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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好时期，成果之多，势头之旺，都是以前难以比拟的。最主要的是还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理论流派，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当代形态进行了有深度的开掘，自然也出现了不同的理解。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差异的”甚至对立的见解，为争鸣提供了基础，其相互间的辩难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矫正国人长期形成的怕“多”厌“乱”而宁肯“定于一尊”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有着巨大的历史性作用。正如市场经济促使了市民社会发育成熟，主体多元化、决策分散化、权利意识显化成为一种基本社会态势一样，表现在社会意识方面，理论家们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理论的多样化、个性化、异质化成为一种常态性存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多种面孔的“马克思”取代了以往一种面孔的“马克思”。借用德里达的话说，马克思成了一种“幽灵”，一种无处不在却又有着不同“面相”的存在。可以这么理解，这种关于马克思的“多”与“一”的矛盾不独在当代中国存在，它是一种世界性现象，西马如此，后马、新马也如此；若往前追溯，列宁与第二国际之间、西马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由此观之，如何合理地理解和正确地对待这种现象、这种矛盾，就成了一个很严肃也很严重的问题。
任何一个伟大的学说，在创立者去世之后，都难免遭到被误解、被歧解的命运。儒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后世都宗派林立，黑格尔死后，新老黑格尔派各执一端争得一塌糊涂，新康德主义老早就分成两派，自由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等，没有哪一个内部不是歧见多多，枝杈迭出。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更为突出和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政治组织直接联系在一起，政治斗争的内在逻辑必然加剧理论论争上的决绝性，彼此都在争夺旗帜，证明自己是正根、正统或合法继承人，指证对方不仅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而且简直就是对马克思的背叛。在共产党没有执政之前，这种理论分歧可能导致党的分裂，而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如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和中国“左”倾主义泛滥的年代，这种指证直接就可能演化为政治上的“清洗”。这种政治“清洗”在一定时间段和国别范围内出现了“统一”，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却只是增添了一种或两种比较畸形的“马克思主义”，并且，过了那个特殊时段，这种强行的“统一”就难以维持，甚至被彻底颠覆。无论怎么说，马克思主义的“天下一统”或“一统天下”的局面几乎从来就没出现过，似乎将来也不可能出现。
于是，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景观：一方面是马克思的理论正是通过这种不断分化着的多样化形式而实现着自己的扩展或发展，另一方面是离马克思的时间距离、空间距离越远，后起马克思主义的“面相”与原初原典马克思主义的相似性似乎越小；一方面是各种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都以为自己是真传、正统，是体现了马克思的真精神的嫡系传人，指斥与自己的理解不一致并反对自己的流派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的人看来，这些争论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家族内部的争论，彼此都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支脉。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能否也从一种旁观者的超越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并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我们自己在努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是否能对其他国家或国内其他派别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予以一定的认肯？我们能否有效地克服根深蒂固的理想化的“纯”“一”心态或情结的蛊惑，理性地、宽容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中的异质化、多样化的问题？
这些或许都是从哲学反思的角度提出的问题，同样也适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照。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都有着自己的哲学，而且正是通过这些哲学理论集中地表现着自己的理论立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各自都声称自己秉持的是马克思的“真精神”，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但彼此之间却扞格、抵牾以至形成不同的话语系统而难以进行必要的对话交流，相互指责和批判也远远多于平心静气地商谈讨论取长补短。这种“窝里斗”形成的内耗严重伤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和吸引力，实在是一件得不偿失、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或现象。
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马克思主义比起自由主义，比起一些宗教力量，并不是处于一种强势地位，相反，倒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力量，需要扩大马克思主义队伍，需要形成马克思主义最广泛的同盟，这既是政治上、实践上的要求，也是理论上扩大影响的需要。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版图中，马克思主义，这样那样认同或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基本都归属于左翼势力的范围，而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左”倾主义或极左派历来都是危害最大的一种力量。政治上的“左”倾主义往往与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联系在一起，以“纯粹”“纯洁”为旗号，实际上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主张当作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以此作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把大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看作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左”倾主义者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会从组织上对他们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人士进行“清洗”，以实现队伍的纯洁性。这种极左思潮及其思维方式遗毒很深、很广，非常难以消除，直到今天我们有时还能看到它的表现。比如，一些人总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完全排除异质性和多样性、只能有一种理解的统一性的东西，总觉得自己的那种理解或某个官方权威的解释才是正根，是真传，是本真的正统嫡系，与之不同的观点都具有“异端”的性质。一些人总担心一旦出现多样化的理解就会威胁到指导思想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所以力主动用或借助政治力量来解决理论争论问题。或许这些同志在思想动机上是真诚地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但按照他们的这种做法，结果只能是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量和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
