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创刊发行，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希望它能够按照创刊者的初衷，构筑一个多方对话、积极争论、相互激发、努力创新的理论平台，办成一份富有特色且富有成效的品牌杂志。借这个机会，我想着重就建立正常的批评机制问题谈几点意见。
评论者，批评、争论之谓也。要批评，首先要懂得被批、被评的对象，这样才能如实地指出其优长劣短。被批评者可能不服，或其他人对这种批评不满，那就会进行回应或反批评，于是就引起了争论。由争论而引起更多学者、论者的关注和参与，形成更大的争论，也产生更大的影响。批评者与原作者之间可能早已熟悉或是朋友，也可能根本不认识，使他们发生联系的是作品，是问题，是不同意见的交流和争执。经过一番批评和争论，所谓“不打不成交”，他们彼此加深了解，有的还可能建立友谊。当然，也有的因此而结下“梁子”，成为“对头”，彼此以后都得小心从事，严谨为文，以防被对头抓住“辫子”，尤其是别出现那种“硬伤”，犯一些低级的、愚蠢的错误。正是艺术圈子、学术共同体内的这种批评和争论，构成了艺术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或重要机制。所不同的是，在艺术界，创作者与批评者的分野较清楚，文艺批评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评论家专事批评，尤其是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如社会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精神分析学批评等，也有各种主义，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而在学术界、理论界，作者与批评者没有分化，极少有专事评论的学者，大家都主要就学术观点而进行批评或争论，至于文章怎么写，那是个人能力和兴趣的事。我们这里的批评主要指后者。
很显然，无论是批评别人还是被别人批评后的反批评，抑或说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经常互换位置，相互批评、彼此争论，使得批评者同时也是被批评者，都需要阅读和研究对方的作品，了解和熟悉对方的观点以及论证的逻辑，然后以一种平等对话的态度，对事不对人，就事论理，该赞赏的赞赏，该抨击的抨击，优点说够，缺点说透，这样才能写出有质量的、讲道理的批评文章，至少是说得过去的、不丢人的文章。仅此一点，就能大大减少那些劣质文章的数量，大大提高文化产品的学术质量。批评的文章多了，相互争论的文章多了，就形成了一种健康的、有益的学术环境。也可以反过来说，相当数量的有针对性的、言之有物的批评性文章，学人之间对于批评和争论的合理态度，本身就是健康的、正常的学术环境的重要标志。若是缺乏这种学术环境，缺乏这种环境压力，实在是不利于理论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也不利于学术理论的发展。
不客气地说，我们的学术环境不是很好，甚至很不好。若以改革开放划界，之前是以“大批判”为主要特征，尤以“文化大革命”为顶峰，即所谓“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这种“大批判”，不是平等对话，不是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地分析说理，而是所谓的政治挂帅、有罪推定、无限上纲上线，而且往往是以内部或高层事先定性为前提的“点名批判”，谁被“点了名”，就等于“出了事”，犯了错误。即使不是点名批判，受当时那种环境的影响，争论者也是彼此找“靠山”，大打“语录仗”，以引证代替论证，因为革命导师的语录不单是革命立场的证明，同时也是真理的标准。现在回看当时那些文章，实在是为那个时期的人和事、为那种思想僵化的状态感到莫大的悲哀。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大批判”的余绪和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文风不仅被整个地鄙视和抛弃，而且正应了物极必反、矫枉过正的老理，谁都不愿再写批评性文章。书评、文评、影评等大都以广告式的说好话为主，最后再象征性地指出一点不足；真正敢于指名道姓进行批评且有彼此“交锋”的争论性文章几乎成了“罕见物种”“稀缺资源”。学界批评精神严重缺乏，表明学者们对学术的敬畏心明显减弱甚至缺失。研究者们似乎都是各自为战，都只关心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收成”，对同行们在搞些什么并不关心，即使面对那种不能被称为论文的“论文”，根本不是成果的所谓“成果”，也都不愿多做批评。这绝不是个别现象，而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我曾见过一幅漫画，题目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画的是大街两边的人们都在喊打，阵势震天，而大老鼠领着一群小老鼠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大老鼠还回头告诉小老鼠们：他们也就是喊喊而已。漫画讽刺的是那种对社会不良行为只有批评声音而无实际惩治措施的做法，而反观我们的理论批评，恐怕是连喊打的人都找不着、喊打的声音都听不见。现在我们每年出那么多书籍、报刊，论数量肯定居世界第一位，表面上看繁荣得很，实则有量而无质，真正有学术创见的“干货”太少，低水平重复的东西太多，而且二者太不成比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缺乏严肃、认真的批评，缺乏对学术的敬畏，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再不改变，中国的理论发展和学术复兴怕是遥遥无期。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那时的理论界、学术界，指名道姓的、不留情面的、十分尖锐的批评以及反批评，司空见惯。作品要接受批评，要经得起批评，是任何学人学术训练与学术成长的一条基本路径；任何一种理论都得接受批评，都需要在批评和反批评的过程中确证自己的存在，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威力和威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的和新起的理论，始终处在被怀疑、被批评的地位（一度还是被镇压、被取缔的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是要被判罪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正是通过与其他理论的相互批评和论战，比如科玄论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来显示这种新理论解释历史、分析现实问题的威力的，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一统”，思想上也要求“统一”，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国家哲学。而随着“左”的思想倾向越来越占上风，“急于求成，盲目求纯”，意识形态全面政治化，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日渐模糊，人们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认为马克思等革命导师的话不仅是真理而且是真理的标准，不符合这些语录的语言、行为就是思想错误、理论错误的证据。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置于一种不能怀疑和批评的地位，谁敢怀疑和批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几乎就等于一种政治上的反动。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针对一些人关于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的疑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据说当时毛泽东在大会上讲到这段话时，与会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热烈鼓掌，可随后的反右却坐实了马克思主义不能批评的说法。不仅马克思主义不能批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棍子”而进行的打击式、政治判刑式的“批评”也不能批评，无论哪种理论，哲学的、经济学的或法学的、文学的主张，只要被别人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这还算客气的，如果再直接予以点名，那作者就一定要在政治上“遭殃”了。此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不会发表被点名者的辩护文字，甚至不敢发表他的其他文章。
