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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早将“文”与“风”两字直接联系起来构成“文风”一词，并赋予该词以生命的人是南北朝时期文学评论家、思想家刘勰。
虽然他使用的“文风”与现在并不相同，但它从此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概念，对后世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意义上的“文风”是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中提出的，它与时代和社会思想紧密相连，是写文章时带有的一种普遍性、倾向性的风气。
当代著名政论家梁衡在此基础上延伸认为：文风，可以理解为文字之风、文艺之风、文化之风，凡是经文字、语言、艺术等手段传播而成为一种时尚的，都可以算作文风。其范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与政治、行政关系密切的文件、讲话、会议及政要人物的文章、著作；二是大众传媒中的文字和节目；三是出版或上演的文学艺术作品。
这里的“文风”自然也包含了新闻宣传的文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文风建设。习近平强调，文风不是小事。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一切不良文风都是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的，都是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相背离的。
确实，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以笔为枪，积极运用新闻媒体来传播真理、组织群众、推动工作，成功地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新闻宣传文风建设，总结其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报刊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高度重视新闻宣传的文风建设。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党的新闻宣传文风开始衍生，并明显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提倡反对封建老八股、使用白话文；在土地革命中，由于新闻宣传文风受到了“左”的影响，党内开始兴起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新闻宣传文风提倡密切联系群众，大力倡导反对“党八股”，提升了文风的革命意识与战斗性，力求建立新鲜活泼的马克思主义文风。
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的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发端，在思想上提倡科学与民主，在形式上，反对八股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全国白话文运动迅猛发展。
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昌文华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演讲时，极力倡导白话文，阐明了白话文的时代、政治、经济价值，提倡将白话文应用于写作、办报，将使社会上“读报的人数增加”
。同月，为躲避军阀的迫害，陈独秀南下上海，与李大钊“相约建党”。同年8月，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第一份通俗工人刊物《劳动界》。创刊号刊登《本报欢迎工人投稿》表示，“很欢迎工人将自己要说的话，任意投稿到本报来。”
该刊阅读对象是劳动阶级，语言力求口语化、浅显易懂，栏目设计通俗化，如“闲谈”“趣闻”“小说”“诗歌”“插图”等。此后，一批通俗工人刊物兴起，如上海《伙友》《机器工人》《友世画报》，北京《劳动音》，广州《劳动者》等。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的新闻事业随之兴起，《新青年》成为党中央理论刊物。同月，北京《工人周刊》和工人周刊社创办；8月，上海《劳动周刊》创刊。党领导下的这些刊物，采用白话文写作，力求语言口语化，提倡生动有味的大众化、通俗化文风，受到工人热烈欢迎。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其中涉及新闻宣传文风要求，“党的一切机关报，……不要空空洞洞说成‘无产阶级专政’为一种流行的烂熟的公式，应当用实际的宣传方法，把每日的生活事实系统的清解于我们报纸上面，使一切劳动者，一切工人，一切农人，都觉得有无产阶级专政出现之必要”
。
1922年9月，《向导》创刊后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纲领，推动大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且在文风方面起了表率作用，被评价为“文风泼辣、形式多样。政论文章如刀枪上阵，言辞锋利，英气勃勃，凌厉无前。以笔名只眼、独秀、孤松所为短文及诗，则语调幽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党的四大盛赞它“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
。
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党报》创刊，主要刊登党内文件。其中刊载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对新闻宣传文风规定：党的报刊“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popularization）。当尽力编著通俗的、问答的、歌谣的小册子”，并希望“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中需时时留意宣传”
。1926年1月，赵世炎在天津创办《工人小报》，发刊词说“小报上说的全是工人自己的话，为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积极主张“我们工人要看的，就是工人自己的报纸”
。他心中装着工人读者，文字朴实无华，浅白如话，如诉家常。
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新闻宣传努力从革命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抓取事实材料，采用浅显朴实的文字、通俗化的口语和白话文写作，既有务实求真的态度、科学分析的精神，又富有革命热情，代表了五四运动后大众化、通俗化的新文风。
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文风也带有某些“左”的色彩，新闻宣传不顾客观形势、不讲策略、不顾实际鼓动群众，在行文中还使用了一些谩骂性语言。特别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新闻行文千篇一律、老套死板，有的新闻存在数据模糊、有意夸大的现象，且采用阶级路线的标准来评判一切，语言文字脱离通俗化和群众化的要求。
毛泽东则从中国国情出发，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撰写了不少充溢着马克思主义文风的作品，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3月，毛泽东以总政治部的“通令”方式下达《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指出，宣传目的明确，力求简洁，“编《时事简报》的目的主要是给群众看”，“字数每条不得超过四十字，每期不得超过四百字”；要求内容突出以本地为主，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只有这样，才能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
