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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化出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提供坚固的基地。对于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大概是没有什么争论的。现在的问题是，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要通过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文本，“照着说”并尽量说好马克思主义，还是主要通过总结当下中国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接着说”并尽量说好马克思主义？是仅仅满足于“说好”就完事，还是更侧重于“管用”，即体现其当代价值，首先是指导中国当下实践的价值？“说好”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更像原本原典的马克思，还是更有利于当下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和积累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实践经验，但也引发和积累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思想家，对这些经验、这些问题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真诚地而非虚伪地、认真地而非敷衍地重视和总结这些经验，切实地而非虚应故事地关切这些社会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还是对这些经验和问题漠然视之，甚至认为这些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心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的基本性问题。这么发问或许有简单的二分化嫌疑，但在涉及基本致思路向的侧重点方面，这么发问倒可能有利于更好地敞亮真正的分歧和问题的要害。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契机和起点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哲学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引发了对许多重大哲学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从此后几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情况来看，哲学界的声音是越来越弱化的，哲学理论的作用是越来越边缘化的。所谓“经济繁荣哲学贫困”，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这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经济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主战场，经济学家自然有更多的发言机会，社会学家、法学家的意见具有更大的现实针对性，能够引起广泛的注意；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经济放开而政治稳定的策略，使得存在诸多敏感话题和犯忌领域，言路不畅、言而无用也刺伤了理论家们关注现实问题的积极性；在广泛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背景下和过程中，确实需要注重对话间的术语和概念的统一，对西方思想的观念史的考察和梳理自然就成为显学。但还有一点实际也很重要，这就是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学科建制及其哲学观的影响，学习哲学的学生不仅对自然科学知识缺乏了解，就是对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也知之不多，甚至关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知识都少得可怜。这样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背景，就使得搞哲学的人对于哲学圈外的事情根本就不敢涉及，无法谈论，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缺乏敏感性。从主观方面看，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许多研究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似乎更在意自己研究工作的“学术性”，更愿意回到书斋和原典文本中寻找真正的“哲学”问题，而对中国当代现实问题缺乏兴趣，有的甚至有意地对这些问题采取一种回避和轻视的态度。近年来，文本解读的研究方式似乎正成为主导性研究方式，“马克思哲学”概念流行，大有替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趋势，恩格斯与列宁都被“搁置”起来，更遑论毛泽东与邓小平。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只能变得越来越远离中国社会现实，越来越失去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发言的机会和能力，也越来越不受社会重视，成为一定小圈子里的一种自娱自乐式的“概念游戏”。我们在探讨着、争论着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可这种探讨和争论的方式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倡导的精神。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算起，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自毛泽东在延安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已经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已经近六十年了。这期间，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关联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化中国相统一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构成了我们继续前进的基础和基地的一部分，是现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积累下的一笔宝贵财富，这是谁都无法否认、无法抹杀的。中国从一个落后封闭、任人欺侮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日益强大、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国度出现的这种巨大变化，在苏东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所形成的中国经验，无疑都是特别突出、特别另类、特别引人瞩目的。我们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没有任何理由菲薄和轻视中国经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更不能脱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离开中国经验去奢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以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尽管研究兴趣和具体分工有所不同，承担的具体任务和关注的侧重点有所差别，但这种不同与差别不应成为漠视中国现实、中国经验的理由，不应成为漠视努力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由。否则，真可能出现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局面。中西马对话讲了好些年，之所以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甚至名曰对话实则仍然是各说各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中国经验、中国问题这个现实平台，也没有达到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性共识。其实，不仅中西马对话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分出了许多分支，各自守着自己的圈子，各自使用着不同的话语系统，缺乏共同的问题或话题，各说各话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尽快得到有效的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只能继续被边缘化，对社会的影响力就只能越来越弱，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正是我们所忧虑的一个严重问题。
