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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开启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先声。历经八十年的时代变迁，广播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体始终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回顾人民广播事业八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其中诸多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依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人民广播事业起步之际，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各方力量的角逐中，掌握舆论主动权成为争夺人心的关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此前主要通过报纸、刊物、通讯社和图书进行。但在当时的交通和政治条件下，这些媒介很难传送到国统区和沦陷区去。彼时广播作为一种新兴媒体刚刚登上历史舞台：1920年世界上第一家广播电台在美国出现，1923年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在上海开始播音。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媒体，广播以其跨越时空的便捷性、声音传播的生动性和普及性受到人们的青睐。当时中国民间的收音机数量已达上百万台，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传播、政治形象塑造增添了一种新的可能。
早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对无线电广播这一新兴媒介有了足够重视。1931年1月，中央红军无线电队在江西宁都正式成立，由于设备有限，当时只能利用仅有的电台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截取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情报供领导参阅。同月，毛泽东指出“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要求各部队“选调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来学习”
。此后红军开办了无线电培训学校，培养了一批早期的无线电技术人员。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正式开始了文字广播。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掌握的新闻工具主要是报纸和通讯社，但由于这两种媒介本身的局限性，加上地域和战火的阻隔、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相应的政策主张和新闻报道难以传达到全国各地。1938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不准书刊报纸批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否则就要加以“取缔”。面对舆论战场上的种种不利因素，中国共产党需要开辟新的舆论战场，使大后方和沦陷区的听众能听到党的声音。
1940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在多方努力之下终于获得了大功率广播发射机等广播设备。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简称延安台）正式开始播音，打破了国民党和日伪的新闻封锁，使大后方和沦陷区拥有收音机的听众能够直接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广播电台的作用，认为“在中国交通工具困难的情形下，发展无线电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专门要求“各地应注意接受延安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
。延安台的广播立足解放区，面向全中国，除了播出国内外时事新闻外，着重以新闻、通讯、言论和专题等不同的节目形式来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情形，驳斥国民党当局的造谣污蔑。在国统区的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重庆《新华日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把每天收听延安广播当作一项重要任务。通过收听、抄录延安台的广播，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进步群众能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局势发展，增强胜利的信心。这一时期，对外广播事业也开始起步。1941年12月3日，延安台首次进行日语广播，对瓦解侵华日军起到重要作用，一些侵华日军受到延安台广播的感召向我军投降。侵华日军当局甚为不安，便用大功率电台进行干扰。其后，英语口播节目也开始播出，更直接、迅速地把中国革命的形势和解放区的情况介绍给国内外进步人士。
解放战争时期，新华广播电台同样在舆论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广播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用是传播党的声音。在1947年元旦来临的时候，延安台播出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祝词》，朱德发表了《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务》广播演讲。从1947年3月起，新华广播电台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辗转多地，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出党的声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7年3月21日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简称陕北台）于1947年9月连续4天播出了《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概述了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的胜利；1947年10月又反复播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响遍中国大地；1948年元旦全文播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成为鼓舞全国人民争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强大动力。
此外，开展针对国民党的“舆论战”也是这一时期的重点内容。早在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延安台就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宣传的反动主张，积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正确主张，还揭露了美蒋反动派极力破坏政协决议，积极准备打内战的一系列活动。1949年初，针对蒋介石发表的“求和”声明，陕北台连续播发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评战犯求和》《中共发言人就和谈问题发表谈话》等一系列重要消息和评论