。《时事简报》在宣传文风上别具一格，对纠正当时苏区乃至全党文风均有积极影响。
1932年3月，瞿秋白撰写文章《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提出了新闻宣传“要脸向着群众”的口号，认为小报和群众报纸是在真正广泛的群众之中的宣传武器。他还针对当时《红色中华》报的消息“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的缺点，提出了改正的方法，认为消息的写作和编辑应该真实地报道客观事实，需要对“具体情形”进行“明晰叙述”。同年11月，张闻天先后九次使用“党八股”一词在上海《斗争》杂志刊文，检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问题；尖锐批评宣传工作中的种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表现，“往往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笼统武断的”
；分析了产生原因主要是没有用群众日常生活中所用的白话来写他们的传单；提出了改进“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的意见。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出版旬刊《斗争》（苏区版）。该刊第二期刊发杨尚昆文章批判“党八股”文风，认为苏区宣传品是“一套‘标准化’了的‘党八股’，是会使群众厌恶，使他们头痛。我们的宣传品多是‘说教式’的印板文章，完全缺乏活泼而有生气的实际内容”。杨尚昆呼吁建立起“宣传鼓动工作的系统”，提倡生动活泼文风建设。他主张宣传品内容“必须简单，明了，为广大群众所了解，把握着群众脉息的跳动，鼓励和提高他们的革命情绪”，“多多散发短小精悍的小传单、小标语，抓住许多当地的具体问题，来进行宣传鼓动”，“口头的，活动的宣传鼓动方式应该广泛的采用起来”
。《斗争》（苏区版）积极倡导反对教条主义文风，一直到1934年9月30日出版完第73期停刊，中央红军和党中央撤离中央苏区，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全民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对党历史上宣传教育存在的党八股不良风气已有客观认识。他指出：“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
。他积极倡导中国特色的文风建设，提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风建设目标，积极反对洋八股、党八股。
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于1941年8月在《鲁忠才长征记》新闻按语中写道：“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为了纠正党内不良作风，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报告，提出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三风的要求。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他将改进文风和改造学风提升到整顿党风的高度，将“党八股”定性“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必须肃清它”
。同年2月8日，他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专门作了《反对党八股》报告，对“党八股”进行了全面、系统、彻底的揭批。他列出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及其表现：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等等。毛泽东认为，“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
《解放日报》创刊后并没有密切结合党的实际情况，脱离群众，党性不强，党八股严重。1942年2月11日，中央宣传部发布整风运动指示指出，“党八股流毒于党，就是使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最后藏身之所，夸夸其谈，长篇大论，引证抄袭，毫无创见，模仿一套，到处运用，这样就束缚党员思想，失去生动活泼的气象，失去对新鲜事物的感觉”
。为了推进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的意见。同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提出文字通俗简洁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谈道，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今后《解放日报》应从社论、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字须坚决废除党八股”
。4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致读者》社论，开始改版。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打破了每天发表一篇社论的固定格式，改为不定日期刊登有针对性、指导性和思想性较强的社论，避免了泛泛而论的现象；新闻的内容新、文字新、题材新，改变了原来的“千篇一律”；运用群众语言，用事实说话，文字易懂通俗；将枯燥的新闻战报改为生动的战地通讯；新闻通讯既要从正面报道又要从侧面报道，选取新颖的角度；通过改写国外通讯社的外文译稿，国际新闻文字水平大为提高，流畅易懂。8月4日，《解放日报》刊登社论《报纸和新的文风》，对健康的新闻文风作出如下界定：一，真实、实在；二，简洁、明了；三，尖锐、泼辣；四，生动、活泼。要求报道的事实要完全真实，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
随着延安整风的深入，《解放日报》文风建设效果凸显，报纸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成为党报史上空前受到全党和广大群众喜爱的报纸。
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积极学习《解放日报》文风建设经验，全党的新闻宣传文风重焕生机和活力。
1947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土改运动在解放区全面展开。宣传土地改革，成为解放区新闻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土改宣传中出现许多右倾错误，于是新闻界开展了一次反对虚假报道的思想教育运动。