“中国经验”这个词近来频频出现在媒体上，正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如何界定这个概念，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也就是说，人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含义上使用“中国经验”这个词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批评中国文学与中国经验的疏离，以致许多珍贵的中国经验没有被叙述出来，叙事方式、表现方式由于受西方理论的影响，造成了与中国传统的断裂，与受众欣赏习惯形成很大的隔膜，造成文学生态的急剧恶化，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这种意义上的中国经验，更多侧重于中国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及其艺术表现与欣赏方式的特殊性。第二种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性的奇迹，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其中的许多经验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林毅夫、温铁军都是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呼吁现代经济学家首先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重视和研究中国经验，使中国经验走出国门。这种意义上的中国经验，主要侧重于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发展方面的经验。第三种是从日常用法的角度，指中国各个地方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的具体做法、具体经验，中央电视台专门开辟了《中国经验》栏目，对这些经验进行交流和传播。与“中国经验”近似或关联性比较大的，还有“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两个概念，不过后二者更具总体性或宏观性。也有学者指出，用中国经验比用中国模式更合理，更具伸缩性和可接受性。
比较以上各种用法，除了第一种外，后两种基本都是将中国经验的外延限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基本上也是这样。这当然是对的，而且无论在引导中国的当下发展还是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方面，都具有很切实的作用。但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这种理解可能就显得有些狭窄，不足以包含中国经验的全部内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和治理国家的经验，但在这些领导人中，有不少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老党员，他们经历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艰苦奋斗的全部历程，他们的许多经验都是从吸取以往的失败教训中获得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痛下决心进行改革开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高度重视与处理好稳定、发展和改革的关系等，都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对于领导人民进行改革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些经验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而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讲，这些经验则具有相当的整体性，所以都应该属于中国经验的范畴。或许这么说更为合理，“中国经验”本身就是一个流变着的事实，在概念把握上也应该有层次和阶段区别，当今条件下我们说的中国经验，主要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这是最鲜活、最切近也最具现实意义的，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则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背景和源头。
中国经验具有非常丰富而又非常复杂的内容，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经验（教训），还包括如何从失败中学习、崛起的经验；既包括革命的经验，也包括建设的经验；既包括高层领导如何审时度势运筹谋划的经验，也包括中层和基层在具体工作中的经验；既包括具有特殊性、个别性的经验，也包括一般性、普遍性的经验；等等。从总体上看，这些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化中国双向运动的有机统一，是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既用理论指导实践同时又用实践修正理论、根据新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它既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摆脱西方列强的压迫欺侮，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初步发展的现代性国家的经验，也是一个封建传统制度和文化土壤非常深厚、非常坚固的国家，转变为开放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如果说，从中国革命的角度看，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是，顺应世界历史时代潮流把民族争取独立的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最后导致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那么，从中国建设和现代化的角度看，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顺应和平发展潮流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经验的代名词，它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就是对于积极探索人类解放道路也具有非常巨大的普遍性意义。
