对这些象和数的概括与总结，因此，这样的文字造型和线条，既能抽象地反映现实世界，也能抽象地概括精神世界。既是象形，更是表意的商代甲骨文，实际上是客观现实世界和主观精神世界的双重抽象符号。贞人们控制和使用这些符号，通过占卜活动，实际上指挥着整个商代社会的运转。

商代文字作为符号被描绘和记录下来，出于各种神秘和实用的目的，其记录的方式原本应当是非常严谨的。从现存的商代朱、墨书字迹来看，与甲骨上契刻的文字相比，这些手写的文字显得格外拘谨严整。如殷墟出土的朱书玉戈上的字迹和有些甲骨上的朱、墨书字迹，其工整的程度颇与同时代青铜器上的铭文接近，完全没有甲骨上的契刻文字那种简率随意的作风。

从朱、墨书的用笔痕迹能看出来，当时使用的工具是兽毛制作的笔，这一点并非推测，而是非常肯定的，只不过作为工具的毛笔材料易朽，没有流传下来。使用的颜料主要是朱砂，用墨书写的痕迹很少。朱砂在石器时代就受到格外的重视，在许多宗教仪式和丧葬活动中被广泛使用。也许是其天然的鲜艳血红色使人联想到鲜血与生命，在初民时代，凡与最初的精神活动有关的遗迹中，往往能发现朱砂的踪迹。商代文字的最初应用，既与神秘活动多有关联，使用朱砂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在已经发现的商代遗物中，既有研磨朱砂所用的玉杵臼，也有供调和朱砂用于书写的玉砚，而并未发现用墨书写的工具和遗物。墨在商代用于书写，可能较使用朱砂要晚许多时间。

商代除了利用文字进行占卜活动以外，其他用途的文字绝少留存下来，因此，在商代社会中，文字使用的许多情况目前尚不清楚。但甲骨文字从细节上的结体、线条与整体上的意味和风貌的确立，与当时贞人进行契刻的手段是紧密联系的。甲骨契刻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刀一划，一次性完成，极少反复修整，这种方式与商代朱书字迹图案式地反复描画的作风完全不同。

这种一刀一划的契刻方式，在当初或许与某种有关占卜的神秘理论相关，但是，这种方式最终却塑造了商代甲骨文的整体风范，也确认了中国文字书写与个人习惯相联系的最初原则。中国文字书写最初的个人风格就在这样的原则鼓励下发展出来。

或许，当初这些个人风格局限在巫史集团的贞人们之中，并不是一件十分引人注意的大事。但在后来的春秋时代，当文字的手写系统蓬勃地发展起来之后，再经过战国时代的充分发育，在汉代慢慢促成了书写活动的艺术化，最终造就了独特的中国书法作为艺术的历史。因此，商代甲骨文在契刻活动中的个人化风格的出现，中国艺术的研究者应该给予相当高度的重视。 ttFu2E/YhPSuIXnAxda4MOUOj3lbPIgkLXqOW9W3qMqc7wpBKEuCKw3XhxpIGCF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