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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制造业为基础编制的会计宏观价值指数总体结果见表3-1。表3-1分别列示了各季度大制造业的价值创造额指数和价值创造效率指数。为了检验价值创造额指数和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对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反映效果，我们以单季度的第二产业GDP为基础，运用定基指数计算法构建了第二产业GDP指数，通过比较不同指数在时序上的波动趋势来反映宏观经济运行质量。三类指数的变化趋势见图3-1。
表3-1 大制造业价值创造额指数、价值创造效率指数的编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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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大制造业价值创造额指数、价值创造效率指数、第二产业GDP指数总体变化趋势
结合表3-1和图3-1可以看到，第二产业GDP指数与价值创造额指数基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则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具体来看，2015年以前，大制造业价值创造额指数上升速度较快，而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则逐年走低，这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大制造业产能过剩以及产业转型滞后等有关。2016年在中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和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等举措实施后，公司开始化解过剩产能，因此大制造业价值创造额指数上升趋势放缓，同期价值创造效率指数明显提升。2017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化解，我国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大制造业价值创造额指数明显上升，价值创造效率指数维持基本稳定的状态。2018年第4季度至2019年第4季度，受全球经济下行、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企业经营成本上升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大制造业价值创造额指数增速明显放缓，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则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20年第1季度，大制造业价值创造额指数、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和第二产业GDP指数均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是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对大制造业的供给端和需求端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需求端，隔离措施导致中下游行业和终端消费者需求下降；在供给端，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及劳动力难以就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限制。2020年第2—4季度，大制造业价值创造额指数、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和第二产业GDP指数均呈现较大幅度的上涨，这是由于我国采取了及时有效的检测和隔离措施来应对新冠疫情，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2021年第1季度，大制造业价值创造额指数、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和第二产业GDP指数受季度性特征的影响均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与往年相比较小，这主要得益于“就地过年”政策的实施，不仅减少了春季前后人员流动，还实现了提前复工复产，减弱了季度性因素的影响。2021年第2季度，大制造业价值创造额指数、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和第二产业GDP指数大幅上升，反映出第2季度我国大制造业持续复苏并实现强劲增长。2021年上半年，虽然我国多地仍有疫情，但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持续巩固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成果，国内工业生产产能充分恢复，加之外需强劲增长，因此大制造业延续了自2020年第2季度以来的高速增长态势，且增速高于疫情前水平。2021年第3季度，大制造业价值创造额指数、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和第二产业GDP指数均略有下降，主要是受到了德尔塔毒株在国内多省市引起的数轮疫情和多地遭遇台风、特大暴雨等极端灾害天气的双重影响，大制造业生产受挫，消费需求持续不足，因此2021年下半年大制造业增长势头放缓、增速高位回落。2021年第4季度，大制造业价值创造额指数、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和第二产业GDP指数均有较大幅度上升，这主要得益于新冠疫情防控得力，大制造业企业生产订单按时完成，消费需求恢复较快。2022年第1季度，大制造业价值创造额指数略有上升，价值创造效率指数保持基本不变，第二产业GDP指数呈现季度性下降，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在于2022年年初奥密克戎毒株在我国多地流行，虽然奥密克戎变异株隐匿性和传播力更强，但我国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减少了新冠疫情对大制造业增长的不利影响。从大制造业价值创造额指数与第二产业GDP指数对比的角度来看，两者的总体波动趋势一致；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剔除季度性因素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差距基本保持稳定，而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则整体呈现持续走低态势。这表明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上市公司应坚持改革创新，提高资金资产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