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读书人、教书人、写书人来说,出版几本书是分内的事情,也是生命、生活过程的自然呈现,没有什么过多值得说的东西,但在自己的背后,却有许许多多要感谢的人,要感谢的单位,也有许许多多想说的事。这里不可能大篇幅展开叙说,但有些话还是要留下历史性文字的,一定要让它们成为美好的记忆。
读书、思考、研究、写作需要时间,需要安宁、清净,但自己有了时间,有了安宁、清净,有些人就得为你忙起来、跑起来。人们容易看到台前的人,很难看见幕后的人,但没有幕后人的辛劳,台前的人是表演不好的。
我从1998年读博开始,应该说正式步入了自己独立自主的思想探索、学术人生。经过几十年的慢慢前行,现在有一些被称作“成果”的文字放在那里。回头去看,这一路走来,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我在已经出版的每一本著作的后记中,都有真真切切的记录,也一再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感谢,我愿在“新闻十论”出版之际,再次表达对他们的深深谢意。
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郭云鹏、赵馥洁、王陆元、伍步云诸位先生,是他们将我带进了学术的殿堂,让我初步懂得了学问的真谛、思想的珍贵,给我涂抹上了学术人生的底色。他们中有的已经驾鹤西去,但影响却深深留在了我的身上和心里。
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童兵先生,是他指点我、引导我迈上了学术的台阶,开始了真正的攀登。如今他虽已年过八十,但依然与时俱进、笔耕不辍,活跃在中国新闻研究、新闻教育教学的前沿阵地,是我学习的榜样。感谢我的师母林涵教授,她敏锐智慧、性格耿直,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生活中都给我以特别的启示。导师和师母塑造了传奇式的“林中童话”,成为我们晚辈经常阅读、传说、交流的美好故事。
感谢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曹璐教授,她是那种充满母爱式的导师,温和宽容,不管是学术指导还是生活交流,总是一副慈祥的样子,让人感到放松和温暖。在跟从曹老师的学习过程中,我不仅得到了学术的滋养,也学到和体会到了一些如何与学生、与晚辈、与他人交往的真经。
感谢我的著作的出版者、编辑者,我的论文的审阅者、刊发者,是他们把我一步步扶上了学术的阶梯,帮助我不断向上攀爬,能够看到更高、更远的风景。感谢新华出版社的王纪林女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司马兰女士、陈泽春女士、李学伟先生、王宏霞女士,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姜华先生,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梁雪云女士,还有众多学术刊物的编辑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不在原出版单位工作了,但不管他们是退休了,还是另有高就,我都会一直记得他们,感谢他们。
感谢新闻传播学界的前辈学者刘建明教授、罗以澄教授、董广安教授、杨秀国教授、白贵教授……他们在我的学术道路上,以各种方式关注过我、帮助过我、提携过我,对我的学术工作、研究成果予以鼓励和肯定;感谢所有关心过我、帮助过我的同行朋友们,恕我不再一一列名。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朋友们。我要特别感谢樊九龄、朱达仁、李东升、栾肇东、党朝晖、郑瑜、杨武、李刚、刘吉发、任莉娟、贾玉峰……你们在我人生道路的一些关键节点上给予我不同方式的重要帮助,使我充满信心,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感谢我所有的学生,包括我教过的中学生、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是你们与我一起塑造、构建了我人生的主要场景,描绘了我人生的主要画面。与和你们一起成长相比,“新闻十论”不过是“副产品”,当然也是我与你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的“正产品”。你们中的每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展开自己的生活、成就自己的人生,很多人都已成长为不同领域的佼佼者,这使我感到相当欣慰。你们中的一些人也常常与我联系、交谈,这使我获得了另一种特别美好的感受。
一个人的人生,不是一个人单独行走的过程,更不是独自默默绽开,而是所有相关者共同绘制、编织的结果。记得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是的,我们是交往、交流中的存在,所有交往、交流中的人都是我们得以成长的不同助力者。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会不断得到“贵人”相助,这是幸运的事、快乐的事、幸福的事。凡是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支持过我的人,都会永远留在我美好的记忆之中,会成为我不时“念叨”的人……
