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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简称“2·19”讲话），强调“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指出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党的十九大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简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根本体现，是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
经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词是在全国揭批“四人帮”开展拨乱反正和新闻界回归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探索中首次出现的，其概念所指在出现之初就已明确包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新闻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它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
它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认识，又包含中国共产党对所领导的新闻、宣传、舆论等传播领域工作性质和作用，以及关于传播政策、宣传纪律等的认识的总体称谓。
两者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之下，融合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之中。
百年前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百年进程，波澜壮阔、跌宕起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都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将它视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心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和看待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不断总结中国具体的新闻舆论工作实践规律，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新闻舆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进程中肩负了伟大使命，忠实记录了时代强音、历史足迹、社会发展、民族进步，不断将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推向前进，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作为重要的分期依据，从其逻辑起点出发，考察百年大党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进程和理论贡献，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中国共产党后，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凭借先进的理论武装，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的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迅速成长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28年的艰难困苦和浴血奋战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解放，夺取全国政权，结束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学习中继承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并最终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就是从宣传鼓动工作开始的。中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大多数拥有丰富的新闻舆论工作经历，全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58人中，55人拥有新闻舆论工作经历；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13人均有从事新闻舆论工作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看待新闻舆论工作问题，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而初步成型。
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看待新闻舆论工作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前的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还不深入，对国情的认识还比较抽象，缺乏理性分析，主要还处于逻辑起点的译介传播和吸收内化阶段；表现在新闻舆论工作领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含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的学习和继承中，集中表现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核心特性的认识上，具体包括：
建党前后，党创办的报刊均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阶级属性。《共产党》月刊在中国第一次竖起“共产党”大旗。《新青年》刊文提出：“谈到报纸，我们先要问，这报是有产阶级的呢，还是劳动者的呢？”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资产阶级的背叛，阶级性更为凸显。1930年8月，《红旗日报》发刊词明确提出“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又发表社论《拥护工农阶级自己的报纸呵！》。1933年12月，张闻天在上海《斗争》杂志上发文指出：“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的武器。”
建党前后，各地共产党组织积极践行列宁“办报—建党的着手点”
思想，贯彻报刊的党性原则，创办党的新闻事业。1921年4月，《共产党》月刊刊登了稿件《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宣传”部分主要内容是规定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以及对新闻出版内容的要求。
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其中第1条、第18条都是关于党性的内容。
土地革命时期，随着党对党报作用认识的深化，将党报紧紧握在党的手中成为必然要求。1929年6月，《宣传工作决议案》专门对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作了规定，要求“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在省委及地方党部应以全体常委充当，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组织直接注意党报，才能使党报真能代表党的正式意见”
。1931年4月，《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指出：“党报是党的党纲，党的政策的直接的宣传者，是从党的立场来记载一切消息的。”
早期党成长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围绕“怎样扩大我们的党为群众的党”所展开的，群众性的要求寓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明确共产党“两个重大的律”之一就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党还要求“每一个党员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宣传我们党的主义及口号”
。1926年出版的《我们今后应当怎样工作》指出，要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无一时无一事不努力“深入群众”，“获得群众”，“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
。为了更好地向群众宣传，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提出了“通俗化”的问题，要求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
1926年，中央文件中首次专门单列出工农通信问题，列出了四种组织方法。
大革命失败后，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获得工农群众的支持。“六大”政治议决案专门列出“争取群众的任务”一条，指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后进一步提出“党报必须建立全国系统的工农通讯员，经过他们使党报与人民群众密接起来”，“训练工农通信员是组织党报重要条件之一”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重申红军的三大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宣传组织群众，并将“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作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
《向导》在《敬告本报读者》中指出：“本报是有组织的活动的表征”，“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
。中央明确规定党员“购阅和发行”党报的义务，在中央决议出版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时，明确规定中央各委员会参加编辑和投稿的义务。
1928年，党中央指出，“中央党报不是几个作者私人所编的杂志，乃是我们整个党对外的刊物。这个上头所说的观点，自然是代表我们党的意见”
，规定党员对中央党报批评及发行之义务。1930年，李立三提出“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观点，规定党的组织和党员的任务：读党报、发行党报、替党报做文章。
