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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出版研究中，学界对出版管理体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这里主要从演进历史、宏观管理、中观管理、微观管理、西方发达国家管理模式借鉴等方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
综观已有文献，学者们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出版管理体制演变进行研究的角度不尽相同，表述也各有特色，但对于这70年的历史分期以及每个阶段所取得的成绩已基本达成共识。
研究者多以党的四次会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党的十四大、2002年党的十六大和2012年党的十八大为重要节点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出版管理体制演变进行划分。
这段时间被称为“社会主义出版体制的确立和出版管理体制的奠定时期”
、“图书出版新体制的确立与图书出版业恢复发展时期”
、“出版业格局的初步构建时期”
、“探索起步阶段”
、“我国出版管理体制奠定期”
。出版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成就，学界认为主要体现在“打造国营出版体系”“建构机制鲜明的出版管理格局”“确定出版社的企业属性”等方面
，研究者尤其指出了这一时期对出版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架构和奠基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出版体制改革所确立的中国出版业的基本方针、重要原则、重要法规和制度等，仍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
这一阶段，中国出版业在探索中前行，挫折和教训与之并存，“文化大革命”十年被称为“出版业管理的失序时期”
，出版管理机构陷入瘫痪，出版业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出版业也迎来了发展与繁荣的春天。学界对这一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分别有“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时期”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
、“对出版业放权让利的尝试时期”
等不同的说法。改革开放后，从“文化大革命”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出版业总结教训，奋力前行，“探索”“尝试”“调整”“过渡”等成为这个阶段的关键词。这一阶段的出版管理体制改革在出版社管理体制和发行体制等方面获得重要突破，在出版社性质方面确立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管理体制，发行体制改革迈出了较大步伐，先后经历了从“一主三多一少”（即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到“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的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探索。由此，出版业迈出商业化发展的步伐。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出版业积极适应和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过程，加快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移。这一时期被称为“以优化结构、调整布局、提高质量为目标的出版阶段性转移时期”
、“对出版业经济权利规范的探索时期”
、“结构优化阶段”
等。这一阶段的出版管理体制改革围绕市场化和产业化展开，出版业的经济功能和产业功能逐渐被政府重视，政府通过政策、制度等行政手段优化结构、调整布局、对国有出版单位的市场主体身份进行培育。但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仍具有明显的行政计划色彩。
有学者认为，出版业“真正有意义的转变发生在中共十六大以后”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并提出了分类改革的思路，由此，以转企改制为主要标志的出版体制改革全面展开。这一阶段被不同的学者分别称为“深化改革阶段”
、“对出版业资源的整合分配阶段”
、“确立新体制时期”
等。这一阶段，我国出版业以“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管办分离”拉开了体制改革的序幕
，以转企改制为突破口促进出版资源的优化重组，并尝试对接资本市场。政府部门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实现职能转变，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以“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为着力点的文化体制改革成为“五位一体”全方位改革的重要内容。出版业改革也向纵深推进。这一阶段被称为“出版转型与媒介融合发展时期”
、“转型升级阶段”
，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成为这一阶段出版改革的主旋律。其改革目标主要为推进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出版业的“双效统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出版融合发展、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深化改革
。这一阶段，党对出版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同时，将“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发展为“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
。加强党对出版的全面领导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在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被划入了中共中央宣传部。
综观已有文献，学者们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出版管理体制演变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能从整体上对70年来发展的历史进程、产业政策、总体特征、主要成就、逻辑特点等有所了解。但已有文献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通过知网检索可见，仅有上面引用的五六篇文献，而多数文献集中于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出版业发展情况的研究。二是已有文献对于70年来出版管理体制演变的原因分析和理论依据略显不足，尽管也有文献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理论
进行分析，但大多数文献仍然停留在事实描述层面，即针对重要节点事件进行描述，并将其作为改革推进的原因。