1947年6月15日，《晋绥日报》第四版刊登《前线》中“客里空”出场的部分，并在编者按希望“勇敢地严格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率先发动反“客里空”运动。6月25日、26日，该报均在第四版以《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为题，整版刊出报社自我检查出的或群众检举出的11条不真实新闻。6月27日，该报又刊登了《一个不真实报道的典型》《刊载经过与编者检讨》，检讨不良工作作风和文风。8月28日、29日，新华社先后发表文章《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学习〈晋绥日报〉检查工作》和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向解放区新闻界推广《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的经验。《晋绥日报》主动自我揭发虚假新闻的行动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11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指示说，《晋绥日报》发动反“客里空”运动，中央已号召将此种自我批评精神应用到各种工作中去。从此，解放区的各党报开始了反“客里空”运动，运动延续到1948年春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7年的29年里，“是深刻影响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前进、党和人民事业在曲折中发展的2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闻管理体制和新闻宣传工作方针得到基本确立，党的新闻宣传继承和发扬了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文风；但后来在极左思想影响下，党的新闻宣传出现了口号式的、空泛化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文风现象。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新闻宣传文风得到了及时纠正。
为了弘扬党的优良文风，1951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提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批评了当时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以及文理不通、空话连篇、缺乏条理等现象，指出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力量。
同年，新华社开展“练笔运动”，要求消灭稿件中的文法错误、技术错误和文风冗长等毛病。
1954年3月17日，《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刊创刊，首先采用横排版。11月27日，《光明日报》横排版第一次试样，从当日起，《文艺生活》《文学遗产》《教育研究》等专刊一律改用横排版。12月15日，《光明日报》进行了第二次横排版试样。1955年1月1日，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光明日报》成为中国第一份左起横排的报纸。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改为横排，标志着横排主流地位的最终确定。该报刊登启事，希望“供给本报的文章和新闻都必须写的短些”，并开始采用第三批120个简化汉字，实施《汉字简化方案》。全国新闻出版界纷纷采用了横排版和简化汉字。
1955年12月，毛泽东审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书稿时认为“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并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写下按语：“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
他还要求作者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改版重点之一为“改进文风”，承认存在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严重等缺点，缺乏生动活泼的文风，论述说：“文风不好，不但读者不愿意看，而且还会造成有害的风气，不利于思想文化，也不利于政治经济。在过去，我们的报纸上虽然也登过不少好文章，报纸上的文字虽然也逐渐有些进步，但是整个说来，生硬的、枯燥的、冗长的作品还是很多，空洞的、武断的党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也远没有绝迹。……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
《人民日报》改版后，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文字图片有机组合，版面生动活泼。国内其他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也陆续进行新闻改革，使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观念得到更新与解放，一扫教条主义文风。
在极左思想影响下，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新闻界出现了对“大跃进”高指标、高速度和“放卫星”的狂飙式宣传报道，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同时，党中央也曾积极采取措施，纠正不良文风的蔓延。
1958年初，毛泽东撰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用了一定篇幅对文章文风问题进行了指导。他认为，当前许多文件概念不明确，判断不恰当，缺乏逻辑性，同时还不讲究词章，很无奈地说，“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
，希望写文章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11月，随着“大跃进”运动兴起，浮夸风泛滥，他指出：“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1959年1月，中宣部发布《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几项通知》指出：对“大跃进”成就和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宣传，要注意科学分析，力戒浮夸。
1961年，党中央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在湖南深入调研后，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中的极端形式主义和“浮夸风”进行了尖锐批评。此外，周恩来也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1964年8月8日，周恩来指出：“接见消息公式化，任何事多加一句形容词都不行，……我们脑袋里应打掉框框，不要机械。”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四人帮”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用捏造的事实为他们的政治野心服务，“假、大、空”、语录和口号式的“帮八股”盛行，马克思主义文风荡然无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进行了新闻宣传文风重建运动。1977年，新闻界揭批“四人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伐“帮八股”文风。2月1日，《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帮八股”是党八股的新变种》。2月21日，《人民日报》刊文《打倒帮八股》，批判“帮八股”文章又臭又长、套话连篇，专横武断、帽子乱飞，隐晦曲折、含沙射影，弄虚作假、欺骗群众，千篇一律、面目可憎，认为新闻工作者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各大报刊都刊登了揭批“帮八股”文章。10月16日，《解放军报》刊登评论员文章《讨伐帮八股》，呼吁扫除“帮八股”，树立准确、鲜明、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文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文风逐步好转，其改革主要是针对会议和领导同志新闻报道程式化、人物脸谱化的八股习气，虚假新闻、低俗庸俗媚俗之风等违背基本行业规范的行为，并以党中央、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新闻宣传文风思想作为基本遵循，从思想和形式上反对“长、空、假”，反对“新八股”，并积极开展“走转改”活动，树立务实优良的文风。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针对“假大空”恶劣作风指出，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1980年2月，他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
