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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当我们提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这个词时，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闻规律，是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而目前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正面临着“范式危机”
，两者都尚未形成一个完整和系统的学科体系和完成研究范式的转变。因此，本节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看作一种“理论范畴”，而非“学科范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一系列新闻理论研究。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提法也并不是一以贯之，而是与一些类似的概念相伴相随，如“无产阶级新闻学”“马列主义新闻学”“社会主义新闻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这些概念的提出与我国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更是与当时政治情境互动的结果，具有各自明显的时代烙印和与之相适应的内涵，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可以涵盖这些不同概念，将这些不同时期新闻理论研究纳入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范畴。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概念的变迁本身就是知识形成的过程。本节就是要做这样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观察，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知识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知识本身。因此，本节不会去讨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
自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后，中国新闻学的引入和创建已逾百年。有研究从发展状态的角度认为这一百年走过了萌芽启蒙、登堂入室、分化发展、政治异化、回归学术、创新繁荣等发展阶段。
也有学者从研究属性的角度将其分为外来化、本土化、学理化、理论化、时代化五个时期。
这些分析对于中国新闻学百年发展的描述是基于一种不断进化的视角，便于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新闻学研究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外生逻辑关系。有研究则从理论建构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需要处理好的三个关键关系，即重新审视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关系，明确新闻学研究主体的责任关系，处理好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引进与本土化的关系。
这种分析着眼于学术发展的内生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陆定一、恽逸群、张友渔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及新闻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新闻事业的理论与实际，对新闻的定义、性质及类别进行理论探索，对新闻自由问题予以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以中国化的视角解读新闻功能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中国新闻实际相结合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新闻事业的理解是为了帮助革命获得胜利，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建构，但是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提供了研究起点和研究对象。
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权力与知识生产密切联系，知识服务于特定的权力，权力也通过知识的构建来体现和维护自身的权力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新闻事业的理解也是一种知识，从一开始显现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深受政治权力情境的影响。但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知识并不仅仅服务于权力，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认为：“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
。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从直接性的社会实践中抽身出来，专门从事理论性的认知活动，其合法性是社会赋予的。按照这样一种“作为合理性的合法性”（legitimacy as rationality）或“作为逻辑性的社会性”（social as logical）原则，任何学科都要在其知识累积过程中，满足其理论知识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同时保证其理论知识同经验现实的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对其发展的分析不能仅沉浸于从抽象角度讨论知识传统，更要关注其是如何与政治情境互动的，从历史传统中把握知识生产的现实逻辑，才有可能“开辟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新闻理论体系”
。
从理论知识与经验现实一致性的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在汇编、教材、论文和著作四种研究形式方面，经历了从面向政治现实逻辑到面向社会现实逻辑的转向过程，这是基于“政治-知识-社会”互动的分析视角。面向政治现实逻辑是指服务当时政治情境而进行的单维度和单向度的研究。单维度是只从政治情境的角度分析问题。单向度则指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只是服务当时的政治情境，而不能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政治情境或其他学科产生影响。社会现实逻辑是指适应当时社会情境而进行的多维度和双向度的研究。多维度是从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多种学术视角和研究范式去分析问题。双向度是指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既适应当时的政治情境，也能对社会发展、政治情境或其他学科产生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闻工作和研究与其他行业或研究一样，都是从学习借鉴苏联模式开始的，最早的研究成果是以学习苏联新闻工作和思想的汇编形式出现的，之后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新闻思想的汇编和新闻学辞典的形式为主。
1954年至1955年期间，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系列学习苏联的书籍。
