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的逻辑结构和研究方法

根据上述研究对象，本研究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该研究有所突破，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逻辑结构框架。

一、研究的内在逻辑结构

根据上述研究内容界定，本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关于新闻出版的相关重要论述的体会和认识，以“党的领导行政管理行业自律出版单位内部管理社会监督”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管理体系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发展变化特别是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演进和发展历程为纵线，以出版管理的观念、制度、机构和手段等四个层面为横线，以国际模式为参考借鉴，纵横结合，经纬交叉，中外对比，全方位、多视角地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出版管理体制改革进行综合性的系统分析。

上述五个方面并不是彼此独立、平行分布、可等量齐观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的领导，是一种统领一切的宏观管理，是中国特色出版管理的灵魂，也是最能体现出版管理中国特色的鲜明特点：行政管理必须体现党的意志，执行党的决策，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在出版领域中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于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版行为给予惩处；行业社会组织所进行的行业自律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党建引领和行业自律来执行党和政府对行业的要求，行业自律的各项要求都要体现党的意志，贯彻党的出版方针政策；出版单位的内部管理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以确保党的出版方针政策能够在出版行为中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社会监督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无论是媒体、社会团体还是公民个人，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最重要的原则，对违反党的出版方针政策的行为行使监督权利，保障出版业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社会释放正能量。

行政管理是运用国家权力对出版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活动，由于它代表国家权力并以国家权力为基础，因此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政策性，能够代表国家制定相关管理法规和政策并加以监督执行；又由于它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政府的很多行为具有公共服务性质；与此同时，行政管理要履行阶级统治的政治职能，在社会主义中国，它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管理，将党的各项重大决策通过行政手段来贯彻落实和不折不扣地实施；对于其他几个方面的出版管理，它则代表国家权力行使管理职能，出版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各个出版单位除了要坚持党的领导外，也要直接或间接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

出版行业自律属于社会管理范畴，它是为了维护出版行业成员的共同利益、保障出版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通过行业公约或者公契而对行业自律成员单位行使的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管理。我国的行业管理主要通过各类出版行业协会来实施。行业协会首先要在内部治理结构中体现党对协会的领导，同时要贯彻党和政府的各项出版要求，受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参与某些行业标准、发展规划的制定，进行行业培训，通过行业研究和智库咨询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等；行业自律所制定的相关章程、公约等行业规范对那些会员单位（出版单位）具有约束力；行业协会本身属于监督的一部分，但又是通过行业自我监督来实现的，而媒体、其他社会团体及消费者个人，则属于另一种形式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监督。

出版单位内部管理属于出版单位的微观管理，它既包括刚性的各项规章制度管理，也包括柔性的组织文化建设等；既包括战略管理、品牌管理等整体层面的管理，也包括选题管理、编辑流程管理、设计及制作管理、宣传营销管理、物流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版权管理等运作层面的管理，它是保障出版单位顺畅运行的根本，也是其他各项管理能够落地的关键。

出版社会监督是由公民、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对出版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出版行为和实施效果的监督。出版社会监督具有监督主体、客体、内容、范围和影响上的广泛性和普遍性，监督方式和途径上的灵活多样等特点。出版社会监督包括公民（通常是消费者）监督、社会团体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形式。出版社会监督要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党和国家关于出版的各项政策、方针及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落实和实施，并对危害党的领导、危害社会主义制度、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出版行为行使监督权利。

在上述五个方面中，党的领导和行政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是出版管理体系中的经线，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表现为出版的横向管理，是出版管理体系中的纬线，出版单位内部管理是出版管理的一个个结点，出版管理的纵横交错和经纬连接通过这一个个结点来形成出版管理网络，由此而形成了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根据上述研究内在逻辑结构框架，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内容从对出版概念和出版本质的再认识入手，说明出版管理体制对于出版研究的特殊意义。在此基础上，对新中国出版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性回顾，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出版管理体制的历史背景、演进过程和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从中可以一览新中国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全貌以及基本脉络。这一部分主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第二部分是本研究的主体内容，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介绍和分析新中国出版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及其演进过程。本研究突破过去长期以来将宏观管理研究主要放在行政管理这一方面的局限，进一步将宏观管理细分为三个方面，即党的领导、行政管理和出版公共服务；中观管理研究主要介绍和分析了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对有中国特色的行业协会管理和媒体监督等社会监督进行了分析；微观管理研究主要研究了出版主体即出版单位根据国家宏观要求而进行的内部管理。

第三部分对国外的出版管理体制进行介绍，并把我国出版管理体制与国外出版管理体制进行比较分析。第二、第三部分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

第四部分也即最后一部分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学习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以及出版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根据我党进入第二个百年所提出的建设出版强国的宏伟目标，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出版管理新体制的若干思考和建议。这部分主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

本研究的具体研究框架如图11所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作为推动出版管理体制变革的内在逻辑，具体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一是案例研究法。本研究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出版机构、出版物、出版人进行案例研究，通过案例来探求影响出版管理体制发展和变迁的种种因素。

二是比较分析法。一方面，进行纵向比较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出版管理体制变迁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本研究拟对每个阶段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比较分析。另一方面，进行横向比较分析。本研究拟通过中外分析对比，吸取国际先进经验和方法，为我所用。

本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推进出版理论研究的同时，为出版体制的改革、创新和完善提供借鉴。 mEJMWs6sqOjuRXGCmcBq5/ohu6LH5IeqWAazir1TRwluo0JV8VSrvocqrSV0AE5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