感谢我的母校渭南师范学院(原来的渭南师专),我在那里读的是大专,学的是物理专业,但正是在那里,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奠定了后来成长的基础。
感谢我的母校西北政法大学(原来的西北政法学院),我在那里读的是硕士研究生,学的是哲学专业,方向是哲学认识论。正是在那里,我开始真正研读哲学史上、思想史上的一些经典著作,真正开始以学术的方式、独立自主的方式思考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
感谢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我在这里读的是博士研究生,学的是新闻学专业,专注于新闻基础理论研究,200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正是从步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开始,我进入了新闻专业研究领域,开启了具有自身特点和风格的学术研究活动,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对研究领域比较系统成型的看法,“新闻十论”便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多年来学习、教学、科研工作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所有同事们,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个学术环境宽松、人际关系和谐的学院,在这里我感到了难得的温暖和美好。20多年来,我得到了前辈老师们学术上的指点、扶持和提携,感谢甘惜分先生、方汉奇先生、郑兴东先生、何梓华先生……。20多年来,我在这里得到了更多老师在教学、科研、生活方面的关心和关照,感谢涂光晋老师、陈力丹老师、张征老师、倪宁老师、郭庆光老师、喻国明老师……。我还要特别感谢在我遇到特殊困难时安慰我帮助我的陈绚老师(她不幸英年早逝)、钟新老师、彭兰老师、赵永华老师、王润泽老师、赵云泽老师……
感谢我曾经工作过的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柳林中学(它坐落在深山里,背靠大山,面临小河,如今它已不在了,变成了山中一座像模像样的宾馆),感谢我曾经工作过的西安市第六十六中学,感谢我曾经工作过的陕西日报社。在这些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我能以不同的视野、不同的方式并在不同层次上经验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社会、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在陕西日报社近八年的新闻工作中,我真正开始了解中国新闻、经验中国新闻、实践中国新闻、理解中国新闻,并初步思考和研究中国新闻。陕西日报社的工作经历,是我最终走上新闻研究之路的“动力源”。我看到的事实、我亲历的实践、我遇到的问题与困惑,促使我踏上了新闻研究的征程,从一个新闻一线的工作者转变成了一个新闻理论研究者。
在“新闻十论”出版之际,我要再次特别感谢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正是学校经费的支持,才使“新闻十论”以这样“风光”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在此,我要特意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的侯新立老师,他不仅为“新闻十论”的出版协调各种关系,还对我如何安排“新闻十论”的结构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要特别感谢我所在的新闻学院前任执行院长胡百精教授(现在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院长周勇教授,主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王润泽教授。他们为了“新闻十论”的出版,专门与我商谈并在不同场合推介“新闻十论”以扩大它的影响,让我感到特别的欣慰。
我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特别感谢人文分社,感谢人文分社的总编辑翟江虹女士,为了“新闻十论”的顺利出版,她上下左右协调各种关系,不辞劳苦、到处奔波,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各种问题,耐心细致地指导我如何按照相关规范修订、编辑书稿,组织编辑力量保证出版工作顺利进行。我要特别感谢“新闻十论”的责任编辑田淑香、李颜、汤慧芸、黄超、徐德霞、陈希。