，戳穿了反动派“假和平”的阴谋。此外，各类针对国民党军的广播节目也取得了很大效果。延安台从1947年1月开始播送退出内战的国民党军官名单及他们写给家属的信件，此后还开办了《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对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起到了积极作用。1948年1月毛泽东谈道：“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很注意听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广播威信大得很。”
新华广播电台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运用新兴媒体掌握舆论主动权的一次成功尝试。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广播这一新媒体为中国共产党的对敌舆论斗争增加了一种强有力的重要武器。当前，新兴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社会舆论环境日益复杂。回望历史，人民广播事业的这段早期经历依然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
和百年世界广播事业一样，人民广播在其八十年的历程中也跌宕起伏：20世纪前期，广播作为新媒体兴起，打破纸质媒体的垄断；20世纪中叶开始，另一新兴媒体电视出现，广播一度衰落；20世纪后期，广播在电视和报纸的夹缝中冲出一条道路，开始复苏；进入21世纪，在互联网大潮冲击之下，广播开始向基于多元应用场景的互联网音频产业发力。尽管经历了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种种变迁，但广播始终表现出强韧的生命力，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其对声音特质和伴随式收听特点的充分利用，深度嵌入各种生活场景，满足人们的多元信息需求。人民广播从建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受众，这种服务大众的意识在人民广播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体现，反映在内容上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对象化信息、类型化节目、专业化频率、个性化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人民广播主要是针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形势需要以及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的受众特点进行对象化的信息提供。
在抗战时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通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以及抗日根据地军民在生产和对敌斗争中的动人事迹，为激发全国人民抗日斗志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不仅鼓舞着革命根据地军民，也对身处国统区的人民产生了很大的感召力。1942年，昆明西南联大的师生写信给延安台，说他们常关起宿舍门躲在被窝里收听延安台的声音，并赞扬延安台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无法在国统区出版报刊，广播成为面向国统区的重要宣传工具。新华广播电台增办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广播节目，对教育感化国民党军队起到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邯郸新华广播电台还开设了专门对解放军的《对本军广播》和《军属家信》节目，为南下作战的人民解放军服务。这样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前方的战士还是后方的军属都乐意收听，有军属称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工作人员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广播电台同志”
。除了对军队广播之外，电台还根据不同对象的需要，开办了《解放区介绍》《青年讲座》《妇女讲座》等节目。
除了以宣传为主的内容之外，人民广播在这一时期还开办了一系列文艺节目。1945年10月6日起，延安台开始每周六播放周末文艺节目，第一次播出了歌曲《东方红》《有吃有穿》和秧歌剧《兄妹开荒》等。1947年9月7日起，转移到太行山区的陕北台开办了《星期文艺》节目，此后陆续播出了一批解放区文艺作品，深受解放区听众喜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广播事业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等新闻性节目为龙头，经济、文艺、社教、农村、少儿、军事、法制、服务等各种节目类型相继涌现。
新闻类节目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摘”和“联播”节目。“报摘”节目始于1950年4月10日开播的《首都报纸摘要》，1955年更名为《新闻和报纸摘要》后一直沿用至今。“联播”节目始于1951年开办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1955年更名为《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后长期沿用，1995年更名为《全国新闻联播》沿用至今。“报摘”和“联播”节目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大的影响力，成为当时人们了解国内外新闻及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渠道。
1956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提出广播宣传要密切联系人民的思想需求、生活需要，关心人民的生活问题。
在当年7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同样提出要让听众听到更多的节目，以满足听众对广播日益增长的需要。此后，很多电台开办了生活服务类节目。北京电台开办《一周来的北京》《周末广播》节目，介绍北京文化活动和首都风光等内容；吉林电台开办《生活与知识》节目，关心人们衣、食、住、行，普及生活中的科学知识；江苏电台开办《江苏生活》《听众之友》节目；广东电台开办《广东生活》《歌曲、音乐和服务性新闻》节目。这些都包含了丰富的服务类内容，适应群众多方面的需要。
进入20世纪60年代，人民广播事业经历了一定的调整和发展，在提高节目质量的同时丰富了节目类型，播出了一批深受听众喜爱的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一时期提出办好“十大名牌节目”，除了最具影响力的“报摘”和“联播”外，还包括《国际时事》《科学常识》《在祖国各地》《广播剧院》《文艺信箱》《星期演讲会》《少年儿童节目》和《小喇叭》等。这些节目注意根据各自的特点，分别加强了新闻性、知识性和娱乐性，成为中央台办得比较好、影响比较大的名牌节目。
同时，面向农村地区听众的节目也受到了重视，例如中央台面向农村听众开办的《农业科学技术讲座》、甘肃台开办的《农村广播站联播节目》、河南台开办的《对农村联播》，这些对农广播节目结合了农村听众的特点和具体需求，取得了较好的播出效果。
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视的强势崛起，广播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出现下滑，为了适应市场化新形势下听众需求的变化，广播业务和运行模式也开始进行相应转型。以1986年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开播为标志，广播进入本地化和专门化的发展阶段，各种基于特定类型、特定范围受众的专门化频率纷纷出现。
