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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冒险不会发生在
整天待在家里的人身上——
我得去外面的世界。
* 爱尔兰在英国政府的监管下于1831年建立了国立学校（小学）教育体系。国立学校为爱尔兰学童提供以实用为主的基础教育。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将爱尔兰语几尽绝迹归咎于国立学校，因为国立学校是教授英语课程的教学机构。
多亏乔·狄龙，我们才对西部荒野
有所了解。他有一个小小的藏书室，里面收集了一些早期的旧杂志，如《国旗》《勇气》和《半便士历险记》。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都会在他家的后院碰头，玩印第安人打仗的游戏。他那又胖又懒的弟弟利奥和他组队，一同把守马厩的草料棚，而我们则要把马厩攻打下来；有时候，我们也会在草地上干一场硬仗。但是，无论我们战得多勇，都从未赢过任何一场围攻或对垒；每一场战斗，都在乔·狄龙庆祝胜利的战舞中结束。他的父母每天上午八点到加迪纳街去参加弥撒，狄龙夫人身上散发的无比祥和的气息在大厅里弥漫。乔就不一样了。即使面对我们这些年龄和胆量都比他小的孩子，他打起架来也绝不会手软。乔简直就是一个小印第安人——他在花园里蹦来跳去，头上还戴着一只旧茶壶套，一边用拳头敲打锡铁罐，一边大声喊道：
“呀！呀咔，呀咔，呀咔！”
在得知他要当牧师这一消息后，所有人都觉得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
一种“无法无天”的风气在孩子中间蔓延开来，在它的作用下，素质和体质的差异都不复存在了。我们被牢牢地绑在一起：有横行无忌的，有嬉笑打闹的，也有担惊受怕的。最后一种大多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他们担心被人说成没有男子气概的书呆子，于是硬着头皮扮成印第安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西部荒野所推崇的冒险精神，与我的天性相去甚远，但至少，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逃离现实的大门。与之相比，我更爱读美国的侦探小说，就是那种不时会有衣冠不整、性格泼辣，却又风情万种的女人出现的侦探小说。虽然这些故事本身无伤大雅，作者的创作意图甚至还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但这些书籍在学校只能私下传阅。一天，巴特勒神父在听学生朗读指定的四页《罗马史》课文时，发现笨手笨脚的利奥·狄龙正在偷看一本《半便士历险记》。
“这一页还是这一页？这一页吗？喂，狄龙，站起来！‘天刚刚’……接着读！天怎么了？‘天刚刚亮’……你到底学没学过？你口袋里装的什么？”
狄龙交出杂志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但脸上却是一副委屈、无辜的样子。巴特勒神父翻着看了几页，接着皱起了眉头。
“这什么破烂玩意儿？”他说，“《阿帕奇酋长》！你放着《罗马史》不读，非要读这么一本破书？别让我在学校见到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写这种书的想必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多半就是为了赚几杯酒钱。你们这些受过教育的孩子，竟会读这种东西，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倘若你们是……国立学校的学生，倒是还可以理解。喂，狄龙，我郑重地警告你，要好好学习，否则……”
在课堂上——我头脑还算清醒的时候——这番训斥极大地磨灭了西部荒野在我心中的光辉，利奥·狄龙那张茫然的胖脸则唤醒了我心中的某一种良知。然而，当学校的约束力渐远时，我便又开始渴望那些豪放不羁的感受了，渴望那种似乎只有杂乱的记事才能为我提供的抽离感。终于，每天傍晚的模拟战争游戏，已经变得像早晨上课一样令人厌倦，因为我想体验一场真正的冒险。但真正的冒险，我又想了想，不会发生在整天待在家里的人身上——我得去外面的世界。
暑假将近，我打定主意，至少要抽出一天时间逃离这枯燥乏味的校园生活。我与利奥·狄龙，还有一个叫马奥尼的男孩，计划到外面去疯狂一次。我们每人都攒了六便士，并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在运河的桥上碰面。马奥尼的姐姐会替他写张假条，利奥·狄龙叫他哥哥去说他生病了。我们计划沿着码头路一直走到停船的港口，然后搭船过河，再步行去鸽舍
。利奥·狄龙担心碰见巴特勒神父，或者碰见学校里的什么人，但马奥尼倒是问得很有见地：巴特勒神父到鸽舍来干什么？我们便放下心来。接着，我落实了计划的第一步，向他们每人收了六便士，也给他们看了我自己攒的六便士。当天晚上敲定了最后的方案，我们三人都感到隐隐的激动。我们握手，大笑，马奥尼说：
“明天见，伙计们！”