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就是直接针对这种不合理的观念和心态，同时也是呼吁，在马克思主义尚处于弱势地位的条件下，为了壮大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队伍和力量，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力，我们应该建立广泛的理论上的统一战线，少一些苛求多一些宽容，少一些猜忌多一些理解，求同存异，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百家争鸣的态势。选择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公民、一个理论家的基本权利，并不需要谁的批准和确认，只要他自己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自称——在正常情况上，也实在没有必要去假装——马克思主义者，那他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总之，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总比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好一些，多一些同情者、同道者总比多一些反对者要好一些，即使马克思主义是强势力量，在一个国家如中国处于指导思想的地位，也是如此。
返本开新历来就是学术发展的一种基本路径。自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开始，中国哲学家就表现出力图摆脱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正本清源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实质精神的努力。到90年代后期，“回到马克思”一时成为最响亮的口号，马克思的“本真精神”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与此同时，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西方学术思想的大规模传入，“以西解马”更为多数青年学者所青睐。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批评者的矛头还仅仅指向斯大林，那么此后就逐渐延伸到恩格斯和列宁，如何看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别，如何重新评价列宁与第二国际的分歧，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怎样看待和评价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怎样合理分析苏联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怎样合理看待后马、新马思潮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至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谱系就全景式地展现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无论是体系之争、体系意识与问题意识之争、学术性与现实性之争，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和马克思本真精神的争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的争论，关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否可能和必要的争论，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因此也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内容和历史的厚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一点首先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就是缺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谱系的角度，或者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的高度，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异质性因素和多样性形式的问题，许多人都这样那样地、自觉不自觉地，或明显或隐晦地受着那种“纯”“一”情结的影响。现在一些学者喜欢用“马克思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是单一的、纯粹的、没有任何异质性因素的，只要能“回到马克思”就能解决后世出现的各种争论问题。一些学者混淆学科与学说的差别，习惯性地把自己提出或自己认同的某种理论、某种学说认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作唯一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真精神”的理论；由此出发，对历史上存在过的和现实中并存着的多种理论学说，采取一种非历史的、狭隘的态度，不能宽容地予以一种“同情的理解”。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或实质精神，这对于从根本上、本质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清除一些不合理的附加和明显的误解或曲解，当然都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对于这种“本真”和“实质”，恐怕并不存在唯一的理解、解释和规定，相反，倒很可能存在多种理解、多种“面相”。马克思一生写过很多东西，不同时期的马克思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形势、不同条件下针对不同问题写下的文本难免会有抵牾之处，马克思主义又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两人在角度、侧重点、表述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也是必然的事情。在马克思留下的文本中，大量的是他生前没有出版的手稿、笔记，这里面的思想很难说都是成熟的，彼此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因此，即使本着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即使通读了、研究了马克思的全部文本，概括出“本真精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同的解读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理解就包含着误解，这实在是不移之理，不仅后人、他人会存在误解，就是本人在晚年阅读自己早年写下的东西都存在误解的可能。马克思在世时就出现了对马克思思想的一定的误读和误解，从马克思关于“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的抱怨中就能看出马克思的无奈。至于说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文化传统背景不同，面临的具体实践问题不同，根据的文本完整程度不同，理解方面的差异就更是难免。若明于此，就不会在这方面提出苛刻的要求，更不应粗暴地否定他人的理解权利。