其中一本《联共（布）关于报刊书籍的决议》在其中文版出版说明中特别指出：“俄文版原书各篇搜辑到一九四零年为止，本书中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的四篇，是本社附加的。”
为何要在原版书上增加这四篇？这需要从这些汇编内容中寻找答案。汇编的开始并不是苏联党中央的文件，而是列宁的两篇文章和斯大林的一篇文章。第一篇《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速记）》论述了报刊工作：“……苏维埃的报纸把过多的篇幅和过多的注意力用到那些政治上的琐事和政治领导人物们的私人问题上去了，……报纸应该在首要地位刊载劳动问题，而且要以实际存在的形式把这些问题直接提出来。……报纸应该成为劳动公社的机关报。”
第二篇是体现列宁新闻思想的重要文章《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发表于1918年9月20日《真理报》），对报道内容提出了批评：“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然后强调“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
而增加的文件虽然已距列宁的文章二十多年，但依然关注报道的内容。其中一篇《关于改善加盟共和国、边区和州的报纸的质量及扩大它们的篇幅》论述道：“报纸编辑部削弱了对写作者的工作以及与读者的联系。在报纸篇幅上很少出现党和苏维埃领导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工程师、农学家、工业和农业先进工作人员、科学和文化艺术活动家的文章。某些报纸充满了用枯燥的文牍主义的训令式的文体写成的肤浅的毫无内容的文章和通讯。”
无独有偶，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的社论《致读者》中也强调了以上类似观点，比如：“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生硬的、枯燥的、冗长的作品还是很多，空洞的、武断的党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也远没有绝迹。”
从以上观点的对照中可以发现，该书增加的四篇文件不是随意而为，一方面是为了服务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情境，另一方面也为《人民日报》改版提供“理论支撑”，来反思我国当时的新闻实践。《人民日报》改版的报告及附件、《致读者》社论和中央的批示文件三个文件，“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建立新的、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相适应的新闻体制和理论”，是“对传统新闻学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此时的译介汇编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是面向政治现实逻辑，但也开始了面向社会现实逻辑的探索。这种探索对新闻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反思，虽然是从政治单维度出发的，但已开始出现双向度的逻辑，不但寻求影响新闻业发展，也在寻求影响当时的政治情境，如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讨论。
但是，随着《人民日报》改版半年后无声无息地终止，以及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汇编也转为完全面向政治现实的“语录新闻学”，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8年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1973年和1975年先后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上下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81年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上下编）》进行了修订，增加了一倍多篇幅的原著内容，开始尝试突破“语录新闻学”。语录摘要式汇编转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导读形式的编著和新闻学辞典的编纂。根据苏联历史学家阿·奥科罗科夫编纂的《列宁论报刊》一书，杨春华和星华于1983年编译了《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全书不仅收集了列宁论述报刊工作的文章、书信及他签署的法令和决议，还有奥科罗科夫评介列宁办报思想的文章。
该书不仅对经典论著进行摘编，而且增加了评介式的导读，这种形式为我国后来的导读式汇编提供了参考思路。
而有意识主动将汇编从政治现实转向社会现实的逻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一系列汇编书籍
，这既是适应当时改革开放的政治情境，也试图探索对新闻事业多维度的观察。198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中下卷）》
被认为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和宣传工作历史文献的一套资料汇编。这套书在当时影响广泛，至今也是研究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工具书之一。其“资料的搜集工作基本没有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能够搜集到的都尽可能抄录或复印下来”，“是考证历史的重要依据”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
被认为“虽然其中不少篇是摘编，但它是‘文’而不是‘语摘’；它不是‘语录新闻学’，恰恰是批判了‘语录新闻学’的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该所副研究员的陈力丹1987年编辑出版的《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开始以个人署名，而不再是集体署名。
该书“全面介绍了革命导师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经验，并对少量明显的被曲解了的论述，编者都以题注形式做了全面的、客观的、含蓄的说明”
。
自此，以历史考证和编者注释为主要方法的汇编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关论述进行完整的编辑呈现，而且结合当下社会发展的情境进行分析，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汇编式研究逐渐摆脱了“语录新闻学”单向度服务政治的窠臼，至今出版了较多经典导读形式的汇编著作。
汇编式研究除了经典导读形式，还以新闻学辞典的特殊形式出现。这些辞典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词条
是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典论著的基础上，将相关核心观点提炼为概念，不再局限于语录的摘编。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编辑了新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辞典《新闻学小辞典》（1976年1月）
，该辞典在第一部分设立“无产阶级新闻学主要著作”集中介绍了相关经典论著，在第九部分设立“资产阶级新闻学”，以批判的形式介绍了“公众传播”“‘社会责任’论”“新闻价值”“无冕之王”“新闻五要素”“黄色报纸”“一分钱报”等名词，为我国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维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复旦大学新闻系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谭启泰于1984年出版了《新闻学简明词典》，在第一部分设立“马恩列斯新闻论著和报刊实践”；在第二部分设立“新闻工作文献”，介绍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相关论著和党中央相关文件。