很显然，只从知识论或认识论的角度，从传统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区别的角度来规定中国经验，来理解中国经验，肯定是片面的、远远不够的。因为这里的经验，既包括感性的东西，也包括理性的东西，既包括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也包括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观念的东西。它是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这个理论认识中国社会和世界进而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的统一过程及其结果，是中国人民反思、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又形成新的文化传统的过程及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不断总结和调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种不同观点的关系，不断总结和调适各种理论观念与现实实践的关系，从而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新的观念，进行新的实践的过程。总之，各种因素、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阶段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纠缠、彼此重叠，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性积淀，又构成了现实生活的深厚基础。我们就生活在这种经验之流中，并在这种经验之流中获得新的经验，获得对历史的感悟、对现实的理解、对未来的设想。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经验、实践经验、现实生活实践，基本上是同义的，至少是同一序列的概念。相对于这种意义的经验，任何理论都是对它的一种抽象、一种切分，一种为了认识的方便而设计的策略或方法或模型。真正地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切断了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整个根脉，奠定了防止思想僵化、防止脱离实际，而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的坚实基础。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在改革开放的一些关键时刻，总会出现思想观念的分歧和激烈的斗争。我们以往的说法叫路线斗争，国外的叫法是派系斗争，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废止了路线斗争的提法，并发明了一种新的策略，即“不争论”，试试看，让实践来讲话，这就是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理论。邓小平的“摸论”和“猫论”可以说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最形象、最生动的说法，是重视实际经验、基于实际经验而大胆创新讲求实效的务实作风的最具体、最直接的体现。许多搞理论的人自始就对“摸论”和“猫论”不以为然，有人甚至讥之为“实用主义”，其实这些人对“实用主义”的精髓和革命性意义未必真正了解。套用一句毛泽东当年针对一些人贬低功利主义的倾向而提出“我们是革命功利主义者”的话，可以说邓小平提倡的就是一种“革命实用主义”或“人民实用主义”，“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这种革命实用主义的最好体现。“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深化和具体化，不仅是衡量各种改革措施的根本标准，而且是衡量各种“理论”、各种“主义”的根本标准，是衡量我们的思想是否真正解放的根本标准。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同时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要求思想解放也不断深入。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没有既成的改革理论作为模板，只能依靠我们在实践中进行摸索，在不断借鉴别人的经验特别是总结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创新，在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一条新路，确切地说是闯出一条新路，甚至是杀出一条血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在不少地方还是为一些教条所束缚、为一些框框所限制、为一些言论所误导。具体到中国经验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论题来说，我觉得我们还存在着一些思想上的误区。
第一个是“本质主义”的误区。所谓“本质主义”，是理性主义的一种前提性预置，它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其本质规定或决定的，事物的现象或表现虽然复杂多样且多变易逝，但本质却不仅单纯一致而且一成不变，本质规定了这些现象的变化样式和运行轨道，某物的本质就是该物的“所是”，不仅是必然的“所是”，而且是应该的“所是”。本质只能靠理性来把握，一旦把握了本质，理论就达到了真理，无论事物怎么变化，但道不变，本质不变，真理也就不变。在这种本质主义的视野里，差异、杂多、变化、偶然似乎都是假象，即使不是假象也是不重要的，唯有本质是真实的、重要的。很显然，这种思维方式是“决定论”“预成论”的。理性主义其实就是各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马克思曾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所有理性主义的秘密，“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马克思主张，要从现实的人出发，把对象、感性、现实都当作实践去理解，把事物以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观念、理论都当作一个充满矛盾和差异从而是生成的发展的过程去理解，“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
。
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对于颠覆旧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意义，一直受到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影响，表现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总觉得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揭示了社会主义不仅“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而且“必然”是什么样子，也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样就为后人描绘出了社会主义的蓝图，而我们只是“按图建设”“照章施工”，应该怎么搞，不应该怎么搞，都必须时时参照“蓝图”和“本本”，搞得“对不对”就在于搞出来的东西“像不像”，建得“好不好”就在于建成的东西是不是符合“蓝图”的规定。我们时常把实践过程中的一些错误归结为没有弄清马克思的真实意思，似乎只要完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蓝图”建设，就肯定不会犯错误。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的多次重大理论争论都深刻地受到这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总担心自己偏离了社会主义理论的航道，探索和创造社会主义的中国经验、中国实际始终难以获得一种合法地位，更不用说优先地位。有人曾经指出，我们是在一种始终捆绑着自己手脚的状态下参与世界竞争的，人家可以吸取和利用一切有利于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的方法，而我们却总是预先确立一个可以学习和利用的与不可以学习和利用的界限，无论它对于发展经济多么有效、对于改善社会管理多么管用。我们似乎完全颠倒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的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把各种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我们实现自己的目的、壮大并发展自己的工具，相反倒是把我们看作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手段或操作者；不是用我们当下的实践经验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适用性和真理性，而是把马克思的话当作检验我们的做法是否合理、是否合适的根据。毛泽东曾用“有的放矢”这个成语，把马克思主义比作箭，是供我们拿来使用的，邓小平也多次强调学理论要“管用”，可这个意思远没有被理论界真正领会和贯彻。我以为，如果我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不能走出误区，我们解放思想就只能是枝节的、局部的而不能是根本的、整体性的，我们对于自己的经验就不能有一种正确的态度。