出版宏观管理最能体现中国出版管理体制的特点，在很多方面体现了我国的管理特色和制度优势。宏观管理主要包括党的领导、行政管理、出版公共服务等方面，下面分别针对以上三个方面进行综述和评析。
党自成立之日起便高度重视出版工作，不管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发展时期，党的领导对出版业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出版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从已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对此问题的探讨主要以新中国成立为重要节点，对不同时期党的领导所发挥的作用和具有的特点等方面进行研究。
这一时期，出版管理的典型特点是党直接领导出版业，出版服务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在特殊的革命战争年代，党直接领导下的出版管理机构频繁变动，出版政策和出版制度也不够健全和完善，但其所积累的经验对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管理体制的重建和改革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这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内容。综观已有文献，这一时期党直接领导下的出版管理体制呈现出以下特点和作用。
一是确立了出版管理的党性原则。“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宣传思想工作是中国的国情和传统优势。”
不管是在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在延安时期，党性原则都是出版管理体制的核心和灵魂。党性原则要求出版工作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党的工作重心保持一致
。这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保证党的领导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管理改革实践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功能不断强化，地位不断提升。新中国成立之前，党对出版业的领导主要分为“上海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三个阶段
。在这些时期，出版管理机构频繁变动，很多管理机制和管理政策有待健全和完善，但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出版管理体制中的功能不断强化，地位不断提升。中央苏区时期，党在《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中提出：“苏区内各中央局必须要有健全的宣传部，领导苏区内一切宣传鼓动工作。”
延安时期，为了配合党开展宣传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凡关于国民教育、党内教育、文化工作、群众鼓动、对敌伪宣传、出版发行、通讯广播等工作均应受宣传部的直接领导。”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出版管理体制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被不断强化和明确，这也为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新体制中的重要地位打下了基础。
三是出版管理呈现出高度集中统一的状态。有学者将此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管理体制称为“指令型出版管理体制”，意在说明这种领导体制呈现出“统一、集中、高效”的管理特点
。尤其是在延安时期，这种高度的“组织传播”模式得以加强，主要体现为出版所有权、出版思想、传播内容等方面的高度集中统一
。
这种通过指令来配置资源的管理模式，由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等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但对新中国的出版管理体制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模式在使出版管理高效运作的同时，也带来了效率不高、不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等不利影响。
四是党政合一成为出版管理的重要特点。有学者指出，出版体制与社会发展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
，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条件下形成的出版管理体制必然具有自身的特色。对新中国成立前党对出版管理的领导的研究，为中国特色出版管理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的渊源，以党政合一或党政双重性最为典型。
中央苏区时期实行党政军高度合一的政权形态，其在出版管理领域的体现就是党领导下的出版管理机构的双重职能——行政管理部门和意识形态管理部门
。这种管理上的双重性也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与其他管理部门的不同之处
。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过渡时期（1949年2—11月），党政合一的管理体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时负责出版管理工作的出版委员会（全称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对新中国出版体系的建立，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版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在努力实现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的迈进，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出版管理体制改革密不可分。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出版管理的机构、规章制度、政策法规等逐渐步入正轨，党政合一的管理模式逐渐得以改变，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从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成立到2018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并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党”“政”之间有了较为清晰的分工：党负责意识形态管理和方针、政策的制定，政府负责配合制定相关出版管理政策并在行业实践中落实和实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在这段时间内，党的领导发挥了“顶层设计”的职能，使中国出版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如前文“演进历史”部分所述，出版管理体制的每次变革都与