与《新闻学小辞典》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该辞典不再专门设立“资产阶级新闻学”，而是将相关词条都编入第三部分“新闻理论一般词汇”。可以看出，该辞典的编纂已经不再寻求单维度的政治现实逻辑，开始转向社会现实逻辑。同时，该辞典也关注了当时新闻业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词典》选收词目、分类、解释词义、编制年表，以及收入的各种附录，都是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上对新闻知识的需要来考虑编纂的，因此，比较切合实用”
。鉴于该版存在一些谬误，该辞典不久又出版了修订版《新闻学词典》（改了书名）
。至今，我国相继出版了多部新闻学辞典
，逐步摆脱了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
除了在一般性的新闻学辞典中汇编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相关论著，还出现了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辞典。陈力丹2002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
，“这部词典出自一人之手独立完成，30多万字，530条，基本没有参照系，这种情况在词典编纂中不多见”，“以时间为序，由远及近，从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方面，纵观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它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框架，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为蓝本，陈力丹于2018年主编出版了157万字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
，“这是一本全景式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知识地图”，“书的编撰形式新颖，有对新闻传播学界流通的术语和观点来龙去脉的细致梳理，有对理论思想的细致分析，有对尘封史料的再度挖掘。全书连缀起来既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史，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导读”，是“以原著、第一手材料为基础的研究典范”，“是一部扎扎实实的论从史出的著作，全书词条大多在认真考证原著、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这种读原著、悟学理的治学态度，贯穿于全书整个编写过程”
。这部辞典的出版体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在汇编式研究方面已转向社会现实逻辑。
一般来说，教材是知识的普及性读物，不是学术论证性质的专著。但是，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进行系统梳理并建构成理论化的体系，是从教材开始的，其中有些教材具有开拓性，起到了类似研究著作的作用。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相关教材的分析是不可忽视的。这些教材主要分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的新闻理论教材和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教材。
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自办报纸已经成为中国报业的主流，新闻学科地位也得到确立，出版了一系列的新闻理论教材，但是由于这些教材所借鉴的是西方的报学理论，因此它们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观点的产物而弃用。1952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和广播电台完成国有化改造，所有的报刊电台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去西方化的思想不断加深，新闻教育也进行了改造运动。中国共产党接管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复旦大学新闻系等一些教育机构（之前在民国年间实行的资产阶级新闻教育），取消原有的旧课程，开设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课。坚持党报新闻学传统，不学英美的资产阶级新闻，转而向“老大哥”苏联学习经验。最初是1951年新闻总署办公厅编的《联共（布）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选译》，随后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了更全面的苏联讲义《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1954年4月）和《苏联共产党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1955年8月）。这些教材贯穿着党性、思想性、战斗性、群众性、真实性这五大原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就是由这五个原则和“阶级斗争工具论”这一性质组成，这一观点也成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宣传的“五性一统”的理论来源。1954年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任教的甘惜分，以苏联讲义为模板编写的《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就受此影响较大。对此，甘惜分在接受周俊的深度访谈时反思道：“我去北大之前，中宣部已经叫人翻译了苏联的《新闻学理论教学大纲》，就讲五大原则，太简单，太教条主义……当时苏联的教材与中国的实践是脱节的，不能够指导实际工作。”
这一时期的“五性一统论”不仅助长了新闻界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且也给后来的新闻教育改革造成了很大的理论障碍。
可以说，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强化了我国新闻界“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在教材方面完全面向政治现实逻辑。
但是，这种局面随着1956年党中央“双百”方针的提出和新闻业界《人民日报》的改版而出现短暂的变化，新闻学界尝试突破党报理论的某些固有观点和苏联的新闻理论模式。1956年7月至8月，时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政治理论教学委员会主任兼新闻系主任王中带领师生来到无锡、南京、青岛、济南等地考察报纸的改革情况。9月，他开始为学生讲授新闻课程，编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向新闻系教师征求意见。该大纲并没有铅印成书出版，多是油印纸张发给学生上课时用，初稿仅1 000多字的大小标题，共18章。该大纲仅有前三章讲课提纲，这部分内容曾于1957年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公开播出。根据该大纲和王中讲课的内容，可以将王中的核心观点概括为报纸的“两重性”、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办报要根据读者需要等。王中认为“新闻学是由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必须从社会的普遍联系中、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从不断变更的群众生活条件中，探索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