我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十多位博士研究生,他们组成了一个工作团队,帮助我解决书稿编辑中的技术问题,他们是樊攀(他是这个博士生团队的组织者、协调者)、杜辉、王敏、刘泽溪、孙新、潘璐、张博、曾林浩、刘少白、余跃宏、李静、吴洁等,感谢他们帮助我调整、订正注释和参考文献的编排方式,感谢他们帮我查阅一些文献的新版表述,有些文献经斟酌还要保留旧版表述,这都是琐细繁杂、劳心费力又很费时的工作,要是没有他们的倾力相助,“新闻十论”的出版速度就会大大放慢。需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博士生樊攀和刘泽溪两位,在校订书稿的过程中,他们随时都在帮助我解决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
“新闻十论”的出版,让我再次深切感受到一个学者的成长,一个研究者和思想者的学术成果的传播,绝不仅仅是一个学者、研究者、思想者自己可以单打独斗的事情,而是需要各种组织、机构的支持,需要个人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其实,所有的精神产品都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独立的产品,而是一些组织、一些机构、一些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自己的亲人们。感谢我的父母、岳父母,老人家们其实并不完全知道我整天为什么要读那么多书、要写那么多文字,但他们似乎都知道我在做“大事”。因而,每每与他们通话或见面时,总是要我做好自己的事,不要太挂念他们。天底下的父母,最爱的就是他们的孩子,孩子们好了,他们就觉得一切都好了。感谢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大都在父母身边或离得比较近,在赡养、关照父母的事情上付出了更多的辛劳。每次通电话,他们也总是让我放心,老人们有他们照顾。其实,我总感问心有愧,没有抽出更多的时间看望父母、陪伴父母。
对于她来说,“感谢”一词就过于轻淡了,即使给前面加上各种各样的修饰词,也增加不了任何分量。语言的能量其实太有限了,只能表达能表达的,却表达不了不能表达的,而那些不能表达的、难以表达的,才往往是最深沉的东西。
我从学物理转到学哲学,从学哲学转到学法律,再转到学新闻,这一转再转,需要读书,需要思考,需要时间,需要安静……我从这个学校的中学老师转成那个学校的中学老师,又从中学老师转成研究生,又从研究生转成新闻工作者,又从新闻工作者转成博士研究生,又从博士研究生转成大学教师,这一转再转,越来越需要时间,越来越需要读书、思考、写作,越来越需要更多比较安静的时间……
给我时间的,让我安心的,有许多人,但所有的其他人,都不能胜过她,所有的其他人,都不能代替她,因为所有的其他人,都不是她。她是唯一的。她就是那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人——我的爱人——成茹。不需要说她为我、为父母、为孩子、为兄弟姐妹、为亲朋好友、为我的老师、为我的学生做了什么,因为太多、太琐细、太婆婆妈妈,我说不完,更说不过来,但所有这一切却是我行走的背景,而没有背景又哪来的前景呢?谢谢你,成茹,辛苦了!
杨保军
2023年10月9日
于北京世纪城
新闻精神论,就是把新闻活动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之一种的精神现象学、精神现象论;新闻精神论是关于新闻精神的理论或学说,至少是关于新闻精神的比较系统的观点和看法。它把新闻精神作为历史的、变动的、发展的客观精神,作为研究对象,它的主要内容是分析新闻精神的本质内涵、基本构成,探讨新闻精神的作用、塑造培养机制与方法以及新闻精神实现的主要途径,当然,还有其他一系列相关的问题(领域)。
新闻精神论的学术追求或者理论目的(意义)在于弄清研究内容关涉的诸多问题,揭示是什么样的基本精神理念支配着新闻活动的展开,进而揭示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理念去支配新闻活动的进行;新闻精神论的实践目的(价值)在于为新闻传播业的良性发展、新闻活动主体精神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提供一些可能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思想。
新闻精神论,顾名思义,是一种“论说”,是一种理论研究,既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实务研究。它的重点不是追寻历史上展现的新闻精神现象,而是探求现实的新闻精神是什么;它不仅着眼于现实的新闻精神,还展望未来必须具有什么样的新闻精神;它关注的主要是中国问题,但也不忘西方参照系的存在和作用;它以观念分析方法为核心,史实与现实只是参照物和反思的对象,并不是要重点陈述的对象。我是以思想者的姿态——而不是以历史经验事实为主要陈述对象的史学者或者以直接为当下具体行为服务的实践观念设计者的姿态——处置这一研究课题的。我只能考察我所能想到的问题,但这一定不是新闻精神论应该研究的全部问题。其实,新闻精神论关涉的问题没有一个严格的边界,也很难划定这个边界。因此,新闻精神论在这里只是“我的”新闻精神论。