第二个是“地方性知识”的误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提出的一个旨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不仅是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更是反对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特别是其在中国党和中国问题上的教条主义。由是之故，后来我们就把中国革命经验的典型代表毛泽东思想规定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在当时的条件下自有历史的合理性，而且体现了很高的哲学智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冲破传统理解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一个纲领性口号，于是对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验的典型代表邓小平理论，我们也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意味着在中国这个特殊国度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里面固然有中国传统的伦理因素在起作用，我们得谦虚地看待自己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关系，我们只是他们的学生，我们得谦虚地看待我们的经验，这只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经验，即使在中国是成功的，别的国家也不能照搬。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得体的、合理的。但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如果超出了这个界限，脱离了这种语境，过分地夸大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和地方性，总将之当作一种“地方性知识”，恐怕就有很大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这种倾向我以为还是相当严重的，有进行批评的必要。
任何经验，就其起源来讲，都是由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下从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都具有特定的适用范围，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经验即“地方性知识”，但其中也蕴含着一般性、普遍性的东西，存在着经过提炼上升为一般性知识的可能。这种加工、提炼，正是理论研究工作的作用。这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也如此。但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经济发达与不发达之分，历史地位和科学研究水平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别。如果说在交往不很普遍尚未进入世界历史时代之前，这一点还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到了世界历史时代，这一点就成了一个基本的经验性事实。因此，那些来自比较发达、比较先进国家的经验，那些从这些经验中产生的理论及其方法论，就容易得到传播，就容易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和重视，从而获得了一种世界性普遍性知识的地位。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实际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但它只能产生于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比较发达、阶级斗争比较尖锐、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壮大的欧洲，所以它尽管主要依赖的是西欧各国的经验，但在传播过程中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世界性普遍性知识而定位的。相对于西欧国家，俄罗斯算是落后的，但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至少对于那些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的革命者来说，列宁主义是被作为世界性普遍性知识接受的。当然，中国现在还不是发达国家，可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重视，为中国经验提升为世界性普遍性知识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所谓“北京共识”就是这方面的体现。实际上，对于许多与中国处于相同或相似境遇的落后国家来说，中国经验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经验，作为把现代化与本土化成功结合起来的经验，肯定具有重要的普遍性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角度看，苏东剧变之后，中国无疑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镇，中国共产党人必将承担更多的责任，依据中国经验而建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将成为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最鲜亮的一面旗帜。
作为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或忽视中国经验的重要意义，也没有任何理由再坚持把中国经验只当作“地方性知识”的态度。中国在近代以来的落伍是全方位的，由此比较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就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即使如胡適，也总觉得中国“万事不如人”。知耻近乎勇，知道自己不如别人而放下架子抛开面子认真向别人学习，这本身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态度。但若是过度谦虚以至于自卑，不能以平等的态度来进行学术评论和交流，总认为自己的经验微不足道，充其量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实质上是一种矮化自己的表现，是我们的主体性发展不足、自信心不够的表现。中国要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不仅意味着要参与世界事务、吸取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同时也意味着向其他国家介绍、输出自己的经验，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之交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同样，在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我们既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注意运用过程中的发展，又要注意自觉地将中国经验提升到基本原理的高度，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这个宝库增添新的东西。所谓“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是关于“中国特色”的误区，确切地说是刻意寻求中国特色的误区。