。在当时整体面向政治现实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王中对新闻理论体系的探索虽然不完整，但已经开始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维度去思考新闻的功能，这是一种转向社会现实逻辑的尝试，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中无异于“离经叛道”。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到新闻界，王中很快受到批判，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在教材方面进入了一种沉寂状态。1975年10月，署名为北京市朝阳区工农通讯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七三级工农兵学员联合编写的《新闻理论讲话》，虽然只有112页，却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唯一一本“新闻理论”著作。
该书共有六讲，“斗争”“批判”思维贯穿始终，对刘少奇提出的“为读者服务”“社会需要”等观点进行批判，将其言论定义为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
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停滞了，新闻已等同于政治，不存在学术意义上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先从恢复党报理论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甘惜分于1982年正式出版《新闻理论基础》，该书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本国人自编并公开出版的新闻理论教材，“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界、新闻学术界和新闻实际工作部门具有广泛的影响，在当时全国只有40余万新闻工作者中，他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发行超过20万册，不少新闻院校把它选作教材”
。相比于苏联的新闻理论教学大纲，《新闻理论基础》从新闻入手探索党报事业的发展特点，上篇讨论新闻和舆论的特征、关系，以及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作用，下篇则着重阐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群众以及党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三者的关系是新闻事业的根本矛盾，其中提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等问题。
该教材将之前分散的党报观点整合在一个框架之中，澄清了极左年代混乱的许多问题，结束了“语录新闻学”时代，建构了党报理论体系模式，成为“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理的首次系统论述”
。同期，还出现了一些内部出版的同类教材。
这些教材仍然是从政治这个单一维度理解新闻和新闻业的，将政治宣传等同于新闻报道，斗争哲学贯穿全书。尽管当时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但在新闻领域的认识仍然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在教材方面开始向新闻本体回归，而不再完全是政治的一部分，但是依然处于政治现实逻辑的研究中。此时，另外一类试图摆脱阶级斗争思维和多维度思考新闻业的教材开始涌现。1982年北京广播学院康荫内部出版的《新闻概论》中已经引进了“传播”的概念。
1983年出版的《简明新闻学》最早建构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三板块新闻理论框架。
作者张宗厚和陈祖声当时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不久，他们在书中明确提出：“在我们以往的新闻理论中，过分地强调了阶级性的一面，而对于新闻事业的科学性、社会性和舆论性则注意不够。在那种‘新闻理论’的影响下，许多人以为‘新闻无学’或‘新闻学就是政治学’，从而在实践中产生着有害的影响。”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它是研究新闻活动的历史、现状，新闻现象中的本质联系，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以及新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的科学。”
该书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戴邦、卢惠民、钱辛波等编写的《新闻学基础知识讲座》
一起对后来的新闻理论教材产生深远影响，掀起新闻理论教材编著的高潮。
从此，我国的新闻理论教材开始从政治现实逻辑转向社会现实逻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结合传播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维度思考新闻与政治、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
与新闻理论教材出版的繁荣局面相比，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教材显得“冷清”些，早期直接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为题，以童兵和陈力丹的教材为代表，之后多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题。童兵2002年出版《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论著和新闻思想，介绍了这些新闻经典的写作时代、主要内容及重要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
陈力丹2003年出版的研究生教材《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对马列主义思想体系中不同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传播思想、新闻思想、宣传思想进行全面研究，系统阐述他们的思想内容。
这两本教材之后不断再版，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教材的范本，对以后同类教材影响较大。
随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在新闻学界和业界的普及，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题的教材替代了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为题的教材。最早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编著的教材
是陈力丹2011年出版的本科生教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该教材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观，以及后来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重大影响的列宁的新闻观作为前一部分的重点阐述对象，随后到毛泽东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新闻观。
童兵和陈力丹的这些教材注重对原始文献的考证，以史为据，论从史出，既适应了当时全国范围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政治情境，也从新闻学、传播学、历史学、法学等多种维度去思考。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新闻思想的梳理为主线，与之不同的是，一些教材参照新闻理论的框架来编写。丁柏铨和双传学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主要内容、本质要义及现实意义等进行了具体阐释。