当然，这不等于说随便怎么理解、怎么解释都可以，如此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理解权利的不尊重。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以往我们讲的本真精神、实质精神等是一种“强纲领”的话，那么总体精神就可以被看作一种“弱纲领”，一种比较宽泛的、包容性更大的、界限性的概念。它以承认马克思文本中的异质性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面相”为基本前提，把理解中会存在误解当作一个谁都无法逃避、无法克服的基本事实，所针对的是长期存在的那种理论上求“一”求“纯”的“洁癖”心态和赵太爷式的“不准别人革命”的专断霸道作风。它立足知识演化和传播过程中的树状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个从根上发源但有着多种枝杈的理论总体，或者说由多个成员构成的一个“家族”，总体精神就表现为这个家族的一种“家族形似性”的东西、一种总体的质的规定性。总的理论旨趣在于求同寻同，扩大共同点，对同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族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予以合理的定位，以一种平和宽容的态度与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对待，力求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队伍，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上的影响。
对这种总体精神，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大致地予以刻画。第一是基本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生活出发，而反对从抽象的、孤立的人出发。现实的人就是从事着各种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人，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组织中的活生生的人，是有着各种需要，通过各种社会形式如家庭、阶层、阶级等扮演着各种社会角色的人，他们展开自己生命活动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生活的具体过程，是具体实践、实际生活的过程，包括物质生活、交往活动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各种理论、思想、观念等都不过是对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它们既构成现实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又积极地反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就是现实的人们之各种活动的总和，历史是人们活动的时代延续，离开了现实的人，它们就都成为一种抽象的东西。“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
。
第二是基本立场。基本立场实际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方面的、认识方面的立场，另一个是价值方面的立场。出发点就蕴含了甚至可以说大致规定了基本立场问题。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出发，把理论、思想、观念都看作现实实践和实际生活过程的反映，不是人们的思想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这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立场，与此对立的则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
，认为理论、思想、观念决定现实生活的唯心主义立场、主观主义立场。对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但问题是这两种立场都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在不同历史和文化条件下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我们不能把某一种具体形式的对立与基本立场的对立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对某种具体对立形式的超越当作基本立场方面的超越，更不应把本属于同一基本立场基础上的观点分歧当作立场上的分歧。价值方面的立场与政治方面的立场有更为密切的关联，根本是一个主体性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是一个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信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从现实的人出发，而现实的人就是具有不同利益、不同需要、不同要求的人，是因为分工和交往而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诉求的人，是分成不同的阶层和阶级而存在着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的是人民群众或人民大众的立场，在当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构成部分，所以它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人民大众立场对立的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决定社会命运的精英主义立场。无产阶级的构成或结构会发生变化，人民群众的内涵会发生变化，实际要求和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但如果因此就抛弃或背离人民大众的立场，站到为少数英雄人物、精神贵族服务和辩护的立场上，显然就等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是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哲学，其终极目标是人类解放，是实现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内容的共产主义社会。它对现存的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和现象以及支撑这些制度的思想、观念的批判，既是站在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实施的批判，也是参照着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进行的批判，还是立足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进行的批判，这种批判既是理论批判和价值批判的统一，也是解构与建构、破与立的统一。马克思就自称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但是，相对于这种终极目标，其实现的道路、途径、方式则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同样都是对不合理的制度和现象的批判，具体批判的对象、侧重点、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要求的是对现存的一切非人性的存在进行无情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异化现象，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许多异化现象，它们都可以作为批判的对象。批判并不意味着单纯的否定和决然的拒斥，更不表示一味诉诸道义上的谴责，而是一种建立在科学的历史主义态度基础上的、有着明确的立场和未来指向的审查。因此，我们不能把实现终极目标的某一种道路、方式当作唯一的道路和方式，也不能以某一种批判方式对某一种对象的批判代替所有的批判，更不能把某一位导师某一种批判所得出的结论当作唯一的或全部的结论。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教条主义之所以屡反不掉、愈演愈烈、为害甚广，就是因为它与在哲学思维层次上把个别当作一般这种情况直接相联。
第四是基本方法。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是马克思有过明确说明的。
