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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理论上的要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需要。当代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已经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搁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搁在了中国理论家们的肩上；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急切需要用当代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作为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我们应该有这种历史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感。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就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
世界，问题在于
改变
世界。”
这种实践取向，规定了它与时代、与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内在联系，它是无产阶级的头脑，是劳苦大众改造非人的不合理现实的武器。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对旧世界的批判，但它深知，“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它只有掌握了劳苦大众并为劳苦大众所掌握，才能变为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世界传播的历史，就是它为人民大众所掌握而进行革命性实践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运用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在化中国的同时被中国化的过程。化中国与中国化是同一过程的两面，是相互支撑、相互印证的两面，中国化是为了化中国，化中国就必须中国化。
我们知道，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世界广泛传播的时期，也是西方各种理论相继被引入东方国家的时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先后或同时传入中国的，还有自由主义、实证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代表和支持者。但经历了理论争论、相互批判和争夺受众的长期过程之后，最终被化开的、被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认同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开始就肩负起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民众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一致的，也直接地依赖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而得到播散。无论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多少艰难曲折、内外斗争，中国共产党最终还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直接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权的力量，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且发动思想战线的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广泛地渗透和深入到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与此同时，规范化、教条化与行政组织化相结合，使民众的日常生活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思想教育成为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使这种实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也全面暴露了其固有的弊端和负面效应。当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通过改革开放而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并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时候，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的发展，苏联的解体，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当下实践与传统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烈反差，引起了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怀疑。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从而重新规定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个时代性的课题尖锐地摆在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知识分子面前。
之所以简略地回顾这一段历史，是想说明：（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是一种实际发生了的历史事实，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的实践活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历史。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这段历史，尊重先辈先贤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功绩。（2）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能割断历史，对于先辈先贤们在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失误，一定要抱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抱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而不能予以苛求。（3）我们应该用过程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这是一个既化了又需要再化的过程，既是已有的历史又是一个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目标。也就是说，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可以称之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在它的指导下，中国的面貌包括人们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在化中国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也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当今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当今的国际背景下，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了极大的挑战，而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时代发展的新特点，重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并重新思考人类解放的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的研究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目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等，都要围绕着这个目标来进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我们今天才提出来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这个任务。但在那个时期，我们主要限于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成果，被规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固然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谦虚成分在内，即毛泽东思想不能与列宁主义并提，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是具有国际意义的普遍性理论，毛泽东思想则只是限于中国的特殊革命道路的理论，是具体运用中的“应用性”理论。后来我们规定邓小平理论，基本也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要说有区别，就是所联系、所结合的实际的不同，后者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我们遵循着中国式的谦虚，始终保持着学生的姿态，从未有过与老师处于平等地位并以敢于超越老师的心态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创新问题。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情结，对于那些动辄就讲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结论过时、那个原理失效，并提出一套新理论的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无论他们如何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一般都将他们视为离经叛道的不肖子孙，不肯承认其合法性。
站在我们今天的高度和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恐怕就不能再简单地将之理解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当今的实际相结合，具体运用这些哲学思想，在运用中使之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是还应该将之理解为包含中国理论家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研究当今时代人类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利用我们自己的传统哲学智慧，并借鉴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创新，为人类解放开出新路。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唯有创新才能发展，这个创新不单是运用层面的，更是基本理论层面的；当然首先要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同时也必须关注当代世界和人类发展的问题。总之，在今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保持、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是一致的。缺少了当代性这个维度，中国化就化不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首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理论上、文化上的要求，目的是指导我们合理应对和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当今世界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内在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市场、科技、资源、人才等方面既激烈竞争又密切合作的世界，是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是各种资源全球性流动、机遇在全球交往中产生和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播散的世界。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实力日益增强、全面参与世界性事务、影响日益重大的东方大国，中国的稳定、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验都具有全球性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的问题许多直接就是世界性问题，国际上的许多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世界历史时代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发展的问题背景。因此，对中国社会实践面临的这些问题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的探讨，都必须具有国际眼光和全球视野。从哲学的角度看，就需要从人类当代发展的新高度来讨论中华民族发展的问题，需要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经验来审视中国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当今时代与马克思当年所处的时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科技革命及其引起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甚至无法想象的。我们必须根据当代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经验、当代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一种世界性哲学，它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它的视野原本就是人类性的，终极目标是人类解放。中国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镇，自然肩负着更多的责任，但又不能仅仅将之看作一种民族性的事业和民族性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基本立场和批判精神，不仅批判性地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批判性地考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矛盾，批判性地考察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所存在的矛盾，同时还得批判性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中所遇到的既有理论与实践经验之间的矛盾。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创新，我们不仅需要总结中国的经验，还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不仅需要吸取当代科学发展的成果，也要广泛吸取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
