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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型。这种变化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上，通过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折射出来。表现在哲学理论上，不仅引起了对社会转型的哲学思考，也引起了人们对既有哲学的诸多思考。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革，哲学观也正发生着重大变革。近年来哲学理论界的许多讨论和争论，已经不单单是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和争论，而且包含了对哲学本身看法的分歧，显示出哲学观的分歧。当代中国哲学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正发生着一种转向与转型。
近年来，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哲学文章题目或提法，比如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哲学的价值论转向、哲学的实践论转向、哲学的人学转向、哲学的日常生活转向，等等。从这些题目或提法就可以看出，论者们基于新的思考，力图为哲学发展寻求一种新的方向。这些文章有共同的基础或出发点，即对现行哲学的不满；也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即对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哲学研究重点应该放在什么方面、哲学的核心应该是什么等的不同理解。当然，在前者，不满的方面会有不同，在后者，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方面。我们这里关注的不是这些细节，而是总的趋势和方向，是宏观的方面。联系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性质的讨论，关于类哲学的讨论，关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讨论，等等，可见这个倾向在那时就已经存在了。
上述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哲学原理的范围内，或者说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围内，我们如果再把眼光放开一些，那么就可以发现，这种对哲学的看法的改变实际上涉及更大的范围。其中有一个现象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哲学的两个二级学科的更名。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所谓的哲学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统天下，哲学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属于中国哲学史，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则属于西方哲学史。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二级学科都改了名，被称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它们已不仅仅研究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只是一种史的研究，同时也关注现行的、当代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也包含理论研究和理论主张。这就意味着，哲学理论不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还有其他的哲学理论，由此而形成了许多人现在都认可的当代中国哲学理论格局：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来，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仍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之间有没有必要展开对话和争鸣、如何进行对话和辩驳的问题却被提了出来。绝不能小看这个问题，它牵扯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未能很好处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问题，牵扯到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地位平等的要求与政治上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的关系问题。
由此观之，对于“当代中国哲学”这一概念首先就有必要做些澄清。我们知道，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就曾引起过关于“中国哲学”是“中国的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的争论，核心是如何理解哲学一般与其民族特色的关系问题；50年代和80年代，对于如何理解和贯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有过不同的意见；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表明在当今条件下人们对于中国哲学的看法仍然有着很大的分歧。近几年，“当代中国哲学”这个词频频出现，可这个概念的所指并不明确。大致说来，“当代中国哲学”基本有三种意谓，或者说人们是在三种不同的所指上使用“当代中国哲学”这个概念。第一种，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意谓上使用，多在哲学原理界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文章中出现；第二种，是从中国传统哲学或中国本土哲学的现当代形态的意谓上使用，多限于中国哲学（史）界的文章；第三种，是把当代中国哲学当作一种总汇性、描述式的概念，指称当代中国存在着的各种哲学理论，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包括在内。从逻辑周延性方面考虑，似乎第三种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更加合理一些。当代中国哲学或中国当代哲学，原则上应该就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们研究、讨论、形成的哲学理论，这是从研究主体的角度规定的，是借以区别于当代美国哲学、当代英国哲学、当代日本哲学等的。哲学史的研究可以从对象方面规定，哲学理论则不能如此，而须从研究主体方面进行区别，不管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哲学理论在资料渊源上、理论立场上、理论主张上有多少差异，都只能算是中国哲学，是中国的哲学家们创立的哲学理论。
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当代中国哲学，当代中国哲学就不仅是在发生着转向，更重要的还是发生着一种转型，不单是某一种理论或某一派理论在研究核心、研究方向上的改变，而且是一种范型上的转变。这种转型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一致的、匹配的，是与整个哲学观、哲学理念和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相关联的。