任何一种科学研究,不管它是哪种类型的科学研究,都有自己着重的或者特殊的致思取向。我没有把新闻精神论主要作为新闻实践的指导手册去写,但这并不是说手册式研究不重要,也不是说我不重视手册式研究。事实上,在这项研究中,我始终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因为在我看来,与经验事实不相干的理论思考、逻辑推理,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完全的无用。任何正确的理论思考、逻辑抽象、概念分析,都很难完全离开经验事实根据。因而,我只是想利用这项研究首先主要阐释清楚相关的理论问题,因为这是手册式研究与设计的逻辑前提。
寻找新闻精神,可以把新闻传播实践当作考察的对象、解剖的文本,从中探求贯穿其中的精神命脉;可以把既有的关于新闻活动、新闻业的各种描述材料、反思性的材料(表现为新闻史、新闻业务和新闻理论研究成果等)作为对象,进行再认识和再反思,从中发掘人们对新闻业内在观念、精神的认知和评价
;可以从新闻活动、新闻业的本性出发,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揭示其应有的精神和理想。这些是我用来考察、探究新闻精神的基本方法。但说老实话,它们主要是我自觉到的方法,并不是运用好了的方法。在不同的具体问题上,这些方法的运用既是综合的,又是有所侧重的。相对来说,基于本性的逻辑分析更多一些(这既是我的长处,也是我的短处)。因此,新闻精神论在我这里主要是一种新闻哲学,可以说属于新闻伦理哲学。这样的基本定位要求我特别注重逻辑论证,而不是讲一大堆优秀新闻人物的故事。我提出了一些新鲜的看法,但很少,可我做的论证会对读者有更多的启发。
一种活动的内在精神,依赖于该活动的基本追求和目标,即一种活动要做什么,从本性上规定了这种活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精神。但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基本的精神会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形式。一种活动如果偏离了它应有的活动目标,支持它运行的精神就一定不是这种活动内在的精神。如果人们把新闻活动主要当作文学活动、当作科学研究活动、当作宣传活动、当作公关广告活动等等,而偏偏不是当作新闻活动,那么,即使这些活动是在新闻活动名义下进行的,也会背离新闻活动的精神。
现实的新闻活动是否在应有的正轨上运行,并不是没有疑问的问题,而是需要考察、分析、研究的问题。新闻活动成为一种什么样的活动,才能叫作新闻活动,其实并没有得到自觉的、很好的回答。因此,现实的新闻活动是否具备新闻精神,是不是在新闻精神的支配下进行的活动,是需要我们以求实精神进行批判质疑的。那种想当然地把现实的新闻活动看成是最好的新闻活动的观点,恰好背离了新闻精神自身的诉求。
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有其自身历史形成的客观目的性。新闻传播业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创造物,它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当然有其自身的追求,有其期望实现的社会作用。“如果一个存在不能实现其预期效果,那么这一存在实际上就否定了自身。”
如果新闻传播业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目标,也就等于背离了自己的精神。因此,如果有人诚心不想让新闻业实现它自身的目标,也就等于诚心不想让新闻业成为新闻业,而是成为别的什么东西。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只要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新闻精神也就必然地被扭曲了。
接着需要说明的是,新闻精神本身并不是一种理论或者学说。新闻精神是新闻传播业的命脉,是新闻媒体的灵魂。我认为新闻精神本身在最终的意义上说,就是新闻活动主体特别是职业新闻活动主体的内在品格和工作气质,就是新闻活动主体特别是职业新闻活动主体以至整个社会公众关于新闻业、关于新闻传播的理想和信念。它们体现在新闻活动主体特别是职业新闻活动主体外在的、可观察的新闻行为之中,凝结在新闻活动主体创制的丰富多彩的新闻作品之中,也深藏在每一位新闻活动主体的动机与需要之中,同样也会体现在一定社会的媒介制度或者新闻制度之中。
新闻精神的核心或者总的精神是为社会公众服务,为公共利益