在我们看来，在今天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强调以中国人为主体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中国特色、当代性气质和人类性内容的有机统一，根本目的是提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增强和提高中国人的主体性，办好中国的事情和承担起对人类发展的责任。这些年来，针对过去的一些不足，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问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经典文本解读、与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关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总结实践经验、吸取科学发展的成果方面，在提炼问题、选择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式方面，也有很重要的改进和骄人的成绩。这几个方面，都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途径，各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当然也需要合理地配合和互动共进。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倾向性问题，比如：为突出学理化而漠视甚至鄙视研究现实问题的倾向；忽视问题背景和语境，径直将当代西方哲学中讨论的一些问题当作我们的问题的倾向；在写作中，以引证代替论证、言必称西方哲学的倾向；在话语方式上，有意无意地“欧化”和学术化而忽略读者接受习惯的倾向；等等。这些问题都显示出我们一些研究者“中国化”意识的淡漠，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民众立言、为民众谋利的基本精神。中国正在成为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中华民族正在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姿态展开活动，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世界，显示自己的独特魅力。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我们要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既不能仅仅“照着说”马克思的话，更不能仅仅“照着说”西方哲学家们的话，而应力图利用中国传统智慧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智慧，接着马克思说出我们的新话，显示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以我们的问题为目的，包括实践方面和学理方面的问题，在世界性哲学对话中显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到和优越之处，显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这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总的目标设定。完成这个任务，是全体共产党员的权利和责任，也是所有立志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者的权利和责任。对于他们的努力及其结果，都应该予以肯定和鼓励。这在原则上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在实践的过程中，问题却不是这么简单，如何看待、评价、处理这些努力及其结果，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是走过弯路，有着沉痛而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种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性的哲学理论，在中国又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基础，是兼理论性与政治性为一身的学说。从理论本身的发展维度看，它虽然有着统一的根和源，但在发展中却必然会长出不同的分支，会存在一些异质性甚至冲突性的东西。因为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依据当时的具体实践，对许多问题关注的方面和侧重点会有所不同，理解的基础和方式会有所差别；纵使目标一致，各自选择的途径、获得的结果也会有歧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有不同的样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有各种争论。但从政治运作的维度看，无论是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还是在取得政权后的政治宣传教育中，又都在相当程度上不允许分歧和多种声音的存在，话语权力与政治权力总是结合在一起以维持理论的统一权威。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理论自身的发展看，没有多样性、没有分歧和争论，就没有创新，发展就是一句空话；从政治的操作层面看，重大纷争就意味着思想分裂的危险和行动中的内耗。理论发展需要多样，而政治稳定则需要统一。这是两种不同的且具有排他性的逻辑，是两种在各自领域都具有合理性而一经结合就难以两全的选择困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其功能的发挥不能离开人民大众，只有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成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才能实现其使命。但我们不能想象人民大众都能成为理论家、哲学家，也不能期望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理论家、哲学家。理论家、哲学家的使命是锻造和改进武器，人民大众则更多是在使用武器，其间有一个必需的环节，就是如何使人民大众掌握这个武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作为锻造和改进武器的理论研究，必须不断创新，也需要有研究者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故多样性往往成为侧重点。而作为宣传工作，又需要比较稳定、比较统一或比较一致的底本，否则宣传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在中国，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理论宣传都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理论研究和宣传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上述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的具体表现或集中体现。我们应该正视二者之间的矛盾，吸取经验教训，充分认识解决好这个矛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力求通过制度创新和法制建设的方式寻求一种使矛盾暂时和解的“椭圆式”轨道。
如果说，在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政治与宣传的统一性原则居于首要地位，即使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理论发展为代价也具有价值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建设转向开放性竞争的今天，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的今天，为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面旗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提供富有成效的指导，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效的整合基础，更加注重理论多样性，通过大力创新来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应成为一种更具优先性的选择。我们这里并没有贬低和排斥政治与宣传的统一性原则，而是说，应该从过去由政治权威规定的统一性转化为在多样性理论观点基础上形成的共识意义上的统一性，由过去在真理与谬误简单对立基础上的排斥多样性的统一性转化为以多样性为基础的求同存异意义上的统一性。无论是求同存异还是达成共识，其前提都是尊重理论研究者探索真理的权利和以法律的形式来维护理论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这种法律形式也是消除过度纷争、形成理论共识的基本框架。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任务，同时也是中国所有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整个学术界、理论界的任务，是全党的任务。政治领导人和党的领袖集中全党智慧，根据整个国家实践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哲学家们也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提出新的命题、新的观点，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且构成了全党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家的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主要还是一种哲学理论，它不可能代替具体方针、具体方案、具体措施，也不能要求哲学家们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由于人们从事的具体工作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理解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出现不同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就是很正常的，也是必然的。只有通过百家争鸣，通过各种理论主张之间的相互批判和对话，才可能实现学术理论的繁荣和发展。贯彻“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针。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将这个正确的方针具体化，具体化为一定的法律条文、制度规定、评价标准、工作机制。依法治国是当今中国自上而下都认同的基本理念，正在各个领域得到贯彻实施，理论研究工作无论有多么大的特殊性，也不应被视为例外。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政府职能越来越侧重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人民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日渐自觉，对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问题特别敏感、特别关注。他们对于传统的那种灌输式教育越来越表现出反感和拒斥，只接受自己理性认同的观念和能使人心悦诚服的理论。我们过去的那种宣传模式和教育模式难以有效地继续下去。中国社会的这种深刻转型需要深刻的理论设计和指导，这种条件下的现代政治实践需要有丰厚的理论储备，需要有多种政策方式作为备选方案，在多种选择方案间的优劣竞争中择善而从或折中妥协。这种新形势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出了崭新的课题，也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作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种思想探索，必须充分关注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问题，做出一些有现实根据的合理解释，提出一些切实管用的主意和有效的解决方案。中国的有关管理部门也必须切实解决真诚相信群众包括相信广大理论研究者的问题，必须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对当代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对当前中国思想理论战线的状况及其成绩有科学客观的认识，真正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切实改变以权力决定理论争论的是非对错来求得统一的做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直处在过程中，我们今天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总结历史教训，我们认为，当前最主要的，与其说是组织全国力量来搞出一个权威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本”，不如说是创建一种能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机制，创建一套使理论研究工作与宣传教育工作合理配合、相互促进的制度和体制。可以预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前提下，出现的肯定是具有不同特点甚至在个别观点上还相互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际上，这种态势在中国哲学界已经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派别。正是这些派别之间的竞争和论战，不同理论观点之间的争长竞胜，才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树的繁荣茂盛，才表现出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学理的支持，才具有在世界性哲学对话中显示当代中国人智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