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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有机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运动的一个重要方法。用有机论反对当时流行的机械论，用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二者互相支持、互相发明，成为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方法论前提。但后者较为彰显，而前者比较隐蔽内在。这也是有机论方法和有机体理论在后世未能得到应有重视的一个原因。问题是，这一缺失使得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解释带上了相当严重的机械论色彩和形而上学性，极大地影响了它的解释力和声誉，在指导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我们现在亟须恢复社会有机体理论和有机论方法的重要地位。
我们过去也讲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各个部分、各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但在总体思路上却对有机论的辩证思维方式重视不够，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还是沿着机械论的思维轨道做惯性运行，比如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持有的动力论观念本质上就是一种机械论的观念。讲社会发展动力，物质生产力是最终动力，基本矛盾是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力，科学技术是重要动力，革命和改革也是动力，看似顾及了各个方面，但实际上都还在机械论的概念框架内。若是从有机体理论和有机论的角度看，就会发现这种思路是有着相当的问题的。比如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动力是什么？是心脏、肺、脑子、食物，还是思想、意志或是别的什么？恐怕谁也不会这么说，不会这么想。对于有机体，强调的、重视的就是平衡，包括自身各个部分、各个系统之间的平衡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是在这种平衡中表现出的活力，亦即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也就是有机体自组织、自调节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能力。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和运行机制出了问题，难以合理地进行自组织、自调节，那么其生命力就衰退了，也就难以正常发展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最重要的一对范畴。但在我们过去的理论中，把生产力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力，即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现在看来有很大的局限性，需要反思和转变。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是基础性的东西，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但同时承认还存在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主要是指人口生产，现在更应理解为人才生产），即所谓三种生产。我们知道，马克思针对的是以往的历史观忽视物质生产的作用，所以他特别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特别侧重对物质生产的研究，甚至认为人类历史归根结底就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但若是把物质生产当作历史发展中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这就违背和歪曲了他的意思。恩格斯在晚年的通信中就指出过这种简单化的、贴标签式的毛病。实际上，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才生产，都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而且有着内在的统一性；物质生产力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精神生产力是人们创造精神财富的能力，人才生产力则体现社会主体再生产的能力。这几种生产作为社会分工形式或门类，都需要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制度来支撑与调节。它们之间有机地联系着，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任何一方面的缺陷都会产生整体性的负效应，都会阻碍社会的协调发展。分析地说，各种生产都有自己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若不适合，就会造成巨大的内耗、浪费和低效率。综合地看，它们交织融合在一起形成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即社会的整体活力，如果在整体上彼此不匹配、不平衡、不协调，就会导致巨大的内耗、浪费和效率损失，导致各个方面都不能合理地发展。这已经为我们这些年来的经验所充分证明。
在现代社会，一方面，精神生产和人才生产获得了更为独立的外观形式，成为重要的社会活动分工门类；另一方面，这几种生产的互渗互动也更为明显突出。物质生产中智能化、精神性的因素大大增加，对科技、人才、创新的依赖极大增强，精神生产和人才生产，包括科技、教育和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呈现出产业化的特征，对物质性因素的依赖更为直观和重要。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竞争能力，基础的、核心的还是看经济实力，但这个经济实力已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物质生产能力，科技、教育、信息、金融、交通、通信、传媒、文化产业等所谓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相当的份额，而且表现出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同时，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和人才竞争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重点或战略制高点。在这种新的竞争态势下，一个国家的科技生产能力和人才生产能力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要求必须将科技生产和人才生产当作重要的国家产业门类予以对待。如果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极大地改变了以往我们总是把科学技术当作社会意识来思考的传统思路和观念，那么现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加强、改进我们的精神生产方式和人才生产方式，如何通过改革不合理的精神生产关系和人才生产关系，促进精神生产力和人才生产力的发展。这里所说的精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包括科技方面，而且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包括文化方面。这里所说的人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不仅包括学校教育方面，而且包括社会教育方面，包括全社会的人才培养、评价、选拔、管理的制度方面。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际上就是这些方面的实践体现，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这些年来我国出现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不仅表现在经济建设中，在精神生产和人才生产方面也都存在，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外部不经济性，为以后的社会协调发展埋下了极大隐患。这从反面告诫我们，必须从社会有机体顺利、协调、持续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几种生产的合理关系，重视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运行模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提高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自觉性。党中央最近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注重我国社会整体协调和整体发展活力的体现。而我们的理论还囿于原来的框架，这就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比如，照原来的理论，科学属于社会意识形式，如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不就倒向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唯心史观了吗？文化产业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仅仅用“巨大反作用”能否解释得通？社会正在成为学习型社会、现代教育渗透到人才生产的各个方面，而且本身就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教育和教育体制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人口生产和人才生产如何衔接？如此等等。传统的那一套理论和话语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现代实践急切地呼唤理论创新和观念转变。我以为，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切入点和生长点。从社会有机体的整体角度综合地理解生产力，树立起大生产力的观念，或者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观念，能够使许多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和理解。在实践上，立足改革各种不利于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和人才生产力的制度与体制，大力增强制度研究和制度供给，通过制度创新切实协调和平衡三大生产之间的关系，调整好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极大地提高与增强我国社会的整体活力和整体活动效率，以此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人类的当代发展开出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