中宣部和教育部共同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讲述了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一些基础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
这些教材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隐含着面向政治现实的逻辑。除了面向高校的教材，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直接面向全国记者组织编写了《新闻记者培训教材2013》，其中专门设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部分
，被认为“对于新闻采编人员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和舆论导向，营造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舆论氛围，是必不可少的指引”
。
从发展进程来看，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论文式研究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学理化探索、聚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三个阶段。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后引起短暂的讨论高潮。有文章提出“新闻工作是最经常的、最有力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
，“把政治教育放在首要的地位，强调教学与政治斗争结合”
，“新闻学是一门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释新闻学”
。因此，要从毛泽东著作中学习办报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新闻队伍，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办好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
继而，有文章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这一名词，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不能是也从来不是从资产阶级新闻学中发展出来的”，“经典作家有关新闻工作的言论指示，是他们在自己从事党报工作或领导报刊工作中，在和资产阶级报刊进行斗争中作出的，因而是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无价瑰宝，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经验的已经理论化的表现”
。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概念强调阶级斗争，与今天的内涵是不同的。这一阶段的文章是评述性质的，不能用今天的研究规范来苛求，但是其基本视角是阶级斗争，服务当时的政治情境，开启了基于政治现实逻辑的论文式研究路径。这些表明立场态度的文章是基于单向度和单维度服务政治情境的逻辑，影响深远，目前很多缺乏严谨学术论证的泛泛而谈式文章仍沿用这种逻辑。
即使这样评述性质的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几乎不见了。真正在学理上进行探索的论文式研究是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政治情境中开始的，在1980—1983年期间呈现爆发式的局面，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以及新闻业界的相关研究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当时影响全国，比较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成果。1979—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持续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研究文章。1984—1988年出版的内刊《新闻法通讯》较为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新闻法治思想。1985—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持续出版的双月刊《新闻学刊》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新闻学期刊，发表了较多涉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文章，如童兵的《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历史经验》，胡绩伟、黎澜兴（陈力丹笔名）的《评“语录新闻学”》，陈力丹的《列宁论苏维埃报刊的作用》，李小冬（陈力丹笔名）的《工人政党的三种党报体制及其发展》等。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1983年3月主办“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100多位，提交论文28篇。会后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收录有温济泽的《马克思的新闻思想及其发展》、戴邦的《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张之华的《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报刊阵地的开拓》、徐培汀的《马克思与新闻科学》、陈力丹的《马克思报刊思想的几个重要观点》、余家宏的《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党报思想的发展》等12篇论文。该文集在出版说明中指出，“在我国，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早就开始，并且已出版了大量专著，但把马克思的新闻思想作为一门科学加以系统地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呼吁全国新闻业界和学界“都来关心这项关系到创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奠基工作”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0—1982年编辑出版的《新闻学论集》第1—4辑中集中刊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论文。第1辑刊登了余致浚的《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报纸的性质和任务》、甘惜分的《什么是新闻——关于新闻的定义》、成美的《坚持无产阶级报纸党性原则的几个问题》、赵永福的《列宁领导〈经济生活报〉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蓝鸿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编辑部》
；第2辑刊登了何梓华的《两种社会制度 两种出版自由》、陈业勋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第3辑刊登了陈力丹的《〈前进报〉是怎样前进的——记马克思恩格斯在〈前进报〉的工作》、贾培信的《略论〈火星报〉的分裂》
；第4辑刊登了童兵的《“向公众阐明自己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和〈纽约每日论坛报〉》
。