这种做法，不管具体施为者的主观意愿如何，从客观效果来看，都双重地危害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它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作神圣的教条，置于一种只能信仰不能怀疑和批评的地位，这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复辟了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做法，根本就是不得人心的，并引起人们极大的反感和逆反心理。这种反感和逆反，不单是针对施为者，也连带殃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要人们相信它，人们就越是抵制和阻抗。正是受众的这种逆反心理，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可亲可信的基础，极大地妨害了其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一种垄断真理的地位，不能怀疑和批评，从而就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了竞争和挑战，也就失去了压力和进行应战的能力，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很显然，这二者本身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的。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接以批判“两个凡是”为目标，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它也有很大的不足。第一个不足是发展很不平衡，这主要体现为，既有学术含量很高的著作和作品，也有大量低水平重复甚至很难被称为学术论文的作品，还有一些继承了“文化大革命”遗风的、以势压人不讲道理的作品。这里所谓的以势压人，这个“势”就是这些人觉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上的“优势”，似乎是他人对其只能仰视而不能平视、讨论不得批评不得的那种心理和劲头。这些作者或许抱着真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似乎很有战斗性，但其效果已如前述，大概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问题不在于一些人这么认为、这么做，而在于这种做法或劲头似乎还很得势，很得青睐和赞许。这才是令人忧虑的。由此引发了第二个不足，即我们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还缺乏一种整体性的反思和自觉，对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宣传与研究的矛盾还缺乏一种合理的机制，对如何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没有一种总体合理的思路。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要体现为对人们思考、讨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更好的令人心服口服的“主意”和办法，而不是将“指导”地位规定为一种“特权”，乃至一种垄断真理的特殊能力。我们由于这种反思不够，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依然沿着旧的思路，似乎只要多批准些项目、多设立些奖项、多拨些资金、多分配些博士生名额，就能够壮大队伍、壮大声势，就意味着大发展、大繁荣了。不客气地说，正如我们的经济，如果不改变发展方式，不依靠练好“内功”来积极回应竞争和挑战，不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来实现内涵式的发展，还是依靠过去的拼投资、拼资源、铺摊子、上规模的外延扩大的方式来发展，就肯定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形势，要是不好好反思、不改变旧的发展思路，肯定是没有出路的。
依哲学界多数研究者的共识，中国当代哲学或当代中国哲学当下呈中西马三足鼎立的局面，其发展繁荣需要中西马进行深层次的、持续的对话，从而实现综合创新。这个道理自然是不错的，也提倡了好多年，但实际效果却很不乐观。为今之计，倒是应该认真检讨何以如此的深层次原因，检讨有哪些理论上、观念上的障碍和体制上、机制上的阻力。
我们平常习惯讲中西马对话，但应明白这只是个简便的说法，实际上学科自身并不会进行对话，对话总是作为研究者的人们之间的对话。我很认同赵敦华先生的观点，中国学者理解的西方哲学与西方学者理解的西方哲学是有相当程度的区别的，中西马云云，都是就研究对象而言的。就研究主体而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和研究西方哲学的，无论研究对象有多大区别，其文化背景和实践情势及其需求都是共同或相同的，研究成果共同构成中国当代哲学的内容。换句话说，在外国学者眼里，无论现今中国哲学家研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成果都算是中国当代哲学，也只能算是中国哲学。赵先生说：“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不只是加强中国哲学的本位而已，也不是为了发展西方哲学，而是走向世界哲学”，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西方哲学，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传统哲学，用发展了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做到这三点，中国人的哲学就会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
赵先生的眼界和境界都是很高的。
在哲学一级学科下再分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是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学界的做法，一旦建制化，便成为一种藩篱，几十年下来，想撼动、撤销都很困难。纵观国外的许多哲学系，基本都没有按照研究对象进行的分科。中国学苏联做这样的分类，并非三足鼎立，而是中哲、西哲都是附属性的。其背后的理念是，中哲、西哲都属于历史上的哲学，都有许多局限和错误，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人类的哲学思想就达到科学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认为要以马哲为指导来研究中哲、西哲，另一方面认为学习中哲、西哲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学习马哲。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理念基本上被消解了，这才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中西马要进行有效的对话，前提是能够平等地进行批评和反批评。如果缺少了这个前提，马哲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那么这个对话就无法进行。这里的平等，不单是学者的态度，更是一种法律规制、一种法治精神。