那晚我没怎么睡好。第二天早上，我第一个来到桥上，因为我家离得最近。我把书藏在花园尽头的炉灰坑附近的长草里（从没有人去过那里），然后沿着河岸匆匆向前。那是六月第一个星期的一个阳光和煦的早晨。我坐在桥顶上，欣赏那双我用白粉擦了一整夜的单薄的帆布鞋，看着温驯的马儿拉着一车人走上斜坡。林荫道两旁是高大的树木，树枝上生着嫩绿的小叶子，阳光透过树叶斜照在水面上。桥面的花岗岩渐渐转暖，我和着脑中的曲子，用手在上面打起了节拍。我感到快活极了。
我在那里坐了五到十分钟的样子，就看见马奥尼的灰衣服正朝这边靠近。他笑着走上小坡，爬上桥顶，在我身旁坐下。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从鼓鼓的口袋里掏出一把弹弓，还跟我介绍他对弹弓做的一些改良。我问他为什么要带弹弓，他说想拿它射鸟寻开心。马奥尼说话喜欢使用俚语，比如巴特勒神父在他口中就成了“本生灯”
。我们又等了一刻钟，却仍不见利奥·狄龙的影子。马奥尼终于坐不住了，跳下来说：
“走吧，我就知道那小胖子不敢来。”
“那他的六便士怎么办……”我说。
“充公了，”马奥尼说，“这样对我们更好——一鲍勃
，再加一坦纳
，得比一鲍勃好用。”
我们沿着北岸路一直走到硫酸厂，然后向右拐进了码头路。一离开公众的视野，马奥尼立刻就扮起了印第安人。他挥舞着手里那把没有放弹珠的弹弓，追逐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女孩子。这时，两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子出来打抱不平，朝我们扔起了石头，马奥尼提议向他们发起冲锋。我表示反对，说那两个孩子太小了。这几个穿着破烂衣服的孩子追着我们喊道：“襁褓者
！襁褓者！”他们以为我们是新教徒，因为马奥尼肤色偏黑，帽子上还别着板球俱乐部的银质徽章。我们走到“滑铁”浴池时，准备玩一场围攻游戏，但因为凑不到三个人只得作罢。于是，我们拿利奥·狄龙出气，骂他是个孬种，还说他下午三点指定又能从瑞恩先生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然后我们来到河边。喧闹的大街两旁立着高耸的石墙，我们在街上逛了好一会儿，顺便“监督”起了吊车和发动机的工作，好几次因为站着不动，还被推车推得吱扭作响的车夫骂了一顿。我们抵达码头时已是正午，因为工人们都已经在吃午餐了。我们买了两个葡萄干面包，坐在河边的金属管道上吃了起来。我们沉浸在都柏林壮观的商业景象中——远方的驳船上腾起层层烟雾，褐色的捕鱼船队停靠在林森德
附近，巨大的白色帆船正在对岸的码头卸货。马奥尼说，要是能混上这样一艘大船逃到海上去，肯定很好玩。望着那些高大的桅杆，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在学校里学的那一星半点地理知识，似乎都在我眼皮底下渐渐变成了现实。家和学校退出了我们的视野，它们对我们的影响也变得微乎其微。
我们付完钱，搭船过了利菲河，同船的有两个劳工，还有一个拎着包的小个子犹太人。我们佯装严肃，甚至有几分正襟危坐的味道。在这短短的旅途中，我和马奥尼的目光偶遇了一次，我们两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船靠岸后，我们驻足欣赏那艘优雅的三桅帆船，观察它卸货的全过程。我们刚才在对岸码头就看见它了。旁边有人说，那艘船是从挪威来的。我走到船尾，试图解读上面的铭文，但我看不明白。于是，我决定往回走，去观察那些外国水手，看他们是否长着绿色的眼睛，只为印证我脑中那些奇怪的想法……那些水手的眼睛有蓝色的，有灰色的，甚至有黑色的。唯一一个眼睛还算得上绿的水手是个大高个，他为了逗码头上的人开心，每次放下货板的时候，都会兴高采烈地喊道：
“别怕！别怕！”
看够了这番景象，我们便悠闲地逛到了林森德。天气开始变得闷热，杂货铺的橱窗里放着发了霉的饼干，颜色都有些泛白了。我们买了一些饼干和巧克力，一边起劲地吃着，一边在肮脏的街上闲逛。这条街上住了许多打渔的人。我们没找到乳品店，就随便进了一家小卖部，每人买了一瓶覆盆子柠檬水。喝完之后，马奥尼又来了精神。他跑到巷子里捉猫，可那只猫却逃到野地里去了。我们太累了，所以一到那片野地，就躺在了一处山坡上，从那里越过山脊就可以望见多德尔河。
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也玩累了，无法继续执行参观鸽舍的计划。我们必须赶在四点前回家，以免我们的冒险之旅被人发现。马奥尼满是遗憾地看着他的弹弓，于是我只得提议坐火车返程，免得他又来了兴致。太阳钻进了云里，留给我们的只有疲乏的思绪和食物的残渣。
田野里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我们躺在山坡上，彼此无言。过了好一会儿，我看见田野尽头有个人朝我们走来。我懒洋洋地望着他，嘴里叼着一根女孩们用来算命的绿草茎。他沿着田埂缓步走来，一只手放在屁股上，另一只手拿着木棍，轻轻敲打着草皮。他衣着简陋，身上穿着一件墨绿色的旧外套，头上还戴着一顶我们称之为“尿壶”的高顶毡帽。他应该是上了年纪，因为他唇上的胡须已经发灰发白。他从我们脚下经过时，迅速抬头瞥了我们一眼，然后继续走他的路。我们的目光追随着他的身影，只见他走了大约五十步，又转过身来，开始沿原路折返。他朝我们慢慢走来，手里仍然用木棍敲打着草皮。他走得太慢了，我还以为他在草里找什么东西。