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新闻大学》同期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如《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对待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
《列宁报刊活动编年》
《不拘一格的新闻写作——读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作品》
《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如何上路——读刘少奇同志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
《坚持真理 尊重事实——记马克思的新闻工作作风》
《试析马克思早期“人民报刊”思想——兼论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民报刊问题》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后期的党报思想》
《马克思心目中的“党刊”——读新发现的〈马克思一八四七年给费尔特海姆的信〉》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办报方针的斗争》
《马克思论泰晤士报》
。
北京广播学院主办的刊物《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发表的论文主要有：《精辟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文献——重温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
《谈谈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和人民性》
《评“阶级斗争工具”说——兼论报纸的根本属性》
《马克思和无产阶级报刊的党性》
《论人民报刊的本质——学习马克思办报思想体会》
。
主要面向新闻工作者发行的刊物《新闻学会通讯》《新闻战线》《新闻记者》等也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探索，如《新闻学会通讯》曾发表《关于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报刊思想的几个问题》
《报刊活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形成的影响》
《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新闻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信息传播研究的先驱》
等论文。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多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领域，主要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童兵的《试论马克思恩格斯自由报刊思想的发展》、郑保卫的《革命无产阶级第一张最好的机关报：〈新莱茵报〉》、贾培信的《〈火星报〉——党的思想和组织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力丹的《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戴松成的《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报刊思想》、窦其文的《论毛泽东同志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许焕隆的《论瞿秋白对党的新闻事业的贡献》、李安达的《论党报的指导作用》；复旦大学秦中河关于列宁新闻思想的研究
、陈大维的《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后期的党报思想及其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一支富有创新力的新生力量，其中陈力丹、童兵、郑保卫等已为我国当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这段时期的探索虽然从今天的学术规范来看，还存在一些缺陷，但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能面对现实问题，并试图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新闻思想和实践，对历史和文献进行考证，努力寻找适合中国新闻业未来发展的道路。这种学理性的探索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开创了面向社会现实逻辑的论文研究路径。
但是，这种面向社会现实的逻辑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并没有成为主流，只是在少量的研究中得到继续。2003年中宣部、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联合发布《关于在新闻战线进一步深入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后至今，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就聚焦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领域。从数量上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文章可谓空前“繁荣”。但是，这种数量上的“繁荣”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又可能滑入“教条主义话语”，这种主导话语用一些理论教条反注经典文本，比如预先设定一些“原理板块”——“认识论”“自然观”“历史观”，然后再摘录这些板块中的一些观点，比如“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然后再据此作为我们面对马恩全集进行一种近乎同质性解读的前提框架，据此进行理论联系实际，进而再据此进行当代新闻学体系的新发展。显然，这种教条主义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新要求。
面对这种“鱼龙混杂”的研究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室2013—2015年编辑出版了三卷本《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史论的研究历程：中国学界文选》。该文选梳理和收录了1980年至2015年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论文，不仅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汇编，还起到了“去伪存真”的作用，提醒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要继续面向社会现实逻辑，而不能徘徊于面向政治现实逻辑。
在面向社会现实逻辑的研究中，陈力丹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论文式研究具有示范意义。他在组织编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同时组织和指导了一系列依据一手资料和历史考证的论文，涉及马克思报刊活动及其思想
、党报
、新闻出版自由
、报刊与社会变迁和政治
、音乐和宗教传播
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著作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现的，比其他研究形式要迟，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新闻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多元学科视角的研究。
无产阶级革命家新闻思想方面的著作是最早出现的，可以追溯到赵水福和傅显明的《列宁与新闻事业》