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会议精神、会议决定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是前者的直接原因，前者是对后者部署的具体落实，或者说是后者在出版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被破坏的出版生产力逐渐得以恢复；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版业开启了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厘清了公益性出版事业与经营性出版产业的区别，更是使出版管理体制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出版业进入转企改制、深化改革阶段；党的十八大的召开，从党和国家政策层面，将“文化强国”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版管理体制改革随之进入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阶段。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对新闻出版的行业管理交由政府机构负责，但党的领导依然发挥着方向性、引领性的作用。
综观已有文献，关于出版宏观管理中党的领导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针对某一时期、某一管理机构、某一出版机构等的“点状研究”较多，但贯穿70年的“线状研究”、涉及出版管理各个方面的“面状研究”略显不足。二是关于党的领导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的事实描述和史料挖掘较为丰富，但关于管理体制从党政合一到党政分离再到党政合一的原因分析较为欠缺。
综观已有文献，对出版行政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出版管理机构沿革的研究，主要出现于三类论著中：一是有关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著作，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管理机构的沿革作为整个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有关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相关论著，将我国出版管理机构沿革作为恢复和健全出版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三是以我国新闻出版管理机构沿革为主题的论文，将出版管理机构沿革作为媒体管理机构演进的线索之一，进行发展脉络梳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管理机构沿革变化的历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包括机构起止时间、机构名称、机构归属、机构级别等信息，但不足之处在于，对出版管理机构沿革变化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分析较少，尤其对于“党”和“政府”两个管理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诸多不足。
研究者对出版宏观管理的各项制度（出版审批制、主管主办制、印刷复制和发行许可制、重大选题备案制度、书号刊号版号的管理制度、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出版单位年检制度、职业准入和岗位准入制度、特殊管理股制度等）进行梳理总结，对现行出版管理制度的利弊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尤其是对我国现行的出版审批制、主管主办制、书号刊号版号的管理制度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管理制度研究较多。近些年来，伴随着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推进，出版业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关于在出版产业中实施特殊管理股制度的研究成为热点之一。学者们就出版产业实施特殊管理股制度的缘起、影响、实施路径、困境、发展建议、国际模式等方面展开多维度的研究。综观已有文献，还有以下不足：一是缺乏对各项管理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的系统研究；二是研究的深度还有待提升；三是对近年来的管理制度研究较为薄弱。
研究者以对出版业的属性认知为切入点。伴随着业界和管理者对出版业属性认知的逐渐清晰和不断深化，出版管理体制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企业单位、事业化管理到改革开放后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根据商品属性和公共物品属性区分出版单位性质，将主要承担公共物品属性的出版单位保留事业单位性质，其他出版单位一律转企改制，并推动集团化发展等。在对出版业的双重属性有了明确认定之后，关于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效统一”也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之一。综观已有文献，学者们对出版业属性认知的变化带来的宏观和微观的出版管理体制变化，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勾勒和总结，对于当前阶段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多有关注。但已有文献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对出版业的复杂性考虑不够；已有研究成果多数是针对图书出版而展开的，难以涵盖“大出版”背景下的多种媒介形态，尤其是对学术期刊这一特殊群体的基础性研究更为缺乏；等等。
政府职能转变与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密切相关，此类研究多以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为切入点进行探讨，主要针对政府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到宏观调控，从单一的行政管理到行政、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并用，从办文化到管文化，以及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管办分离等方面开展研究。综观已有文献，一是对出版管理中诸如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应用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二是从理论层面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原因、途径、方法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析。但已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集中体现为对“中国特色”的研究较为单薄。