随着列宁“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论断的传入，更加明确了党报的地位和作用，其组织作用尤为凸显。1929年，党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刊文《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首次对列宁“组织者”一词进行正面介绍后，报纸的组织作用被明确提出。《红旗》第100期“党报问题专号”、193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红色中华》第100期等党的报刊文件，都以这一论断为中心对之进行阐释强调，报纸的组织作用成为当时党内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抓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内涵，突出阶级性，强化党的领导，建立与群众的联系，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对于上述内容还主要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没有很好地落实到行动中，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和任务，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
。同时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用中国化的表达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1942年4月，《解放日报》改版，明确党报所必需的品质是“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内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诠释和概括。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以及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更是集中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发展的理论成果。
六届六中全会上，“党性”概念首次在党内使用，一系列论述党性的文章、文件出版或出台。1941年5月，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将主观主义视作“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与之相对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指出党性表现在“不仅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其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是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
。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党与党报》，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观点，这是在党的新闻事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党报的性质。
1944年3月，毛泽东从党对报纸的领导出发阐述了报纸的功能和作用，“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
。
“全党办报”的提出和践行，使得党报的群众性得以真正落到实处。这与前一时期动员全党力量办报有所不同，是建立在对党的本质的深刻认识之上展开的主动的、自觉的、有目的的系统工程。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阐释了群众性：“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
相较于此前党报强调对群众的单向输出，这一表述更加体现群众立场，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理念从思想、感情、组织中全面融入了新闻工作中。8月，《解放日报》社论提出：“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也是群众的报纸，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是党决定政策的依据；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行动，也是考验我们的政策与工作的标尺”
。9月22日，社论《党与党报》全面系统论述“全党办报”思想，文章指出“所谓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决不是指报馆同人那样的‘集体’，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党必须动员全党来参加报纸的工作”，只有这样，“党报才真正能成为党的喉舌，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
1944年2月，《解放日报》在创刊一千期将办报作为“全党的一件大事，人民大众的大事，治国的本领之一”
来归结这一经验。3月，毛泽东又扩充了“全党办报”的内涵，将报纸作为“重要的工作方式”，号召全边区办报，“全党办报”的内容更加丰富。
毛泽东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反对党八股的第一人，而且是系统阐述反对党八股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就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941年8月，他为《鲁忠才长征记》一文写了新闻按语：“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指《鲁忠才长征记》），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1942年2月，毛泽东作了报告《反对党八股》，这是一篇“申讨党八股的檄文”，阐明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号召全党“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
1941年5月，中宣部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中专门提出五项注意原则，其中两项是关于新闻真实的。
12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作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伪及敌占区人民的宣传与工作的指示》，强调“消息必须是真实的，不可捏造，否则可能减低甚至丧失他的价值”
。同时，《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强调新闻真实性，如《宣传唯物论》《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等。特别是陆定一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提出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著名的新闻的定义，明确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他对新闻真实性的强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在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上，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他认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并进一步指出“只有共产党的党报，才能这样建设自己的报纸”
。这一部分的论述凸显出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真实性与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真实性之差别，新闻真实不仅关乎物质第一性，也关乎党和人民立场的体现。
此后，《解放日报》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则进一步明确了陆定一关于“立场”的论述，指出“要建立新闻事业对社会对人类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气，对党对人民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气”
。后来《晋绥日报》发起的反“客里空”运动，将“客里空”定位为“毫无党性，毫无阶级立场因而也没有人民立场的人”
，也是延续了上述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
《解放日报》改版前，报社人员对于“怎样办好一张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报纸”，是“模模糊糊、不甚了解的”
。正因如此，重塑党报工作者的身份认同变得非常迫切。《解放日报》多次刊文批判“无冕之王”的资产阶级新闻思想，提出“我们是党和人民这个大集体的公仆。我们不是依照个人兴趣和为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办事，我们老老实实为党为人民办事”
。陆定一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后曾转述毛泽东的要求：“《解放日报》无论发表新闻和评论，是代表中央向人民说话，个人署名发表文章也有很大影响。”
新闻记者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而非个人文责自负，凸显了记者的集体责任而非个人特质。社论《政治与技术——党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更是将这种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记者称之为“新型的记者”
。1944年，博古在《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中指出：“党报记者的一言、一行、写东西等均要时时反省自己是否站稳立场”，党报的采访通讯工作者，“首先是好党员，熟悉党的路线、政策，要有共产党员所有的一切品质”
。这一时期实际上把站稳政治立场作为记者的首要素质加以强调，这意味着党员身份和集体意志是党报新闻工作者的重要依归。
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了1948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两次重要讲话中。两个讲话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探索的核心理论成果。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集中阐述了报纸的作用、机制、宗旨和文风，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代表之作。同年10月，刘少奇发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对新闻工作的任务、使命、作用、方法以及新闻工作者必备的条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论述。他援引列宁关于党报作用的论述，指出报纸“起中心一环的作用”，要求党报时刻保持和群众的联系，“为人民办报”，新闻工作者是“人民的通讯员、人民的记者”，并具体提出四项要求：要有正确的态度、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
此外，这一阶段党性与人民性的概念已经提出。1945年10月11日，《新华日报》内刊《新华报人》第9期刊文《人民的报纸》，最早使用“党性”和“人民性”这对概念讲述党报理论。
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刊文再次阐述说：“新华日报的立场，就是全民族全人民的立场，用一句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