。但系统性的研究是从童兵的博士学位论文开始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
之后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夏鼎铭的《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报刊理论与实践》
、吴廷俊的《马列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史》
、郑保卫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
、雷莹和邹火明的《邓小平新闻宣传理论研究》
、陈富清的《江泽民舆论导向思想研究》
、新华通讯社课题组编写的《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
、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年版）》
等。这些著作呈现两种明显的逻辑分化。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新闻思想的研究多呈现面向社会现实逻辑的趋势，而关于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新闻思想的研究多为面向政治现实逻辑。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著作也呈现这种趋势。面向社会现实逻辑的研究以陈力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
和刘建明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基础》
为代表，其他的著作多为面向政治现实逻辑
。
在著作方面体现社会现实逻辑更多出现在多元学科视角的研究中，虽然数量很少，但将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方向所在。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既是这方面最早的探索，也是目前最显著的代表。该书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系统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
该书的韩文版已经翻译完成，英文版正在翻译中，这将可能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在双向度上的进一步发展。该书最初受到传入国内的传播学的影响，但最终又能走向世界，将可能对国外的传播学、马克思主义等学科产生影响。
基于“政治-知识-社会”互动视角，对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后，本节可以得出以下基本判断。
第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深受政治情境的影响。福柯认为知识的产生必然受权力环境的深刻影响，当社会和人类行为成为研究对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时，知识的创造就必然与权力的机制有关
，权力对知识产生的影响是具体的、细节的、具体环境具体分析的，某种权力形式能够生产出对象和结构都极为不一样的知识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政治权力延伸，由革命导师对新闻事业的理解作为研究起点和研究对象，这种理解是基于当时革命实践需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变化都是受到当时政治情境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情境要求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首先借鉴苏联的新闻理论体系。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主要的政治情境，此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虽然服务于这样的政治情境，但曾经出现短暂的面向社会现实逻辑的探索，试图通过新闻事业的改革来影响社会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情境则完全断绝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改革开放带来全新的政治情境，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一方面要适应这种情境，另一方面受到这种情境内含的思想解放力量驱动，开始探索多维度和双向度的社会现实逻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被提出后，党的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关于新闻、宣传、舆论等方面的论述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热度也随着领导人任期变化而变化。
第二，面向政治现实逻辑的研究容易形成“真理制度”（truth regime），束缚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创新力。在福柯看来，知识本身的发展可能会形成一种权力和“真理制度”，这种制度是权力和知识相互支持、相互渗透的制度化、实践化的产物。
每个社会都有其用于区分真假话语的机制和机构
，18世纪的一个特征是知识逐渐变得纪律化和制度化，在知识的内容上也日益趋向同质和单一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数量上，面向政治现实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因为符合政治情境的需要，而为政治权力所支持和推广，虽然成为研究的主流，但研究内容呈现同质单一的趋势，如早期的“语录新闻学”和当下以领导人论述为主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福柯认为这种知识的纪律化和制度化会造成“被压迫的知识”，即“那些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边缘化的历史知识，以及那些处在知识等级体系的下层、地方性知识、特殊性知识”
。当面向政治现实逻辑的研究成为一种“真理制度”，其就会深刻影响新闻学界的职称、课题和发表出版，形成理念接近的专家集团，将单向度和单维度的研究立为典范，从而使得面向社会现实逻辑的研究处于被抑制的边缘化地位，最终这些所谓主流研究容易陷入被盲目崇拜和教条化的陷阱，束缚学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第三，面向社会现实逻辑的研究在向多维度和双向度发展，但当下对政治情境、社会发展和其他学科的影响还很微弱。习近平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
不仅要建设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体系，他于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实际，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面对这样的要求时，我们首先要反思：当下的新闻学是否能对哲学社会科学发挥支撑作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否也能具有支撑作用？如何发挥支撑作用？如何立足中国实际去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这些必须要先从新中国的相关研究进行剖析，找到其符合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规律的逻辑，才能够去思考以上问题。而当下，即使是面向社会现实逻辑的研究也大多是转向多维度的研究，鲜有双向度的研究，更别说对其他学科的支撑作用了。因此，多维度和双向度的社会现实逻辑将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继续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