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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法律史的记述集中见于正史“刑法志”及政书。
宋代以降，史学中的“史考”一门勃兴，学者遍考群经诸史之余，也会偶尔涉及对古代法制的考证，如王应麟《汉制考》即是其例。不过这种考证是零散的、附庸性质的，尚不足以言“法律史学”。
清朝末年，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由科技领域进而至于政法制度。同治、光绪之间，律家薛允升对汉律进行考证、辑佚，撰《汉律辑存》。
1881年，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著《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并发表于柏林东方学者大会，1884年该书由汪凤藻翻译，在同文馆印书处出版。
这两种著作，是笔者目力所及最早的具有中国法律史学性质的论著。此后，杜贵墀《汉律辑证》（1897年）、孙荣《古今法制表》（1906年）、章震福《古刑法质疑》（1907年）、张鹏一《汉律类纂》（1907年）、《两汉治律家表》与《晋令辑存》（1936年）、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程树德《九朝律考》（1927年）等，均系以清代考证学的余力进行法律史学研究。
这一类的研究，时代普遍较早，且属于清代学术之延续。梁启超曾概括清代学术说：“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
“今文学”的大宗为公羊学，其基本手段为“托古”，基本目的为“改制”。早期法律史学的研究范式，即承清代学术之余脉，以考证学的手段，蕴托古改制的微意。以下分别论之。
第一，以清代考证学方法研究中国法律史。
这一期的法律史研究者，所处时代较早，大多自幼即接受严格的考证学术训练，具有积蓄厚重的国学功底。梁启超概括清代考证学的十条特色，如“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等
，早期法律史的研究也莫不如此。《汉律辑存》《汉律辑证》《汉律类纂》《汉律摭遗》《九朝律考》《晋令辑存》等著作，均以辑佚为基本手段，以竭泽而渔的办法遍搜群籍，钩沉出一条条律令佚文，而后校勘异同，以按语间下己见，并在分门别类的基础上归纳其条例。“学尚搜讨，铢积寸累”是其共同特点。
第二，寻求历史的本土资源以“托古改制”。
早期法律史研究的“考证学外衣”很容易蒙蔽人。因此有学者在评价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程树德《九朝律考》时说：“沈氏尚未超越传统的历史观和法律观，其学术贡献仍在传统律学的框架之内”，“这书（引者按：指《九朝律考》）的写法完全是传统样式”
。实际上，以辑佚考证为主要特征的早期法律史成果，在“传统法律史样式”的旧瓶之内，也装有新酒。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一是“托古改制”的微意。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史学，包括清代考证学，都并不特别关注对历代法制的考证，为什么清末以来法律史研究会以附庸而蔚为大观呢？这当然是由于西政西法的“冲击”而产生的“回应”。为了让中国对现代政法理论这类外来事物不加排斥，而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早期研究者们苦心孤诣地搜讨往古典籍，从中寻觅“古已有之”的证据。这应当是法律史研究兴起的最早动因。如丁韪良《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序言谓：“盖中国文教之兴，先于泰西……公法之学亦肇端于西国未兴之始”，他这样说的表意在于让西方人“益敬慕中国之声名文物”，而深意实在于让中国人知道“公法萌芽于古之中国、希腊，而渐扩渐充，至于今日而大备”，从而学习和接纳西方世界通行的“万国公法”
，不至于产生抵触心理。张鹏一的《晋令辑存》序称“以期稍窥一朝行政之法规云”
，似乎中立客观，而其《两汉治律家表》序言则直陈研究目的：“以为审时医国研究之助”
。孙荣撰《古今法制表》则是为当时学校提供教材，而“复以泰西相印证”
才是原初动机。由此可见，此期法律史成果无不是对西政西法强势入侵的起而回应，但其目的并非单纯论证“古已有之”以满足虚荣心，而是为引进西法寻求本土资源的接合点。
二是西方法理的问题意识。
早期法律史学者的研究对象，绝非清代考证学内部产生的问题，而是带有西方法理的问题意识。如章震福《古刑法质疑》，表面上所写都是上古三代之事，细按其目如“古无重刑说”“古重读法说”“春秋时有律师有证人说”“古司法行政官与司法官分职说”等，都不难看出其问题意识是来自近代西方法理学。
再如相对晚出的程树德《九朝律考》，尽管程氏在“凡例”中云“是书体例，专以考证为主，不涉论断”，但他在《汉律考》“律名考”卷首引言中提及的正律与单行律的概念、礼律关系、律令转换、经义效力等问题，都显示其具有法理学的知识背景。
要之，此期的法律史学研究范式可名之为“考证学外衣下的托古改制范式”。这一范式以清代考证学为方法，重视对史料的搜集考证；不具有明显的理论预设和理论建构的野心；对中国古代法制，不进行立场性的批判；客观考证之间隙，常流露出“古已有之”的骄傲和“托古改制”的微意。此期的法律史研究“虽然处于‘拓荒’阶段，但却达到了一个起点很高的高度”
。后来法律史研究的理论范式虽在不断转换，而所借重的材料和成果却多未超过此期的高度。
考证学作为法律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而言，在此下的百年间并没有消亡，而是为各范式倚为研究之利器。直到近年来，法史学的“描述”与“解释”之别
，“史学化”与“法学化”之争
，仍然可以依稀辨出考证学在其中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