此前，各级广播电台的不同频率大体上有功能上的分工，经济台的出现是这种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在成立经济专业台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电台继而办起了教育台、文艺台、音乐台、儿童台、交通台等专业台。1990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创办专业台，到2004年已先后开办了经济、音乐、新闻、交通、文艺、体育和首都生活等7个频率。1991年9月30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交通广播，成为我国第一家交通广播频率。90年代中后期，一些省级电台及省会城市电台也开始了频率专业化改革。2003年1月召开的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正式宣布2003年为“广播发展年”，要求加快广播频率专业化、节目对象化的步伐
，中央台也由此开启了“频率专业化、管理频率化”的改革。2004年1月1日，中央台第一频率正式定名为“中国之声”，打破了以往新闻、社教、文艺节目的综合状态，形成以频率为单位的统一运作模式。
2004年8月推出文艺之声后，中央台形成了中国之声、经济之声、音乐之声、都市之声、中华之声、神州之声、华夏之声、民族之声和文艺之声等9套专业化频率，标志着中央台频率专业化改革基本完成。
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革是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调整，面对听众对广播内容的多元化、具体化需求，从中央到省市的各级广播电台通过设置分工明确的系列台，满足了不同层次和不同喜好听众的具体需要。在市场化逐步推进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调整也推动了广播及时适应当时社会发展，更好地发挥了传播新闻、文化娱乐、社会教育、公共服务等多样化功能。
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0年之后，在互联网技术的改造下，广播呈现出全新的形态，成为一种智能化时代下的新场景媒体，借由声音产品的伴随特性，不断向更多场景终端进军，在陪伴之余向更多服务和社群延伸，而传统的广播受众的身份也开始由“听众”向“用户”转变。传统媒体时代就一直备受关注的“知识沟”现象，在互联网时代正有可能演变为数字鸿沟。随着国内网络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第一道数字鸿沟“接入沟”整体上正趋于弥合，但是，网络使用差异所带来的第二道数字鸿沟“使用沟”整体呈扩大趋势，这在广播听众特征的变化中有明显体现。
在用户的收听方式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大大冲击了广播的传统收听方式。赛立信媒介研究的数据显示，2019年选择传统方式收听广播的用户比重降至26.3%，而选择车载收听和智能收听的用户比重分别攀升至58.7%和43.2%。整体来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广播收听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用户消费媒介产品的方式很大程度上由线下逐步转至线上。在用户年龄方面，互联网时代的广播听众在整体上逐渐呈现年轻化的新特点。随着移动网络收听渠道的不断发展，年轻人逐渐成为广播受众的主体。数据显示，移动网络广播的听众半数以上为“80后”和“90后”，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的占比超过了20%。相较于中老年听众而言，年轻听众平均学历高、思想观念新，对于广播节目的内容形式有着新的需求和喜好，这也是对内容生产者的一大考验。在用户需求方面，互联网时代广播用户的收听需求呈现多样性特点，且不同收听渠道的用户需求存在明显差异。传统收听市场对相声小品、天气预报、养生保健、戏曲曲艺等方面的收听需求相对更强；车载收听市场对新闻资讯、法律法制、小说广播剧、交通信息、金融理财、热线投诉、潮流时尚等方面内容的收听需求相对更强；移动终端收听市场对音乐欣赏、明星八卦、餐饮美食等内容的收听需求相对更为强烈。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特征、收听方式和收听需求发生结构性转变的背景下，广播节目的传统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多平台用户的收听需求。在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固然要重视媒介技术、形态的外在创新；另一方面，对受众信息需求的回应以及满足这种需求的“易得性”仍应是不变的内核。这也是广播迭经风雨而不倒的关键原因所在。
在中国传统的农村乡土社会中，信息传递主要依靠口口相传，国家对基层乡村的治理更主要通过税赋与司法，往往难以对乡村地区的思想文化进行严密监控或及时影响。这就使国家意识形态与乡土意识形态产生分离，从而造成基层农村地区与国家政治中心的疏离。在近代大众传播工具出现之后，大众传播成为“宣传下乡”的重要渠道。相较于其他媒介形态，广播跨越时空障碍、技术障碍、知识障碍、经济障碍的能力使其“大众”特征鲜明、更易深入基层，成为一种社会动员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
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对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的社会动员，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的思想。“宣传下乡”不仅是单纯信息的传递，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方式，其目的是将分散的广大农民组织化，使其成为具有阶级意识和觉悟的革命阶级，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
延安时期，由于群众居住分散、消息不通，群众教育活动不易开展，宣传工作者充分利用广播媒体可克服时空限制的优势，建立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的远程开放群众教育模式。
例如延安台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重点播发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选举运动中的宣传工作》，向根据地广大军民宣传“三三制”等政策和陕甘宁边区的选举经验，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壮大和解放区的不断扩展，人民广播在基层动员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一方面，人民广播及时播发有关战局的新闻和评论，使解放军官兵和人民群众可以及时了解战局的发展；另一方面，人民广播还可以及时给官兵和群众传达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这期间，陕北台及时播送了党中央的指示和前线的消息，报道解放区开展土改运动、生产活动、支前活动等新闻。1947年春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布了关于春耕问题的指示，由于战时交通阻隔不能及时送达各地，陕北台于5月9日起连续重复播出三天，及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依靠发动人民群众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年代形成的“宣传下乡”得以延续下来，继续发挥社会动员与社会治理的强大作用。