至于报纸的战斗性，这一阶段强化了列宁运用报纸对内表扬与批评开展工作的作用。《解放日报》改版后，针对“大后方通讯少”的问题，记者莫艾就编委会上提出“找一个斯达汉诺夫的典型来动员春耕”
的采访计划，后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一文，由此也掀开了典型报道在中国新闻史上的新篇章。“吴满有运动”和“赵占魁运动”这类本土化的名字，也成为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在中国的翻版，被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例子”
。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建立新中国，党所主要依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强调斗争思维。与此相应的，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凸显出鲜明的战斗性，强调新闻事业的阶级性，强调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强调党的新闻事业要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并由此延伸出新闻文风和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党在革命时期的新闻工作被称为“宣传鼓动工作”，把报纸当作“武器”“工具”，党报工作者突出“党员”身份，事实上都是体现了革命年代党动员人民群众，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斗争这一核心诉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主题，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在这种情形下，党首先强调的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强化理论武装。刘少奇指出：“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这就是今天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选集》和马列著作，根本目的是在学习中确立“共同话语”，使马克思主义由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因此，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有调适，又有发展，更遇曲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阶级性仍然是我党分析问题的重要出发点。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
5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同时阐述了“新闻”“旧闻”“无闻”观点，并指出：“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无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
6月，毛泽东提出“政治家办报”观点，并强调：“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这些话集中揭示了报纸的阶级性、舆论的一律与不一律、政治家办报、“新闻”“无闻”“旧闻”之间的关系，它们实际都是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个根本出发对新闻事业不同层面提出的认识和要求，相互影响，不可分割。
历经革命年代的对敌斗争，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提出尤其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从新环境新需要出发加强党的建设。1950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胡乔木提出从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改进报纸工作。同年3月31日，《人民日报》添设“红榜”与“黑榜”一栏。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号召“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据统计，从1949年至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报道和批评文章总计7 499篇。
1954年4月，毛泽东在对胡乔木等人的谈话中提出开展报纸批评“开、好、管”
的三字方针，在鼓励开展好报纸批评的基础上为其划定了一条红线，那就是党的领导。5月，党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陆定一指出“报纸能否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报纸党性强弱的一个标志”
。7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从六个方面反思了全国报纸工作存在的不足，把“报纸是否充分地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作为衡量报纸的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浓厚空气中，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三个方面改进报纸工作。但这次改版尝试很快因为反右扩大化而中断。
新中国外交路线奉行向苏联“一边倒”，中国新闻界掀起了向苏联新闻界学习的热潮，但在学习中出现了教条主义倾向。同时，党中央对新闻报道提出了短和快的要求，再次强调了新闻真实性原则。
1957年，毛泽东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
“大跃进”运动的新闻报道，引发党中央对新闻真实性的重视。1958年秋，毛泽东派人到地方作调查研究，并特别强调记者“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1959年6月，毛泽东看到广东水灾内部资料后，指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
1961年5月，刘少奇强调新闻要真实，“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
。
这一时期新闻队伍不断壮大，逐渐走向职业化，新闻人才培养开始全面实施。党对新闻队伍建设的要求在强调政治立场的同时，也鼓励记者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1954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规定：“为了加强对新闻干部的培养和训练，中央责成马列学院设立新闻班”，“扩大现有的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数目，逐步地充实省（市）以上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期刊和出版机关的干部”
。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新闻系，就是以“培养既懂马列主义和人类知识的精华，又有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掌握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要学习大学所需要的各种课程，又要突出新闻的重点的新闻多面手”
为教育目标。
1956年5月，刘少奇在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一次指示中指出：“在新闻报道中，应该把记者姓名写在前面。这不是个人崇拜。应该让记者出名，要他对报道负责。……要让记者自由发挥，你们不让记者写评论，不让记者在新闻上署名，你们压制了记者的积极性。”
6月，他再次指示新华社要在“尖锐的斗争中锻炼出几十个成名的记者”，“应该要记者在稿件上署名。记者各有个性，各有风格，……在稿件上署名，这是给与记者名誉，也是给以压力”
。上述论述丰富了对新闻队伍建设的认识，在强调新闻记者政治素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记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1955年12月，毛泽东提出，新华社“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1956年5月，刘少奇指出“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
。1958年毛泽东在同吴冷西的谈话中，提到新闻宣传“要考虑国际影响”
。
在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重大曲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也遭遇挫折。总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革命与建设同步而行。这一时期虽然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这一时期党强调报纸的阶级属性，提出要“政治家办报”，“舆论一律”与“舆论不一律”，“新闻、无闻、旧闻”等观点，利用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将之视为衡量“党性”的重要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前一时期思想观点的体现。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有所发展，比如关注新闻本身特性，提出新闻简短、快速、准确的要求，开始着手国际宣传工作，这些内容体现了党的新闻事业与时俱进的品格。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起点。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七大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
与之相应，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并提出了努力方向：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背靠马列，面向实际”、解放思想、认真改进作风，重新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闻宣传领域的指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以及应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中得到了深化，并拓展了新的内容。
党中央强调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并逐步确立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但在改革开放初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中遭到质疑。到了世纪之交，又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活力显现，新闻事业的市场化进程大大加快，关于新闻事业性质的认识出现了模糊与偏移。党中央针对上述现象，对新闻事业性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及时作出了解答。