也就是说，我们的哲学家无论研究什么对象、秉持什么样的观点，都是中国的哲学家，都是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公民，大家在真理面前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更是平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以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被社会、被学界认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即使如此，相对于其他研究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的哲学家，他们也并不具有更多的权利，在法律方面如此，在探求真理方面也如此。你可以批评别人，别人也可以批评你，你并不因为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总能引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文献，就有了一种特权，就能免受别人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方法，最多只能帮助或有利于我们把问题分析得更为透彻，把道理讲得更为明白，更加能够以理服人，而绝不能成为以势压人的“势”，即特权。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贯彻依法治国，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成为基本的常识，所以上述道理应该是没有谁特别反对了。但我们还有一个“结”，而且它是一个大“结”，一个十分敏感以至于一般人刻意不去碰的“结”，若这个“结”不打开或打不开，那么我们的思想就还是解放不了。这个“结”就是，能不能批评作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这个问题上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被写入宪法的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批评它就意味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就意味着违反宪法。这不是学术问题，而首先是政治问题。在政治问题上不能有半点含糊，在立场上绝不允许有半点动摇和松动。第二种观点则相反，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批评、可以批判，甚至必须抛弃。一些人把20世纪中国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问题、各种错误，都记在马克思主义的账上，认为不抛弃马克思主义，不改信儒教或自由主义，中国就无法走上正路。这两种观点形成对极，势同水火，相互刺激，没有任何通融、妥协的可能。第三种观点是原则上允许批评，承认可以批评，但骨子里还是不能批评。如前引毛泽东的话，先确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后又说，实际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一直都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按照这个逻辑，谁批评马克思主义，就证明谁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唯心主义，反正都是错误的思想对正确的思想的批评，是谬误对真理的批评，是反动立场对革命立场的批评。
在我们看来，上述三种观点，基本上都建立在把政治与学术不相区分甚至故意混为一谈的基础上，同时也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做具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关于历史、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理论或科学，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这二者有联系，但又不能混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既是因为它提供的价值观念和奋斗目标，也是因为它提供的理论和方法，使之能够更好地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所以，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彻底性，作为一种党内纪律，甚至上升至国家宪法高度，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可以批评还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但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看，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各种理论、各种主义在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谁都没有特权，谁也不能自封为真理，更不可能垄断真理，即是说，任何理论都得接受别的理论的批评，都得接受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这个道理是马克思主义承认并坚持的。特权化从来都是一种理论自我僵化、自我衰败的最直接的原因。这是第一。第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它尊奉实事求是的原则，倡导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其中就包括否定自己一些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东西，一些当时正确但已经过时的东西。它需要与别的理论进行对话，需要接受和回应别的理论的挑战，积极地与别的理论进行竞争。这才是真正具有自信的表现；相反，压制和拒绝批评则是没有自信的证明。第三，确实，从整个理论发展的过程来看，即使不涉及政治，单纯从理论本身来看，批评与否定、攻讦的界限也是很难弄清楚的。因此，就需要一个平台、一种机制，防止将批评当作恶意的否定、攻讦。这就是充分展开批评和反批评，允许被批评者予以申辩，为自己辩护。这个申辩和辩护可以通过学术讨论和争论在报纸杂志上进行，也可以在法庭上进行，如果真要诉诸法律的话。这就是说，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必须贯彻依法治理的原则。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管理一定要转变观念，从潜隐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依法治国的观念上来，从单纯以巩固权力为目的转变到激发、提升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的观念上来，从对知识分子深度疑惧、宁枉勿纵转变到为民族复兴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上来。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民族的智力资源和创新能力是十分宝贵的财富，保护好、利用好这笔资源和财富，不仅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不断壮大的基本因素，而且是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标尺。我们应该积极地创造条件，使研究中哲的、研究西哲的、研究马哲的，都能针对重大的现实问题，针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包括文化发展的关键性问题，畅所欲言，不同的观点可以交锋，在相互对话、相互批评中，消除误解，达成共识。挑战引起回应，刺激促进创新，这才是中国当代哲学应有的正常合理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