1981年，党中央制定《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规定：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工作要“密切联系实际，发扬实事求是、旗帜鲜明、真实准确、生动活泼的优良传统”
，要求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切实改进文风。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文风问题，“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透过文风现象可以直达党风、政风的本质，从而发现问题的根本，这既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风的现实动力，也是他文风理论的内在基点。
江泽民对新闻宣传文风建设的一系列思想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新思考。他主张，新闻宣传文风建设要充分依靠群众，强化群众观点。他强调新闻界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报实情，讲真话”
，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
。他希望新闻界提高新闻宣传工作的艺术引导能力。1996年9月，他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发表讲话，提出“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要讲求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努力使自己的宣传报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同时批评“有一部分新闻作品不讲究辞章文采，文字干巴巴的，翻来覆去老是那么几句套话；也有的哗众取宠，乱造概念，词句离奇，使人看不懂，这种不良文风应加以纠正”
。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形成了以“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为核心的新闻宣传理论，要求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和突发事件报道，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报道、舆论监督和对外宣传。2002年1月，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努力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要切实改进文风，写文章、搞报道都要言之有物、生动鲜活、言简意赅，切忌八股习气。”
2003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认为报道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要努力提高质量，注重新闻价值，力求准确、鲜明、生动，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到基层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和群众关心的实质性内容，减少单纯行踪性的报道，力戒空泛和一般化。
2008年6月，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要求，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
2011年8月，为推动新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在新闻战线广泛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意见》，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中自觉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强化群众视角、运用群众语言、回应群众关切，不断提高新闻宣传质量水平。特别要求新闻界在密切联系群众中学习群众语言、熟悉群众语言、善用群众语言，拉近新闻报道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使群众能听得明白、听得进去，可以通过开展范文学习、群众评议等多种活动，在新闻报道中大力倡导“短、新、实”的清新文风。
随之，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级新闻宣传单位采用“自上而下”的活动方式，中央媒体带头示范地方媒体迅速跟进，媒体领导率先垂范编辑记者积极参与。“走转改”中，新闻战线涌现出的新闻作品，如《走基层·塔县皮里村蹲点日记》《十年治荒 山河披绿》《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基调昂扬向上，内容生动感人，文风清新朴实，充满生活气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其清新朴实、生动鲜活、言简意赅的文风在报道选题、报道视野、文字风格、呈现方式、文章标题和版面编排方面均有所改善，提升了吸引力、感染力，让人们爱读爱听爱看。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新闻宣传文风焕然一新，摒弃了“不接地气”的高论和“假、大、空”的空谈，大力倡导“短、实、新”的清新文风。
习近平一贯重视文风建设，“求短、求实、求新，是习近平说话、作文的风格”
。早在2004年，他就对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说：我就进一步改进文风、提高文稿起草质量向大家提三点要求，归纳起来是六个字：求短、求实、求新。2005年，他在《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栏目撰文《文风体现作风》指出，文风不是小事，文风连着学风，体现出党风，最要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文。