邓小平明确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
，“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为改革开放后新闻事业的地位和任务定了调。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专门强调“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我们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必须坚持党性，增强党性。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表现”，提出了报刊上的文艺作品或评论、广播电视上的文艺节目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两为方针”
。1982年12月，“两为方针”写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7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党的新闻报刊、国家的广播电视和有关出版物，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无条件地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
。3月，又向全党特别是党报党刊系统发出《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六点措施，指出整顿的重点是解决根本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问题。7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指出新闻机构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的角色定位。
1989年11月，李瑞环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提出“我们说报纸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就是对新闻工作党性的一种鲜明的、形象的和科学的表达”；指出“新闻的党性同新闻的人民性，两者是统一的”，“党的耳目喉舌当然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工作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是完全一致的”
。“喉舌论”已经明确表示为党、政府和人民三项内容。
党的十四大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逐步得到认可，即具有形而上的上层建筑属性和形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前者要求在政治上必须恪守党性原则，后者则指出经济上可以依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
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首次对新闻出版业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并首提“党管媒体”，指出：“新闻出版业既有一般行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既是大众传媒，又是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负有重要社会责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
2008年，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就指出党的新闻事业“更加自觉主动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特别互联网时代到来，更是众声喧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地引导舆论，将民意民心民声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同时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成为党的新闻事业面临的重要问题。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成为一个重要概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
1994年，江泽民提出宣传思想工作的任务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1996年9月，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
，并阐明了“福祸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2002年1月，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发表讲话时说：“要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讲究舆论宣传的艺术，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和效果。”
2008年6月，他视察人民日报社时专门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出五点意见，其中包括：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必须切实抓好队伍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从早期的典型宣传与报纸批评到后来的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与舆论监督，党对新闻事业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1981年，党中央强调“报刊、新闻、广播、电视要正确处理表扬和批评的关系。要坚持以表扬为主的方针”
。随后“舆论监督”写进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逐渐取代“报纸批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十三大报告中强调：“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
1989年李瑞环的《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讲话是理解正面宣传、报纸批评和舆论监督三者关系的重要文献。他指出，“正面宣传必须占主导地位，批评与揭露性的报道只能占次要位置，并且要十分注意把握分寸”，“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与正确地实行舆论监督是一致的”，“舆论监督包含批评报道，但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批评报道，它在我国已成为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一种有效形式”；并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正确地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的途径。
2003年底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听取意见，推动和改进工作”，“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
。
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指导，是新闻工作的根本立足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新闻真实性的理解更为全面、深刻，将之提高到与新闻党性原则同等的地位。1989年，江泽民指出：“新闻的真实性，就是要在新闻工作中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和党性同新闻的真实性是一致的”，“不仅要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情的真实、准确，尤其要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
。李瑞环则专门论述说：“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坚决防止和杜绝弄虚作假、任意拔高和凭空杜撰等不良现象。要把坚持真实性提高到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新闻工作职业道德的高度来认识。”
2002年，胡锦涛强调：“要坚持讲真话、报实情，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坚决反对弄虚作假。”
2003年10月，刘云山指出：“要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这是新闻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工作者的崇高责任和义务。不仅要真实准确地报道单个事实，而且要做到总体的、本质的真实。要真实，就必须客观、公正、有立场。”
1980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对外宣传小组。1991年，又将其作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对外宣传工作。1990年底，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提出对外宣传要坚持“以我为主，以正面宣传为主，以事实为主”方针。1997年底，中央有关部门发出通知，不再把“宣传”译为“propaganda”，“宣传部”改译为“publicity department”，对外宣传办公室则译为“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fice”，这一改变体现了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从“宣传”向“传播”的理念转型。
2003年12月，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把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作为宣传思想战线的一项战略性任务”，要求对中国全面客观介绍、及时准确宣传、着力维护国家利益形象、增进了解，“逐步形成同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对外宣传舆论力量，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2004年4月，李长春在中央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对外宣传工作要“坚持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既迫切感到坚持新闻记者政治意识的重要性，又针对记者的职业属性，提出一系列的职业道德和纪律要求。1980年，“又红又专”仍然是宣传队伍的主要要求。1988年，《新闻改革座谈会纪要》提出要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教育。1989年，李瑞环将提高新闻队伍素质视为“新闻战线一项战略性的任务”，要求“严格新闻宣传纪律”，“新闻工作者必须模范遵守宪法、法律和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1991年，中国记协通过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关于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行为准则，新闻职业道德被认为“不是政治要求，也不是市场要求，是一种职业意识”
