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文明苏醒

借助于现代考古学的理念与技术，经过无数考古学家近百年的持续努力，中国史前文明的状况越来越明晰。考古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通过年代检测、地层分析、器物类型比对等技术手段，基本上可以根据文化遗存的实物，推测出研究对象当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构成、生活状况等大致情况。

但是，由于研究的终极对象是人，是有感情和思想的人类，根据那些遗物所推测出来的现实状况，很可能遗漏掉了大量创造出那些遗物的先民曾经有过的精神生活：他们的希冀与追求、他们的痛苦和欢愉，以及他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制造那些物品的真正原因。

在考古学中，要想突破上述困境，唯一的机会是在发现那些遗物、遗址的同时，发现先民当时使用的文字。不过，这样的机会微乎其微，因为承载着人类精神活动的文字，由于当时实际使用的需要，其物质的载体往往都是轻便柔软的材料，而这些材料肯定比遗址中经常被发现的坚硬遗物更易损毁。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特别重视以文字记录历史。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数千年来传承延续不断的文明，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至今，一直保持着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对于被后人称为“史前时期”的历史，虽然两千年前的古人就有详略不等的记载，但能被现代考古发现、埋藏于地下的当事人的文字记录所证实的，目前似乎只能早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兴起的商朝。对更早于此的人类历史，中国现存数量不少的早期文字记载，因为使用的是与现代考古学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价值标准、时间坐标，因此与现代学术无法完全整合，似乎变成了早期文化历史研究中可有可无的赘疣。

虽然中国古代关于史前文明的记述使用了富于文学性的语言，与现代考古学使用的科学语言无法完全质对，但是，那些记述的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却是历史的真实。譬如：最初的人类“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气温适，不织不衣”（《列子·汤问》）；“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吕氏春秋·恃君览》）；“因丘陵掘穴而处”（《墨子·节用》）。这应该就是渔猎采集时代初民的生活写照。

此后，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又有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韩非子·五蠹》），这是开始以木材建筑和用火。又有华胥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等，先后教人以人伦、耕种、制陶、蚕桑等。古人所记载的这些史前文明的发展与知识的积累顺序和节奏，其实与现代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对于原始时代的研究结果，大体上是一致的。

很显然，这样文学化的、印象式的文字记录，很难满足现代研究者的需要。但是，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古人对于史前历史的认知，并非仅仅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有切实的、基于现实的真知。

不过，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史前文明以何种方式、如何进入历史时期这一关键点上，以及传说中商朝之前的夏朝是否存在、以何种社会形态存在、如何存在等问题上，至今仍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解释。东部亚洲的史前文明在这一时期飞速发展，沿江河流域的南北东西而兴起的新石器时代文明此起彼伏，其纷繁的状况，越是接近我们目前能够予以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双重证明的早商时代，就越显复杂。

在早期中文文献中，关于这一段时期的记述和描写，仍然是文学化和印象式的简略，尤其在需要切实无误的关键点上，如地名、人名、族名、时间、地域等，却特别的纠结错杂，乃至不可究诘。

但另一方面，现代考古学近几十年间在中国的长足进步，对这一时段通过实地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文化系列时间点上的关系，譬如在地层学上，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早商文化之间的明确叠压关系，以及通过检测所得的时间校准，却又异常地简洁明晰，不容置辩。夏文化究竟如何存在？夏的历史如何与商朝交接？夏及夏以前的历史将如何厘清？处于这样一对学术矛盾之中的这些问题，看来并非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解决，除非有重要的、能够在理论上足以引起挫锐解纷作用的新资料被适时发现。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弄清这一重要的历史衔接点带来了希望。经过六十年左右的考古工作，二里头文化遗存作为商代以前一处大型的国都，其规模已经被揭示出来。遗址总面积约达九平方千米，中心部位约三平方千米，中部有大量成组的大型宫殿建筑群遗址、大型的青铜铸造作坊遗址、宏伟的城市道路系统和用车的痕迹等，都能说明当时这里作为都城的特殊性。出土物中，玉器多于青铜器，且所出青铜器的精美程度和器物的体量，都远逊于后来的殷墟。从二里头到殷墟，文明以国家身份从铜石并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的痕迹十分明显。

二里头文化持续的时间大约在距今三千八百至三千五百年之间。从考古发掘的遗址分布来看，其鼎盛时期文化影响所达到的范围包括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和湖北北部，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五百公里，已经是一个中等国家的规模。自此以后，中原地区的政治结构从新石器时代分散的多个文化中心，变成了由一个大中心统率主宰许多个小中心的模式。

尽管从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记录两方面的情况综合判断，二里头遗址应该就是殷商之前的大帝国夏朝的都城所在，但是，由于没有类似殷墟那样大量的、当时的文字档案被发现，出于慎重的科学精神，学者们仍然不能明确地指称此地就是夏朝的都城。

与二里头文化存续的时间同步或更早，在东部亚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城市遗址并不止这一处，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距今五千多年的浙江良渚遗址、差不多与良渚遗址同时的辽宁牛河梁遗址，以及距今六千年的湖南城头山遗址、与二里头遗址同时或稍早的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在这些大型或超大型城市遗址中，都发现了围墙、宫殿、祭祀场所、墓葬、等级不同的居住区域，甚至早期的冶铜遗址等，具备了早期城市的要素，代表着区域文化发展的文明程度。

不过，其中只有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专门供青铜冶炼和铸造的大型场所，作为通用的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似乎正说明了二里头文化在当时已经出现的众多城市文化中，领先一步进入文明的事实，也更加充实了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的理由。

殷商文明紧随二里头文化之后，在亚洲东部赫然出现，如一道灿烂的光芒，洞穿幽暗，照亮了中原大地。作为中国史前时代的结束和文明历史的展开，我们看到商人借助文字来记录王室活动。他们使用青铜工具、兵器、礼器，构筑宫殿、城市、墓葬，驾驶马车，驱使大量劳动力劳作和战斗，不断地反复地战争、狩猎、祭祀、占卜、歌舞、宴饮，以及劳作、耕耘和收获。几乎所有的早期国家形态下的人类活动，都因为有了文字的记录而生动地重新活跃在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