比如，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将出版管理职能划入中共中央宣传部，这使得党的管理和政府管理内化为一体，那么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内涵、途径、方法等是否也要有相应的变化？这种党政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党政一体化管理模式的区别在哪里？在这种“一体化”的模式下，如何更好地进行出版管理制度安排？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了市场在出版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单纯依靠市场的调节，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包括出版）需要，因此，需要构建与出版业发展相适应的出版公共服务体系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缺陷，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综观已有文献，对出版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综观已有文献，学者们对出版公共服务内涵的界定，虽在文字表述上有一些差别，但主要观点基本一致，他们分别从出版公共服务的实施主体、社会参与程度、服务形式、服务性质、服务目标、呈现形式等方面对出版公共服务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1] 。整体来看，出版公共服务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以政府为主导；二是社会广泛参与；三是形式多样、服务多元；四是具有公益性质；五是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六是以出版产品和服务为呈现形式；等等。
此外，关于出版公共服务的外延，整体来看，学者们主要从生产、提供、流通、消费等各个方面进行界定。具体来看，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政策法规、行业标准的制定；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财政资金的支持；市场行为的规范；生产供给体系、出版人才队伍、评估监督体系的保障；等等。
有学者将国外出版公共服务模式分为三种：一是日本、法国等的“中央集权”或“政府主导”模式；二是美国、加拿大等的“市场分散”或“民间主导”模式；三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政府与民间共建的“分权化”模式。
国内关于出版公共服务模式的研究大多在借鉴国外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对策和建议。仇英义认为，可以重点借鉴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主体多元的公共服务体系。向仕富认为国外的建设模式在我国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因此提出了“政府主导，民间协调”的出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模式。整体来看，学者们的观点以政府和社会力量进行合作为主流。有学者还专门就出版公共服务PPP模式的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和利益平衡进行了探讨。
有学者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所有的出版活动都具有公共服务性质，但那时并没有关于公共服务的理念和认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才逐步开始了自在、自为、自觉三个阶段的探索。因此，学者们对出版公共服务实践和业绩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4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出版业发展的纪念性文章中。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探索，我国出版业公共服务当前在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服务理念和自觉意识，领导体制、协调机制和工作运行机制，投入和保障机制，现代公共服务体系（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评价标准、指标体系是实现出版公共服务可持续发展的长效保障机制之一，这是学者们研究的关注焦点之一，同时也是难点之一。有学者提出从服务规模与水平、运作机制、产品与服务创新、品牌力与影响力、社会满意度5个维度进行指标体系构建；有学者建议按照“投入、产出、效益、管理”的基本思路来设计评价指标体系；还有学者建议根据“公共服务投入与发展规模、体制机制与行政服务、公益信息资源生成与供给发布、服务条件与设施、服务内容与能力、服务满意度、协作协调与资源共享、建设工程与获奖”等8个一级指标进行指标体系构建。
综观已有文献，学者们对出版公共服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一是研究的力度略显不足。虽然有大量文章针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进行研究，但关于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公共服务的研究文献数量有限。二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理论支撑不足。尽管有学者从公共财政、新公共管理、公众需求差异性、公民文化权利、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为出版公共服务研究提供了注解和视角，但普遍理论支撑不够，研究深度有待提升。三是关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成为难点之一。到目前为止仍未形成一套科学、客观、能够得到一致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四是研究的系统性不足。通过知网检索可以看到，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能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出版公共服务进行系统研究的仅有极个别文章。
出版中观管理体现了社会对出版业的管理与监督，它主要包括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两个方面。行业自律是出版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可以把它看成出版中观管理手段，指的是出版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自律规则或自律公约，约束和监督会员的行为，防范和惩戒会员的违规行为。在世界范围内，行业自律主要通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来实现，因此，关于出版行业自律研究的文献也主要集中于对出版行业协会的研究。社会监督包括了媒体的监督、社会各界的监督以及消费者的监督等。