服务,为人民服务,其背后深藏的乃是一种公共精神、一种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理解不了或者不愿理解这一点的人,永远不可能理解新闻精神的本质和精髓。之所以要为人民服务,那是因为人民是世界的主人,是人民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他们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尽管社会公众、公共利益、人民等类似概念的内涵并不好把握,边界也并不那么清楚确定,在理论上要说得使人人信服也不那么容易,但在实际经验中,人们似乎都懂得这些概念在说什么、在强调什么。简单点说,为社会公众服务,就是为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所有人服务,只要她或者他是在合法的服务范围之内、合乎道义的服务范围之内,就有权利和充分的理由分享新闻媒介提供的新闻信息、新闻意见和其他信息服务。
新闻活动主体主要不是通过他们的精神哲学,而是通过他们的实践哲学、行动哲学,来展示新闻精神的真实意义与实际追求。因而,新闻精神说到底主要是一种实践精神,是在实践中成长、在实践中塑造、在实践中实现的精神。新闻精神的主要内容包括:求实为本的科学精神、正义至上的人文精神与和谐为美的自由精神。
新闻精神论关于新闻精神的理论思考,最终目的不是仅仅从理论上弄清新闻精神内涵的诸多问题,更重要的是提高新闻实践活动的水平。
新闻传播业、新闻媒体、新闻工作者到底是否为公众提供了优良的服务,其实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无法回答的问题。学者们、研究者们要以学问的方式论证回答,以免被人批评是断论。普通公众则可以通过经验、体会的方式做出自己的感觉性的回答,这种回答未必不准确。一家饭店、宾馆服务质量如何,学者们要用各种各样的指标去衡量和评价,老百姓只要吃上一两顿饭、睡上一两晚觉就知道如何了。因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这样一些看起来并不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新闻媒体给信息接收者生产了什么?给广告商、赞助商生产了什么?给它们自己生产了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新闻媒体的功能,也可以大致发现新闻媒体与受众、与广告商等的关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人们也就基本上可以看清,现实的新闻媒体是不是在为社会公众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为人民服务。实践是检验传播效果的唯一标准,这个实践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实践、每个普通社会成员的实践。尽管单个人的经验不能完全说明新闻媒体的整体状况,但个人总可以直接体会到新闻媒体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总可以感受到它是在为谁服务。
一定的新闻精神观念,其实就是反映、体现一定主体的新闻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一旦稳定地确立,就会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精神指南,以马克思所说的精神回流的反作用方式,指导和激励人们维护或者改变现存的新闻传播状态。因此,建构、倡导什么样的新闻精神观念,并不是新闻思想领域的文字游戏或者概念魔方,它对现实和未来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对新闻职业队伍的培养、塑造和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用“没有伟大的理论,就没有伟大的行动”这句话指说新闻精神观念与新闻传播实践之间的关系,我想并不夸张。
观察、学习、研究、体悟新闻精神的过程,其实就是培养新闻精神情怀、确立新闻价值观念、建构新闻职业理想的过程。缺乏新闻精神的人,能够进行新闻活动,但没有资格从事新闻活动,特别是没有资格从事职业化、专业化的新闻活动。为公众服务的新闻活动在今天必须以专业精神去支配。没有新闻精神,就没有了新闻活动的主心骨;没有新闻精神,新闻活动就没有了灵魂。当一个职业新闻工作者没有或者失去了新闻精神,就等于没有了新闻人的灵魂,失去了精神支柱,丢掉了自律的武器。新闻精神是一个人是不是“新闻人”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一种精神符号和精神标识。新闻职业对于新闻人来说,不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事业——为社会公众服务的事业。整个新闻传播业不仅是一种产业,也是一定社会的一种事业,是整个人类的一种特殊事业。
