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值得注意的是，“律令说”在日本虽然拥有很大的市场，但也有部分学者对之展开了冷静的反思。
最早进行反思的是宫崎市定。他在面向一般读者的普及读物《中国史》（1977）中写道：“对事实进行抽象并制造出抽象用语后，这些词语就算没有事实的佐证也会有独立行走的危险。例如，从日本模仿中国制定律令这件事，有了‘律令国家’这个词。……要是从日本的情况来推测中国的情况，那就非常危险。……就算都有‘律令’这个名称，在自发产生的地方和将之引进的地方，其存在基础不一样，存在形态也不一样。”
这段深刻的阐论，发人深省，至今仍值得研究者再三体味。
1985年出版的日本《大百科事典》，收录了“律令格式”“律令制”“律令法”的词条。“律令格式”词条由宫崎市定、早川庄八、井上秀雄执笔，分中国、日本、朝鲜三项记述；而镰田原一执笔“律令制”和石母田正执笔“律令法”两个词条，则专就日本加以解说，未涉及中国和朝鲜。
由此可以看出，《大百科事典》的主编者和撰写这两个词条的学者对“律令制”“律令法”这样富含特定理论内涵的概念，究竟适用范围如何，仍然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池田温的《律令法》（1997年）一文，论及中日“律令制”更为具体的一些区别。他说：“虽然用同一个名词来概括律令法、律令制，也应当牢记律与令的比重在中国和日本是有很大不同的。”文中进一步指出，日本学者普遍认为“令可以说是国家根本法中的根本法。……所以从法令的重要性而言，律令当称令律”，“只有令才是第一意义上的根本法典，律莫如说是它派生出来的第二意义上的法典”
，而在中国则情况完全相反。
以上的反思，主要是在“律令说”内部展开的，告诫学者们要注意到中国的律令与日本的律令有所不同。
青年一代的学者，也开始在“律令说”之外有所探索。例如，渡边信一郎认为：“为了理解中国古代专制国家的政治秩序或者上层建筑的特质，必须没有偏颇地从整体上认识以律令为代表的法制与礼乐制度。”并在“礼入于法的结构分析”的思路下，展开了一系列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研究。
又，1992年池田温先生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礼法与日本律令制》出版。
该书的书名，似乎显示了对以往“律令说”某种反省的自觉，而其以“中国礼法”与“日本律令制”相提并论，亦隐隐然表现出对中、日两国古代法有所区别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