学者们的研究多以对出版行业自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为基础，认为出版行业协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需要，是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新形势的需要，是出版产业发展的需要，是抑制恶性竞争、建立良好市场秩序的需要，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出版行业协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几乎覆盖了整个出版行业，整体呈现出权威性、广泛性、开放性、自律性的特点。有学者总结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出版行业组织的发展成就：“二政府”转向自主独立的行业管理者，从简单、综合、低效转向复杂、细化、高效，服务趋于多元化，活动趋于国际化。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出版行业协会虽然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总体来看，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还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也是学者们探讨的焦点之一。有学者认为，行业社会组织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受主管部门影响，存在行政化现象，行业协会的职能尚未充分发挥；二是行业协会的内部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如行政式、垄断式的领导机制依然存在，内部机构设置不尽合理，组织涣散；三是缺乏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如法律地位不明确、约束机制不健全；四是资金短缺、人员老化；五是自身运作模式单一，在提供行业服务方面发挥作用有限；六是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有限。此外，有学者还将我国出版行业协会职能发挥的表现概括为“理论研讨多，市场对策少；行规行约多，落实监督少；依靠政府工作多，服务会员工作少；业内评奖多，业外宣传少”。
根据我国出版行业协会的特点以及对国外发展模式的借鉴，学者们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让行政权力退出行业自治领域，政府的角色应从直接管理转变为加强监督；二是正确处理国家权力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建立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的互补机制和互动机制；三是进行行业协会内部的体制机制改革，制定规范、科学的决策机制，提高组织运作效率；四是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如纳入市场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制定行业协会行为准则；五是强化和完善自身职能建设，挖掘会员需求，从“二政府”转变为会员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六是发展非国有书业建设，解决好“民资”和“国资”在行业协会内部的协调问题；七是进行中外交流和合作，走向国际化；等等。
行业自律是出版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已有文献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行业协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从文献数量来看，研究还较为薄弱。在中国知网以“行业自律”“行业组织”“行业协会”为篇名关键词对中文文献进行搜索，共搜到18 043篇文献；但若以“出版行业自律”“出版行业组织”“出版行业协会”为篇名关键词对中文文献进行搜索，则仅能搜到63篇文献，且发表年度多集中于2005—2008年。二是历史性的、系统性的研究相对薄弱。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在相关文献中进行了一些史实性质的描述，但其系统性和深入性明显不足。此外，还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地区出版行业协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奠基时期（1979—1991）、规范发展时期（1992—2001）、全面发展时期（2002— ），该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代表性，但毕竟只是针对北京地区的一个区域性研究，局限性明显存在。三是实证研究明显不足。在已有文献中，仅有《会员眼中协会组织的作用——对出版行业协会会员的调查报告》等少数文献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大多数是就事论事的研究性成果。
在现有的出版中观管理的研究中，对其另一个方面即社会监督的研究远远不够。研究者大都只着眼于媒体出版评论方面的研究，对舆论监督、社会各界的监督及消费者的监督等方面的研究则较为薄弱。
出版单位通过各种规章制度进行内部管理是出版社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出版社迎接挑战的制胜之道。出版微观管理大致分为：质量管理、发行管理、印刷管理、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等。
出版物质量是出版单位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出版管理改革过程中的“阶段性转移”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均是为了实现出版物质量的提升，从而保障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当前，出版社内部加强质量管理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选题策划制度和选题论证制度、三级审稿制度和责任编辑制度、责任校对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成品审查制度。已有文献也主要针对这几个方面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制度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制度成因和历史回顾、理论依据和相关规定、现实困境和突破、对策和建议。
关于出版发行体制的研究，多数出现在关于出版宏观管理的文献中，对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其业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但对作为微观层面的出版单位发行管理制度的研究文献，数量并不多。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国有出版单位如何与民营书商合作，搞活发行；二是电商环境下出版单位如何通过新技术手段进行发行；三是如何从出版物发行角度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等等。近年来，由于直播带货等新型发行方式兴起，也有一些研究图书直播营销的文献。
现有文献中对出版单位内部印刷管理制度进行研究的较少，所见文献中，只有兰月在其硕士论文《出版社内部管理制度研究》中提出应建立健全印刷目标管理责任制、印刷管理提前介入制和印刷质量监督制度等。除此之外，对出版单位印刷管理的研究多集中于数字印刷、按需印刷等，但这些文献主要是从印刷技术角度展开研究的，较少涉及印刷管理的内容。