讨论哲学转向的论者，大体总要借助西方哲学史的材料，比如西方哲学从古代以本体论研究为中心转到近代以认识论研究为中心，谓之“认识论转向”，从近代关注认识论转到现代关注语言学问题，谓之“语言学转向”，等等。以此为借鉴、为参照，学者们提出了自己认为哲学应该关注的中心问题或核心问题：有的说应该以人学为核心，人学理论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有的说应该以生存问题为中心，当代哲学应该是生存论哲学或生存哲学；有的则认为应该以价值问题为重心，以价值哲学为基础来重构中国的哲学；如此等等。所谓转向，也就是要实现哲学研究中心的转变。应该说，这些学者提出的观点都很有启发性，关注的重点问题或中心问题也都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些不同的“转向”之见活跃了哲学研究，拓展了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提供了多元化的研究进路，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一道风景线。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转向是否如学者们所说的那样，由此就能引发出新形态的哲学或哲学形态的整体性转变？从理论逻辑的角度说，仅仅是关注重心和研究对象的转变，并不必然就能引发出新形态的哲学。从哲学史上的情况来看，转向可能会引发转型，但并非必然引发转型。如果还是沿着旧有的范式进行研究的话，尽管研究的问题有了转向，出现了新的发展契机，但总体上还是旧的式样，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哲学的转型意味着要出现新型的哲学，哲学理念、研究范式、提出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的方式、衡量成就的标准、语境和话语方式等方面都会发生较大的改变。与此同时，不同的哲学理论、观点之间的地位和关系，也会发生相当的转变。这一点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甚至应该被看作哲学转型的一种界标。
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不只是一个哲学转向的问题，更是一个哲学转型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需要从整个哲学观、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与宗教和艺术的关系、哲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哲学研究方式或研究范式、哲学问题的性质和哲学解决问题的形式、哲学与现时代的关系、哲学理论派别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总体的反思，需要立足当今时代的特点，对哲学的发展形态和应有模式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和设计。我们的思想、设想、观念，肯定都带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局限性，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克服这种局限性，而是跟上时代的要求，使我们的哲学能够真正反映时代精神。
当代中国哲学的转型是从哲学观的转变开始的。哲学观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从哲学史上看，哲学的每一次重大转型都是从对哲学自身的反思开始的，对以往关于哲学的理解、哲学的对象、哲学研究范式进行总的批判，提出一种新的哲学观，一种哲学“应该”如何的观念，尔后才会有一番改动，才会出现一种变革，才会形成一种繁荣。这似乎是一种规律。
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实际是把哲学当作科学来看待的。在我们许多人的观念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具体科学”，是研究世界的某一部分、某种特殊运动规律的科学，哲学则研究世界总体和世界的最一般规律。这种思路意味着哲学是一种“总体科学”，或如一些人所戏称的那样，是“太上科学”，无论怎样，也还是一种“科学”。这里所说的哲学首先的、主要的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许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无疑属于科学。于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实际上就变成了科学中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关系，是总体科学与具体科学、一般科学与特殊科学的关系。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是真理，而真理只有一个，那么与它不一致的其他哲学理论自然就是谬误，至多包含了一些合理的成分；于是，有人提出了“真理有阶级性”的观点作为补充。真理具有阶级性的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被人们普遍否定了，借科学和真理之名行强制之实的做法也被人们否弃了，可如何合理地看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如何看待哲学的理论功能与意识形态功能的关系，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关系，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近几年涉及哲学观的许多文章，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无法做展开的讨论，只想指明的是，黑格尔曾把哲学当作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纷纷独立，传统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就被从自然领域、历史领域驱逐出来了，终结了。哲学再也不需要像以往那样依靠臆想的联系来为人们编织出一幅“世界图景”，因为这幅世界图景已经可以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的实证知识来描绘了。现在哲学要做的是，依据科学提供的材料，理清人类的思维过程与思维对象之间的合理关系，把合理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当作自己的任务。哲学只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试图恢复传统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努力，都变成了一种倒退。
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其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这里的思维不能简单地只从知识论立场来规定，它实际上就是人的精神生活，包括艺术和宗教，等等。艺术的方式、宗教的方式，与科学的方式一样，都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所以它们就都进入哲学的视野，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如果说，科学更侧重于客体的尺度，依靠实证知识来描绘现实的世界图景的话，那么艺术则更侧重于主体的尺度，依靠想象为人创造出一幅理想的世界图景或理想世界的图景。如果说，宗教作为一种世界观，它更多地借助艺术所提供的想象空间，以颠倒而虚幻的形式来解决人的现实生存焦虑和灵魂不安的话，那么哲学世界观则需要从客体尺度与主体尺度的辩证统一角度，从事实与价值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角度，从人对现实的适应性和超越性的辩证统一高度，为人提供一种价值理念和方法论的智慧。