。
1992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文件，提出“宣传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高政治素质。同时，要努力学习经济知识，掌握宣传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硬本领。……严格宣传纪律，加强职业道德和廉政建设。绝对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电视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言论。对索贿受贿者，要严肃查处。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加强宣传队伍建设”
。显然，这一要求回应了当时现实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政治素质之外，强调了记者的专业技能、职业操守、宣传纪律乃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时俱进品格的鲜明体现。1996年，江泽民提出新闻工作者的“五个根底”和“六大作风”；同年还提出了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的要求。
总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党中央强调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从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出发，将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新闻事业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服务党和国家大局有了更为务实的理解和看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词汇的提出，也反映出党的新闻思想更加明确，并深化成体系。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对新闻事业性质的双重把握出发，重申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提出党管媒体的具体方法，提出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性，并对新闻事业的发展提出更多具体的、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要求，包括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实行舆论监督，强调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对外宣传注重新思维和新格局，并且抓住了“人”这一思想落实的关键环节，从政治性和职业性两个方面提出了对新闻队伍建设的一系列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昂首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倡导“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接见和慰问一线记者代表，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工作方针、方法手段等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具有高度的统括性、鲜明的指向性和强烈的开拓性。
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必须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精准有力。
习近平用“一项重要工作”“一件大事”和“五个事关”说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他用“48字”概括了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对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他提出新的要求：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这五项任务后来也成为“十四五”规划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
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坚持党性原则，必须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性原则的要求是全面的、彻底的，从理念到实践、从事到人、从组织到个体、从媒体形态到媒体类型，都将党性原则挺在前面。
2013年，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他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必须抓住党的手里，必须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闻舆论工作掷地有声地提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他在接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奖者代表时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正确工作取向，以人民为中心，心系人民、讴歌人民”
。
2019年12月，中国记协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新准则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的重视和对“人民至上”理念的恪守。在全文七条准则中，23次出现“人民”二字，比十年前的准则增加了10次。新准则在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时，特别增加了“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的表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和一体化发展理念，推动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推动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共享融通”
；要求主流媒体进行全方位创新，“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
，“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提出“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在传播能力上，他抓住话语体系建设这个关键部分，提出要增强国际话语权，加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如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正确义利观等，就是最好的例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
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关键在人。习近平高度重视新闻队伍建设，多次表达了对新闻工作者的关心和关爱，并对其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提出要求，前者突出“党和人民信赖”，后者重在“全媒型、专家型人才”，主要途径是加强调查研究。
他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勉励全军新闻工作者“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加强党性修养，提高专业素质，弘扬战地记者优良传统，努力成为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
。在第17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寄语广大新闻工作者：“一句话，就是要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此外，他还要求新闻工作者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克服本领恐慌，“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他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总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高屋建瓴、提纲挈领提出了“五个事关”、“48字”职责使命、“四个牢牢坚持”等关于新闻事业地位、作用和工作方针的新论断，突出党性原则的核心地位，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强调“创新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狠抓新闻工作者队伍建设，极大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容，并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指导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思想体系真正确立起来，奠定了党的新闻事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涵经历了从零碎到系统、从抽象到具体、从浅表到深入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包括新闻事业性质与功能作用、党性、人民性、新闻文风、队伍建设、国际传播等内容的一个有机整体。同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到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我们党内都会出现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断强化理论武装，不断深入实际，不断推进两者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同步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继承发展、开拓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体现出一脉相承的延续性、与时俱进的科学性、直面问题的指导性等特点；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断创新发展，逐渐确立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思想，成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