《资本论》可以被看作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最成功的个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曾讲，《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逻辑学。通常人们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际上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
。二者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上。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与辩证思维方法实际是一回事，它有自己的客观基础和对象性根据，有自己的实践的、历史的发生学根源，但从本质上讲，它是把握了人类思维的内在矛盾的产物，是把握了概念的辩证本性而自觉地、灵活地运用概念的产物。它不是“实例的总和”，也不是由干巴巴的几条规律和几对范畴外加几种方法所构成的所谓体系，“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
唯物辩证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生生的、灵魂性的东西，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一个保证，但同时“作为思维的艺术”又是最难把握的东西，是只能予以体会而无法形式化或难以形式化的东西。为了宣传普及，需要将之规范化，形成几条、几点，有一种可把握的形式，但一旦规范化就存在着教条化、庸俗化的危险和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许多理论的差异、观点的分歧往往不是基本立场和终极目标方面的，而是关于具体形势的估计、关于革命策略的选择和具体道路的设想方面的，是由对唯物辩证法之实质精神把握的差池造成的。但由于与话语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争夺的联系，就容易把这些具体的观点上的分歧上升为关于基本立场和终极目标的分歧，把本属于同一阵营、同一“家族”内部的分歧演化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敌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
第五是基本特征。基本特征难以概括，尝试着粗略分析如下：一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辩证统一，二是总体气质上的批判性与建构性、创新性的辩证统一，三是存在样态上的多样性与理论指归的一致性的辩证统一。
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的概括或许还不全面、还不准确，但其基本的、总的意旨就是，呼吁充分吸取历史教训，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多样化与统一化的关系，自觉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张力，并尽量使之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力的动力和助力。
新时期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构成一个主要线索，就是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走出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正本清源，面对当时人类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新问题，根据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典文本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之关系的新理解，构建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启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而从对“实践是检验认识之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简单运用到对实践本身的深入研究，引发了对实践的主体性、价值性的重新发现，引发了对如何看待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入思考，进一步引发了对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蓝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合理性检讨。“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可以被看作当代中国哲学家们摆脱苏联哲学的二手资料，直接从马克思哲学文本研讨其本真精神、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次伟大尝试，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们摆脱教条主义桎梏后第一次以独立的主体姿态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一次重大试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实践唯物主义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具号召力、最有影响力的一面旗帜，成为后来各种自成一派的哲学主张如生存哲学、生活哲学、实践哲学的发源地。也是由于这个缘故，与其说实践唯物主义是一个派别，不如说它是一种批判传统教科书哲学的思潮，在实践唯物主义的旗帜下，汇集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理解，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对立的理解。进入21世纪，呼吁哲学转向的文章频繁出现，讨论研究范式转换也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这些都指向着如何构建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目标。自然也存在着反对观点，比如一些学者强力维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正统性、合法性，认为提出构建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由不充分，只能导致新的混乱。更有甚者，一些人沿袭旧的思路和文风，上纲上线，把实践唯物主义、主体性等指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哲学根源，试图借助政治权威的力量予以压制和“清洗”。只是这种恶劣的学风和文风遭到普遍厌恶，甚至连被认真对待的资格都不具备了。应该说，这也是哲学界进步和成熟的一种表现。
哲学转向、范式转换都是为构建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张目的，它们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反对者也把它们看作一回事。因此，我们主要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与范式转换的关系做一点讨论。
范式和范式转换，是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概念。在库恩看来，科学理论的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同时存在着新理论代替旧理论的革命或质变过程，其中存在着范式转换的问题。所谓范式，按照库恩的说法，这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一些科学“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
。范式的形成标志着一种理论或一门科学达到了成熟程度，认同这种范式的科学家们便在这种范式的指导下进行定向的科学研究活动，这也就是常规科学阶段。“范式是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些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选择问题的标准，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