与革命年代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于基层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力度更大、更具系统性，也使得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思想真正走入了基层，走进了农村的千家万户，从而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数千年来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种种隔阂，创造了全新的乡土社会图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宣传下乡”的浪潮中，传播方式主要依靠报纸和广播两种大众传播媒介。相对于报纸而言，广播的传播范围广、传播效率高，且接收方式对于受众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符合当时广大农村地区的情况。1950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收音站，并确立收音站有抄收记录新闻、预告广播节目、组织群众收听三大任务。1955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以“有线广播加大喇叭”的方式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的规划。1956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从一九五六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此后全国掀起了建设农村广播网的高潮。
在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农村有线广播事业快速发展。到1973年，全国有线广播网已基本普及，农村有线广播喇叭已达9 900万只，全国95%的生产大队和91.4%的生产队通了广播，61.5%的农户有了广播喇叭。
有线广播不仅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大喇叭还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房前屋后，成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也是基层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支撑手段。时隔多年，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农村地区使用大喇叭进行宣传，这一跨越时空的场景再现体现了有线广播对于农村地区基层治理的巨大作用。
1983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对广播电视的事业方针和技术政策作了较大调整，提出实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政策，充分调动了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四级办台十余年后，一些县乡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遇到瓶颈，擅自建台、重复设台和乱播滥放的问题频频出现。1996年出台的《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推出了相应的调整措施，撤销和合并了大量基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些调整措施的推行，固然有其当时的历史语境和必要性，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县级广播电视台功能逐渐萎缩，面向农村的基层广播弱化情况尤其明显。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全国市县乡级广播站和广播喇叭的数量整体上持续走低，喇叭入农户率逐年下降，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广播站依旧处于半瘫痪状态。
有线广播的衰落是这一时期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匮乏现象的一个缩影。精神空虚、价值缺失、宗教泛滥等问题不仅使农村社会自身整合与治理障碍丛生，也使党在基层社会的政治动员能力受到影响，许多发展问题因之衍生。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重视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加强基层治理的渠道和能力，是21世纪广大农村地区继续稳定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村广播作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经历调整和衰落之后，也等待着重新焕发生机的历史契机。2010年前后，随着国家层面对于应急广播体系和“村村响”工程的推进，很多农村地区的“大喇叭”再次响了起来。2014年起，上海选取部分村镇试点安装了数字有线广播，在防灾减灾、新闻宣传、政策解读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些阿伯阿婆字也不识，看不懂书面通知，有了广播大家一听就明白了”，“用本地方言播出本地新闻、解读政策，村民们更容易接受”
。有村民认为“有了小广播，能及时获知村里的大小事，相比看电视，还可以在堂屋里一边听广播一边做农活”
。湖南长沙的富临镇通过大喇叭播放当地特色的“福临之声”节目，让村民可以省时省力、无成本地获取信息，“看电视必须待在家里看，打电话只能一个个打，广播就不一样。骑着单车，在农田干活，无论你干啥都可以听到”
。在海南省儋州市，有驻村干部在村里通过广播喇叭普及国家政策、解读村规民约、宣传扶贫信息，推动了当地扶贫工作的开展。
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农村广播不能再靠简单的灌输和说教，广播能否在更广大的农村响起来，关键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
在各地的探索试点取得成效之后，新时代农村广播的“焕发新生”已经有了切实的可行性。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需要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推动制度规划与体制变革，从而推动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深度参与新时代的基层治理，近年来大力推进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回应。“我国媒介生态发展已经由简单的‘相加’走向‘纵深发展’阶段。”
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强调，要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面对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新使命，主流媒体要重点审视自身的发展：能否生产出用户需要的好内容？能否与人民和社会的需求紧密连接？能否有机融入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这些问题不仅局限于新闻工作本身，而且是与社会发展、治国理政、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些时代命题相呼应的时代之问。回顾人民广播事业80年的发展历程，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求新求变、服务人民、引导舆论的经验，对于今天主流媒体的发展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