哲学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它虽然也对世界、对人生、对价值做出一些基本的设定或预设，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人们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理解价值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智慧。任何哲学学说，都可以被看作特定的哲学家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理解价值的一种结论，一种探索的结果；任何哲学学说，都是人类理解世界、理解自身、理解世界与自身之关系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一个环节。尽管有许多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探寻到了世界和人生的终极，但没有谁提出哪种学说具有终极的意义。
哲学观的转变势必带来对待哲学的态度和研究路向的转变，但也要看到，当代中国哲学的转型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发生的，在总体上是与之同步并相适应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行政治制度，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地位和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哲学转型不可能太超前于社会政治所能允许、所能容忍的限度，决定了这个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忽视这种背景和条件，提出一些不合时宜、不顾现实的主张，不仅不能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的转型，可能还会起到阻碍和迟滞的作用。
我认为，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在中国哲学中占据主导或主流的地位，但在内容上、在形态上会发生较大的改变，与其他哲学理论的关系也会有较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更多地依靠自身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依靠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预见力来确立自己的权威，来吸引自己的受众。马克思主义哲学会因为其内在的批判精神的张扬，在关注重大现实问题的同时与现实政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其学术性的色彩会有所强化，对人类发展共同面临的问题的研究将越来越突出，其论辩方式和话语形式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实际上，近几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在逐渐转变形象和范式，逐渐抛弃一般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和体系哲学的模式，转向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思维和问题哲学的模式，逐渐克服单纯的知识论立场和认知论框架，融进大量的价值论和人学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摆脱了以往按照“科学”模式来构造的统一格局，出现了侧重点不同、理解思路不同、叙述形式不同的多种解释形式，注重现实问题的应用性研究非常活跃，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发展哲学、管理哲学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作用的同时，积极吸取其他哲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注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和提出的问题，极大地拓宽了哲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哲学研究的内容。
西方哲学研究也走出了侧重史学模式的介绍和评述的阶段，正在将史与论结合起来，借鉴与吸收西方哲人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中国哲学家自己的看法，努力创建中国哲学家自己的新的哲学理论。比如，张世英先生的《哲学导论》，叶秀山先生的《中西智慧的贯通》《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可以被看作他们自己创建的一种哲学理论。
中国哲学研究也改变了只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当作材料来处理的方式，力图按照“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来探索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中国式思维的特点和特有的范畴，运用中国式智慧来创建新的哲学理论。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杨国荣先生近来发表的诸多关于哲学的论文，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20世纪中国哲学家创造的哲学理论，如胡適的哲学思想、冯友兰的哲学体系、金岳霖的哲学体系、熊十力的哲学体系、贺麟的哲学思想，也都得到重新研究和检验。
总之，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和哲学理论，正在出现一种多元化局面。不同的哲学理论之间，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在学术上平等讨论的合理关系。学者们再不以某个革命导师的语录作为真理的标准，而是诉诸对话和理论上的辩驳，看谁更合乎逻辑，更有说服力，更能合理地解释理论上的或现实中的问题。学者们也不再简单地按照科学发展的真理/谬误的模式来理解各种哲学理论的关系，倒是更倾向于从不同理论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理解不同哲学理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以更宽容的心态来看待哲学理论之间的争论。哲学的理论性、学术性色彩在加强，政治性色彩在弱化，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通过塑造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精神来体现，通过关注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生活、提供中国特色的现代价值观念和思维智慧、提高中国人的文化创造力来体现，而不再通过解读、论证现行政策来体现。
在全球化和世界性交往的条件下，当代中国哲学正在从比较封闭的形态转为较为开放的形态。在哲学学科内部，正在打破多少年来人为设立的各种藩篱，将古今中外的智慧融通起来，积极寻求不同哲学理论之间的对话，寻求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在对外方面，注重国际问题和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积极寻求国际对话，参与国际哲学界事务，在国际哲学舞台上发出中国人的声音。理论资源的多元化、研究样式的多元化、理论结论的多样化，都正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当代中国哲学正在形成不同的派别、不同的理论，正在努力形成一种真正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通过不同角度对现实的理论批判和辩护，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念，锻炼着人们的思维能力，从而为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创造主体条件，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智力资源与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