2010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学员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对为什么要改进文风、提倡什么样的文风、怎样改进文风作了系统精辟阐述。他既肯定“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优良文风逐渐得到恢复，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新的发展”，也提出“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又指出：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文风不正，危害极大。他认为，改进文风，在三个方面下功夫可见成效：一是短。力求简短精练、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观点鲜明、重点突出。坚持内容决定形式，宜短则短，宜长则长。二是实。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三是新。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有新思路、新举措、新语言，力求思想深刻、富有新意。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注重“短、实、新”的清新文风建设。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对新闻宣传文风的指示集中体现于第6条规定：“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
。12月底，中宣部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指出，文风是党风的体现，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事业成败。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发扬“走转改”精神，着力转变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着力提高针对性实效性、亲和力感染力，提倡短、实、新，反对假、长、空。
在具体的意见中也贯彻落实了“短、实、新”清新文风要求。
为加强全体党员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党中央不断推进新闻宣传文风建设。2013年5月，《人民日报》刊文认为，改文风就是要改掉“假、大、空”，强调必须以高度的党性自觉改文风，永葆党的政治本色。
201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成就，认为：新闻文风展现出新气象，时政报道精简活泼，在数量、篇幅、时长上做“减法”；主题宣讲讲述最具说服力感染力的故事，让受众“看得下”“听得进”“跟得上”；典型宣传质朴感人，注重选择群众身边的典型，刻画典型的真情实感，展示典型的真我本色。
2016年，习近平在“2·19”讲话中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者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2017年10月27日，党中央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在该细则第四部分“改进新闻报道”中进一步落实了简化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活动、精简全国性会议活动、规范中央政治局委员考察调研活动、简化治丧活动、简化诞辰纪念活动、优化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事活动、规范重大专项工作等新闻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进一步贯彻和践行“短、实、新”清新文风建设。
2018年7月，针对网络上“厉害体”“跪求体”“哭晕体”“吓尿体”等浮夸自大文风频现，为落实“短、实、新”文风建设要求，倡导清新文风，崇尚风清气正，人民网推出总标题为“文风无小事”的三篇文章《文章不会写了吗？》《中国人不自信了吗？》《文风是小事吗？》等“三评浮夸自大文风”系列评论，猛烈抨击这种华而不实的新“八股”文体，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同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干部要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和践行“短、实、新”的新闻宣传文风建设，清新亲切、朴实通俗，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风的新特点。
重视新闻宣传文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文风百年史，既是一部新闻宣传文风不断革新、提高、完善的建设史，也是一部从文风视角透视整个政党跌跌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史。良好的新闻宣传文风，在动员民众、对敌斗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巩固执政地位等方面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纵观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文风建设的百年发展历程，具有诸多鲜明的特点：首先，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新闻宣传文风建设主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新闻宣传文风在语言特点上，突出表现为强烈的战斗性、斗争性及尖锐、泼辣、鲜明的特性。而自改革开放至今，党的新闻文风呈现出愈加接近民众的群众性特点，越来越集中地表现了国人内在的思想、情感和诉求，注重实用与实效。其次，结合中国国情、贴合时代特色、符合群众口味是不同时期新闻宣传文风建设的重要目标。结合中国国情主要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使之具体化的问题；贴合时代特色是指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代同步，不断与时俱进的问题；符合群众口味主要指新闻作品需要由深奥转化为通俗，使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示范，树立了大众化、通俗化的典范，用简短、质朴、鲜明生动的文风，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称赞。最后，历代党中央领导人的新闻宣传文风思想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如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邓小平提出了新闻宣传要尊重事实、要用事实说话；江泽民、胡锦涛则在强化舆论导向、提高引领艺术、弘扬主旋律等方面提出新闻宣传文风建设的关键要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立“短、实、新”文风的更高要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风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南和重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体现出独特而富有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充满独特的语言魅力，显示了强大的语言力量。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学习他善用比喻，使道理容易被人理解接受；善讲俗语，拉近与听众的感情；善讲故事，使人产生共鸣；善讲新话，使人耳目一新；善讲短话实话，体现务实作风；善用哲学，使内容蕴含深刻；善于用典，以古喻今，神采飞扬。
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只有不断加强锻炼，大力纠正不良作风文风，身体力行优良作风文风，才能提高新闻宣传的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