科学研究中反常现象的增多和危机的出现，就要求对既有的范式进行调整或变革。范式的转换或更替意味着科学理论的革命性的演变和真正的进步。一旦转换完成，某种范式确立，科学就又进入常规演进的阶段。
库恩的范式理论主要是从研究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史中概括出来的，对于描述与刻画自然科学理论的演进自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和解释力，由于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特殊性，范式理论在这个领域有多大的适用性、合理性以及应受到哪些条件的限制，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有很大的启发性肯定是无疑的。实际上，现在我们许多讲研究范式转换、哲学转向的学者，也都不是在库恩的比较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而是从启发性意义的角度进行讨论的。
在关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当然可以使用范式和范式转换这样的概念，问题是我们应该搞清楚所使用的这种范式和范式转换的概念是在什么层次、什么意义上得到规定的，否则就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和争论。比如说，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精神的角度看，这种总体精神大致就可以被看作一种“范式”：它有一批坚定的和比较坚定的拥护者，作为一种共同信念规定了一定的基本方法和选择问题的标准，有着一定的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所以也就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家族”。这种理解倒是比较靠近库恩关于范式的规定。可若是从这个层次来理解“范式转换”，那就意味着用别的理论范式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这显然不是我们那些讲范式转换的同志的意思。若是从下一个层次，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之区别的层次来理解“范式转换”，比如分出马恩阶段、第二国际和列宁主义阶段、斯大林主义阶段、当今阶段，或者如一些学者主张的分为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那么规定不同阶段的“范式”以及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至少不是几句话、几篇文章就能说清楚的事情。如果从再下一个层次，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大致同一时代、同一阶段的不同理论流派之差别的层次，或者再具体一点，从目前国内不同研究群体的理论主张之差别的层次来理解和规定范式，比如说，文本研究派是一种范式，对话派是一种范式，关注现实重大问题派又是一种范式，或者，人学派是一种范式，回归生活派是一种范式，生存哲学派又是一种范式，那么，眼下的局势就是不同范式之间的竞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根本还谈不到什么“范式转换”的问题。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在几种范式互竞短长的时期，欲达到这种统一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我们看来，鉴于斯大林时代用政治方式强求哲学理论统一的那种教条主义做法也即我国“左”祸泛滥时期的那种做法给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造成的巨大危害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危害性，如果把这个时期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种模式、那种心态、那种信念概括为一种“范式”，那么我们今天实现“范式转换”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以此作为历史参照和否定物而构建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另一种说法。这种“新”，不但表现在内容方面，如对人类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新特点、新问题有新的认识和新的总结，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新矛盾有新的分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有新的概括，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有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对人类解放的道路、途径有新的探索，等等，而且表现在整体形态和精神气质方面，它尊重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反对各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不良作风、习气和心态，理性地、宽容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之间的意见分歧和理论争论，“和实生物”“有容乃大”，积极主动地与各种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人的异化现象的理论派别进行交流和对话，吸取一切有益的成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人类解放事业共同奋斗。
总之，我们现在所谓的“范式转换”，是为了更好地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繁荣。第一，它并没有要求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相反，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这种总体精神，更好地把这种总体精神贯彻下去。第二，它针对的、克服的是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的倾向，比如教条主义的倾向、宗教主义的倾向、直观机械唯物主义的倾向，等等。因为正是这些倾向，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影响了它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战斗力，所以需要予以纠正，以期回到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的轨道上来。第三，它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的胸襟和境界。一切真诚的、实事求是的批评我们都欢迎，一切有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因素我们都吸取、接纳，一切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的观点、方法我们都积极利用。第四，它要求为鼓励创新、保护创新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条件。创新是一个民族的活力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但创新过程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是由一系列落实到具体研究工作中由个别的研究者或研究集体的行为构成的，创新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可能会发生失误甚至严重的失误，难免会出现不同意见的分歧甚至重大的分歧。这就需要设置一定的保护措施和条件，保障研究者、探索者、创新者的各种合法权益，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创新过程中难免出现的失误或失败。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生机勃勃，马克思主义才能生机勃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生机勃勃，人类解放事业才能走出低潮开出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