中国经验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经验，核心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经验，既然“开放”，自然在内容上就掺进了许多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东西，包含向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学习借鉴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纯粹、那么单一，但它毕竟是以中国人为主体形成的经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因此，如何合理地理解中国特色，对于理解中国经验也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国际地位的提升，在一段时间内，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一些人受刻意寻求中国特色的观念的影响，着意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下，许多古董式的东西被纷纷从历史博物馆中请了出来，一时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沉渣泛起。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便是，祭孔读经成为热潮，有人甚至建议要把孔教定为国教，大有只要中国特色不要社会主义、用儒家学说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架势。面对这种情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却几乎没有什么回应。与此同时，对于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多作壁上观，极少有人参与，似乎那是另一个圈子的热闹。这种现象实在是很不正常的，体现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我放逐、自我边缘化严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针对的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教条化所形成的各种束缚，提倡从这些束缚中解放出来，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来制定我们的各项政策，根据实践的结果来修正我们的理论、调整我们的政策。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不管是谁说过的，哪个国家干过的，无论其说得多么有道理，干得多么成功，对于我们都只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都不能照抄照搬，而必须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具体问题，想办法，定政策。另外，对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东西，不管是西洋的还是东洋的，只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可以学习，就可以使用。用邓小平的话说，搞革命要靠实事求是，搞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为了实事求是，为了能够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大胆借用一切对我们有用有利的东西。不要怕别人说三道四，说违反了这个原理、那个原理，说不像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就怕我们的政策和措施不符合实际，没有收到较好的实际效果，就怕耽误了时间和宝贵的时机，不能又好又快地发展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色”首先是一个消极性、防守性意义的概念，是为在实践中创造的为实践所证明是管用的有效的但又没有所谓“理论根据”的办法、措施提供保护和合法性的，是为防止国内外的左派理论家振振有词的批评对我们的干扰而设置的一道防护网；其次才是一个积极性的概念，中国特色并不是谁预先设定或规定的，更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而是中国人民在当下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在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积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这里我们强调“自然形成”，即是说不要刻意为之，因为一刻意就容易形成定式，就容易形成新的束缚，就会走向解放思想的反面。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精神实质，就是敢闯、不怕，正像人喝了牛奶、吃了牛肉并不会变成牛一样，我们不要怕学习了、使用了西方国家的东西就会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没有了自己的特色。总之，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刻意要与谁区别开来，也不要老怕自己干的不像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只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只要牢记和遵循“三个有利于”标准，最大限度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我们正在干的事情干好，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搞成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一份宝贵资源，其中包含了许多智慧，属于全人类的智慧，这些当然需要弘扬，当然需要汲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特色并不是由传统文化规定的，也不能刻意地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更不能把传统文化的特色当作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来张扬。中国特色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而不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它是由现实的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以我们正在干的事情为中心，综合地、全方位地汲取各种资源而自然形成和自然地表现出来的。中国人利用自己先人创造的智慧，如盐入水，毫无隔碍，汲取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也不应该有什么障碍。问题不在这里，关键是要把我们自己正在干的事情干好，干成功。“是真名士自风流”，只有干成功了，其特点和特色才能获得彰显与认可，否则，为特色而特色，舍本求末，怕只会落个邯郸学步的下场。说到底，这依然是当下我们的主体性意识不强、自信心不足的表现。我们还必须看到，传统文化毕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文化，与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大的异质性，传统文化中那种浓厚的也是主导性的重义轻利、尊崇权威而忽视平等、崇尚人情关系而贬抑法治的价值倾向，那种厚古薄今、注重向后看、鄙薄创新的思维模式，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对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极作用、束缚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作用、激励作用。但传统文化是我们无法摆脱的根，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都作为一种遗产、一种背景、一种先我们而存在的东西存在着，我们能够做的只是科学地认识它、理解它，在这个基础上扬利去弊，取智慧去愚昧，在实事求是地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在实现现代化改造现实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人、新的社会、新的传统。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特色，就是最大的中国现代化的特色，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总结了这个过程的各种重要经验的、能够指导这个过程顺利进行的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