新闻精神是由新闻活动主体创造的,但反过来说,新闻精神也可以创造新闻活动主体。这正像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在创造人;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在创造人。新闻精神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并不是我们在理论研究中抽象出来的一种客观精神,它就存在于、变化于、发展于新闻业的演变中、新闻媒体的运作中、新闻活动者的新闻行为中,就存在于多少有点令人难以把握的媒介环境中、社会环境中。它真真切切,却又缥缥缈缈。人人都能感受得到,特别是那些愿意感受、体验、学习、理解、内化、实践它的人,是完全可以成为新的新闻活动主体的。
面对现实,为全体社会公众服务显然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并不具备完全的现实性。但新闻精神本身就包含着理想的因素、信仰的成分,包含着对新闻活动主体的美好希望和召唤,并不只是现实的镜像。一种精神,就像一种理论,一旦没有了一定的理想性,没有了对现实的超越性,也就没有了批判力、召唤力,也就不能激励人们为追求的目标努力奋斗。
我们更应该注意的问题是,怎样的社会环境、怎样的媒介制度、怎样的运作方式,才更有利于新闻精神的实现。中国的批评家们指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媒介制度是为富人服务的制度,西方社会的批评家们指责中国的有些新闻只是宣传,并且当人们发现双方的互相指责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时,这恰好说明人类今天可能还没有创造出足以使新闻活动充分实现新闻精神的完美制度,还没有创造出真正能为社会公众平等而共同服务的良好新闻运行机制。因而,我以为,制度层面的探讨,体制层面的分析,仍然是我们面临的宏大和重要的问题。自觉的进步和改造才是实质性的进步和改造。今天的世界仍然需要宏大叙事,纯粹实证化的、细枝末节的分析并不能从理论上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说老实话,在思考、研究、写作过程中,我更多的是遇到了各种问题,而不是痛快地解决了问题;我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而不是回避了问题。我对有些问题的思考、给出的阐释,也许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全书不同地方提出的不同问题也许能够激发读者的兴趣和好奇心,引起新的思考和探索。我对一些问题的阐释可能是比较清楚的,大致做到了我所说的“想得通,说得清,写得好”,但有些问题仍然是模糊的,自己还没有想得十分通达,因而,也就难以一下子说得很清楚、写得很明白。可是,我也相信,有些问题,只有一遍又一遍地去思考、去说、去写作,才能弄得明白;有些问题,确实到了需要说服自己的时候,才会真正明白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有些问题,只有到了能够说服自己的时候,才会真正清楚自己到底想说什么、说了什么。阅读、思考、写作有时是一个奇怪的过程,并不像盖房子、建大楼,先有一张规划好的图纸,然后按部就班施工就是了,而是始终具有探险的味道,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能够发现什么。一切预制好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至少我的体会是这样,有一些奇妙的思想是在写作过程中突然“蹦”出来的,有些则是逻辑性地生发出来的。因此,不要期望自己能够把该说的问题都说到,把所说的问题说周全,这是一个永远的过程。对任何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我们知道都存在着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但我们不可能试探和应用所有的角度、所有的层面,只要在自己选定的角度上、层面上进展得足够深入和广阔,就可以聊以自慰了。每个人的智力和精力都是非常有限的,若是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好了,也就不错了。
杨保军
2006年12月6日
合乎理性的准则只能从事物的本性(在这里就是自由)中取得。
——马克思
我们必须在讨论的过程中……做出最完善的概念表述,并把这种概念表述作为这种讨论的最重要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
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
——胡乔木
一部新闻精神论,首先需要对新闻精神本身的实质做出说明,对其内涵进行解析,对其特点加以阐释,然后才能展开相关的其他论述。新闻精神像其他任何一种具体精神一样,人们总是能够或明显或隐约地感受得到,但又总是琢磨不透,把握不住,这一方面增加了人们探求它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探求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