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本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探索》的增订版。由于原本就是论文集，这次增订，主要是增加了一些关于价值论方面的篇目和新近发表的文章，相应地在编排方面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因为篇幅增加，分为上下两卷。

恩格斯曾说过，“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这就表明它与其他思想家的学说不同，绝不是一种自足的、封闭的体系，而始终是一种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理论。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国家传播的过程，既是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照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实践需要接受、解释与按照自己的理解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通过本土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其中肯定会有一些误解、曲解，更包含着一些创新，由此也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多种“面相”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形态”。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与研究范式》（收入本书第一编）中曾这么写道：“于是，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景观：一方面是马克思的理论正是通过这种不断分化着的多样化形式而实现着自己的扩展和发展，另一方面是离马克思的时间距离、空间距离越远，后起马克思主义的‘面相’与原初原典马克思主义的相似性似乎越小；一方面是各种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都以为自己是真传、正统，是体现了马克思的真精神的嫡系传人，指斥与自己的理解不一致并反对自己的流派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的人看来，这些争论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家族内部的争论，彼此都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支脉。”如何理解和对待这种异质性与统一性、多与一的辩证关系，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形态”。苏东剧变后，中国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其发展态势和理论旗帜都更加引人瞩目。如果以改革开放为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的创新内容、创新程度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也是令一些人疑惑的。这些疑惑的根源，恐怕还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封闭在其文本之中或是当作不断生长、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以经典作家的文本为主还是以我们当下的实践探索和思想探索为主的问题。毛泽东曾用“有的放矢”来说明这个关系，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手中的箭，是我们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即是说，我们始终是主体，无论是选择、解释还是发展、改造，都不能忘记和忽略我们的主体地位。邓小平说得更直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精，要管用，要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这个管用，指的是对我们的实践、我们正在做的事和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有用、有好处。马克思看到的而没说过的，需要我们自己思考、自己说出来，并且我们要敢于接着说。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就是解放思想、立足实践、实事求是的典范，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价值论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亮点之一。现代价值论的兴起是马克思逝世后的事情，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没有系统的哲学价值理论。而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是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方法以及经典作家的一些相关思想，反思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并总结经验教训而创建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一些哲学家如图加林诺夫等就进行过积极探索，可惜未能获得理解反而受到压制和批判，没有形成实质意义的影响。中国的价值理论研究就适逢其时，因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在当今价值理论价值哲学的世界地图中，以中国学者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许多观点尤其是基础理论方面的一些观点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价值论研究不仅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了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而且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提供了观察与理解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加深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质的理解；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整合当代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了重要基础。

笔者有幸躬逢其盛，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1982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又于1988年在职攻读了博士研究生学位，专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价值论起步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价值真理、真理价值与真理阶级性》发表在《哲学动态》1985年第4期，至今我仍在这个领域劳作耕耘。40多年来，我以一个学生、教师和哲学研究者的身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见证了学术思想界的起起伏伏，感受了价值哲学研究过程的艰难曲折，收入本书的这些文章，可被看作本人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的一种记录。其间有从开始的幼稚到逐渐成熟的印记，也有表现个人随社会思潮和思想背景的变化而引起的所思所虑，统名之为“探索”。既是探索，其中就难免会有失误或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予以指出并进行批评。无论对于笔者本人还是我们共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事业，这种批评都是有益的，我在这里先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