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古代法萌芽于上古三代，解体于清末近代，有长达四千年的法历史。“律令说”能否用以认识中国古代法如此漫长的法历史呢？恐怕是不行的。我们先来看日本学者使用“律令说”的有效时段。
中田薰是“律令说”的最早提出者。他认为“上述律令法系，如果从时间上说，上起汉代，下讫清王朝，存续了二千余年”
。在持“律令说”的日本学者中，以中田薰所断的时限最长，但也只是将时间上限定在汉代。其实，在中田薰之前，小川茂树《汉律略考》（1930年）就已提出汉代的律与令之分化“不明朗”的看法：“律与令二者所含有的法规性质的区别、二者功能的分化，汉律令都还不明朗。”
所以，中田薰关于“律令说”的有效时段得到了他的后续研究者的修正。滋贺秀三在考证曹魏律的篇目后认为：“在魏《新律》编纂以后，历史上其实并不存在单行律。”而后，他明确提出：魏晋律令“创造律令体系的最初形态”
。在此之后，日本学者基本认同“律令体系”的时间上限是魏晋。例如，冨谷至在《通往晋泰始律令之路》中对秦汉律令、魏晋律令进行考辨后得出结论：“晋以前并不存在具有完成形态的律典及令典”
。非常有趣的是，日本学者并不关注“律令说”的下限，仿佛一致默认中田薰“下讫清王朝”的论断。这一点值得注意。
“律令说”引入中国以后，学者普遍忽视日本学界对时间上限的讨论，而将注意力放在时间下限。作为“律令说”的引入者，张建国先生利用出土文献把它的时间上限上推至战国（部分诸侯国），而将下限限缩至唐代。
他发现，“此后（指隋唐以后——引者按）律令法系嬗变的结果，与早期中华帝国律的地位已有所不同，而令更是逐渐消失了”。所以在结论部分，他写道：“至少可以说，以律令法体系作为自战国（部分诸侯国）至唐代的中国法律体系的一种代称，还是比较确当的。”
高明士先生赞同日本学者的时间上限，而将比较严格的下限定至唐代：“拙稿所谓律令法，指令典成为完整性的法典而与律典成为相对关系的法典体系……就律令法的实施而言，较具体可谈，辄为西晋及隋唐而已。”
诚如张建国、高明士先生所言，自宋代开始，律的地位明显下降，而令更是在明洪武年间回光返照后彻底消失，所以名副其实的“律令说”时间下限只能及于唐代，而形式上的“律令说”也止于明初。鉴于这个事实，刘笃才先生提议用“律例法体系”接续“律令法体系”，作为理解明清法律体系的基本概念。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律令说”移治中国古代法，在其有效时段上存在长、短两种说法。依持短说者言之，“律令说”的有效时段为魏晋至隋唐，仅600多年的时间；按持长说者言之，“律令说”的有效时段为战国至明初，约1 800年的时间。然无论是持短之说还是持长之说，均有掐头去尾之嫌。
从“掐头”来看：传世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早在三代便有独具特色的“治之经，礼与刑”
的“礼刑体系”。就出土文物而言，“礼刑体系”至少在殷商已经初具规模，至周公制礼作乐、吕侯制刑，典章文物灿然大备，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礼法制度之典型。显然，“律令说”难以将之容纳。
从“去尾”来看：宋代诏敕凌驾律令，律令的地位明显下降。元代没有律典。明初《大明令》之后就没有令典。因此，无论就实质还是形式而言，“律令说”都难以容纳宋元以降，尤其是明清两代的法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宋元以降的法制没有特色与进步。日本学者曾有倡言“唐宋变革论”者，以宋代开始为中国近世之开端
；中国学者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自宋代开始，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恰是“律令说”所难以囊括的。
以“律令说”认识中国古代法的历史，不仅有“掐头去尾”之弊，而且存在曲解之嫌。潜藏于“律令说”背后的思维方式是：唐律令为“东方法制史枢轴”（仁井田陞语），而唐代律令制的模式形成于魏晋时期，所以魏晋以前的法制史不过是律令制的形成史，而隋唐以后的法制史不过是律令制的衰亡史。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容易在“律令说”光辉的掩盖下，忽视不同时段法制的自身特色，而且带有历史目的论的嫌疑，恰如一叶障目，遮蔽了古代中国博杂而自洽的法体制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