出版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包括用人制度（岗位聘用制度、公开招考制度、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和聘用等）、分配激励制度、考核制度等方面。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进行研究的文献中。此类文献多将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作为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多与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相关联。出版单位财务管理主要包括预算管理、成本管理、涉税改革等方面，也是作为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重要内容被研究者们关注，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的重要方面。
综观已有文献，对出版单位内部管理流程（编印发）的研究较多，尤其是与转企改制和媒介融合相关的内容，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与此同时，已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缺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二是研究时间多集中于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前后，近些年的最新研究成果较少；三是对于出版单位微观管理制度的形成原因和演化逻辑缺乏深入探究；四是实证研究较少。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使出版业也获得了与世界联通的渠道。对发达国家出版管理的研究，将对我国出版管理的优化和完善起到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已有文献主要针对美、英、法、德、加、日等发达国家的出版管理历史和现状展开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出版管理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以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等方面。
已有文献对发达国家行政管理的研究，主要针对其管理演变历史、管理机构和职能、管理手段等方面展开。
发达国家出版管理体制的演变，整体来说经历了由“预防制”到“追惩制”的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出版管理机构设置有两种情况：其一为政府不单设专门的出版管理机构，或是由政府的不同部门依其各自职能进行管理，或是交由行业组织管理；其二是政府设有专门的出版管理机构。在管理手段方面，发达国家在宏观上主要采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以法律和经济手段较为突出。针对以上不同方面，在《西方六国出版科学管理研究》
一书中，作者分别就美、英、法、德、加、日六国出版管理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西方国家的出版行业协会起步较早、模式较为成熟，在行业发展过程中切实发挥了中介作用，因此，我国学者也多有关注，将其作为加强我国出版行业自律的“他山之石”。已有文献的研究较多针对行业协会的产生背景、机构类型、组织运作、机构职能等方面展开，且多以中外比较的形式呈现。
一是产生背景方面。国外行业协会由市场内生而来，中国行业协会由行政权力让渡而来。二是机构类型方面。国外出版行业协会以出版商协会和书商协会为主导，以其他多种类及多层次的协会组织为辅助；中国的出版行业协会包括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期刊协会等。三是组织运作方面。国外行业协会是非营利性公司，独立于政府，采取类似于企业的运作机制；中国行业协会是非营利性社团组织，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的延续，在领导者、经费等方面受政府控制较多。四是机构职能方面。促销服务、评优服务、培训服务、外事服务、信息服务等是中外出版行业协会共同的职能，但除此之外，国外出版行业协会在行业规范的制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行业公平竞争的维护等方面的作用也较为突出，这些都成为中国出版行业协会可以借鉴之处。
关于出版单位微观管理，已有文献主要针对出版单位内部编辑出版流程、经营管理模式、集团化运作等方面展开研究。在研究国别上，以针对美英两国的研究文献居多；在出版类型上，以针对大学出版社和专业出版社的研究文献居多。
关于出版社内部编辑出版流程的研究，已有文献基本涵盖了与编辑、出版、印刷相关的多个环节，对编辑策划、编辑组稿、编辑校对、编辑管理制度、图书定价、稿酬制度、发行模式、发行制度、数字发行、绿色印刷、按需印刷、传统印刷等方面均有研究。关于出版社内部经营管理模式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针对数字化背景下的营销转型、多元化经营、内部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展开。关于集团化运作，已有文献主要针对出版社之间的兼并重组、集团化运作的内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展开。
关于国外出版管理研究的文献，基本涵盖了宏观、中观、微观等各个层面，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出版业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已有文献较多地集中于对欧美国家发展情况的介绍和引进，对于其他国家的出版管理研究相对薄弱；二是对将“国际模式”与“中国特色”有机结合的探索还略显不足，对中外差异原因的分析也有所欠缺；三是对近些年国外出版管理的变化或动态关注不够。
综上所述，当前出版理论界对出版管理体制的各个主要方面都有所涉及，但缺乏系统性的综合性研究，对很多问题的研究还流于表面，缺乏深入分析。本研究力图克服这些缺点，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对出版管理体制从纵向的历时性（时间延续）和横向的系统性（空间延展）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
[1] 周蔚华认为，出版公共服务是与出版产业相对应、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具有公益性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出版产品和服务。
吴淑芬、张养志认为，出版产业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以公共财政为主、其他社会资本为辅，以公共出版机构为主、其他出版机构和社会组织为辅，为全体国民提供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总和。
向仕富认为，出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政府为主体，相关企业、社会组织和自然人积极参与，使公民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得以保障、落实的公益性服务机构和文化服务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