他走到我们跟前时停了下来，问了声好。我们回应了他的问候，然后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坐在我们身旁的斜坡上。他聊起了天气，说什么今年夏天会十分炎热，还说现在的季节和他小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小时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他说，人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无疑是学生时代，他愿意付出一切来换取青春。他喋喋不休地倾诉着自己的思绪，我们觉着有些无聊，便没有说话。接着，他聊到了书和学校。他问我们是否读过托马斯·穆尔
的诗，或者沃尔特·司各特
爵士和利顿
勋爵的作品。他每提到一本书，我都假装读过，所以他最后说：
“啊，看得出来你是个书虫，跟我一样。但是，”他指了指瞪大双眼盯着我们的马奥尼说，“他就不同了，这孩子指定贪玩。”
他说他收藏了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和利顿勋爵的所有作品，而且百读不厌。“当然了，”他补充道，“利顿勋爵有些作品不是给男孩子读的。”马奥尼问为什么男孩不能读这些书——他这么一问倒让我有些难堪了，生怕他把我当成马奥尼那样的傻瓜。然而，那人只是笑了笑。我看见他发黄的牙齿之间露出了巨大的缝隙。接着他问我们两个谁的情人更多。马奥尼轻浮地说他有三个情人。那人又问我有几个。我说我一个也没有。他不相信，说我怎么着也得有一个。我没有接话。
“告诉我们，”马奥尼有些失礼地对那人说，“你自己有多少个情人？”
他像之前那样笑了笑，说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他有很多个情人。
“每个男孩，”他说，“都有一个小情人。”
他对这件事儿的态度让我有些惊讶，我没有想到，像他这个年纪的人竟会如此开明。我觉得他对男孩和情人的论述不无道理，但我不喜欢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颤抖了一两次，好像在害怕什么，或是突然感到了一阵寒意。他接着往下说，我注意到他的口音还算纯正。然后，他跟我们聊起了女孩子，说她们的秀发是多么顺滑，手是多么柔软，可又说但凡多了解一些，就会知道所有的女孩其实并不像她们表面上那样美好。他说，没有什么比望着一个年轻女孩——欣赏着她白嫩的双手和她柔顺的秀发——更让人欢喜的了。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在背诵一段早已熟记的台词，或是被自己说过的某些字句吸引；他的思想似乎只在同一个轨道上慢慢地回转盘旋。有时，他会提及一些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有时，他又会压低声音，说得很神秘，仿佛在告诉我们什么秘密，不希望别人听到。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话，并用他那单调的声音将它们包裹起来，试图让自己的表达产生些许变化。我一边听他说，一边注视着脚下的斜坡。
过了很久，他的独白才接近尾声。他徐徐起身，说要离开一分钟，顶多几分钟。我没有移开视线，只是用余光瞥见他缓步朝田野的近端走去。他走之后，我们俩也没说话。又沉默了几分钟后，我突然听马奥尼喊道：
“喂！你看他在干什么！”
我既没搭腔，也没抬眼去看，于是马奥尼又喊道：
“喂……他真是个古怪的老家伙！”
“要是他问起我俩的名字，”我说，“就说你叫墨菲，我叫史密斯。”
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我还在考虑是否该离开的时候，那人就回来了，再次坐在我们身旁。他还没坐下，马奥尼就看见刚才跑掉的那只猫，于是他一跃而起，跑到田野那边追猫去了。那人和我一起观看了这场追逐战。猫又一次逃脱了，马奥尼开始朝猫跳过的墙头扔石头。扔完石头，他就在田野的远端漫无目的地游荡。
隔了一会儿，那人又跟我说话了。他说，我的朋友是个顽皮的孩子，还问他是不是经常在学校里挨鞭子。我本打算义愤填膺地告诉他，我们可不是国立学校里那种要挨鞭子的男孩，但我保持了沉默。他又聊到了体罚这个话题。他的思想再一次被他的言语牵引，仿佛绕着一个新的中心转了一圈又一圈。他说，像那样的男孩就应该挨鞭子，狠狠地挨顿鞭子。要想让一个顽皮任性、不守规矩的野孩子学好，除了狠狠抽他一顿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打手板、扇耳光都不起作用：他就得挨一顿结实、热乎的鞭子。他的话使我大为震惊，我不由得抬头看了他一眼。只见他那轻微抽搐的额头下方，一双墨绿色的眼睛正幽幽地窥视着我。我再一次挪开了视线。
那人又开始了他的独白。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刚才自由、开明的言论。他说，要是他发现一个男孩和女孩搭讪，或者找了个女孩做情人的话，他准会拿鞭子一遍遍地抽他，好让他长记性，从此不再跟女孩勾搭在一起。如果一个男孩找了小情人还不承认的话，他定会狠狠抽那个男孩一顿，叫他老老实实记一辈子。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鞭子更值得他去钻研了。他向我描述，他会如何鞭打这样的男孩，就好像在解开什么精心设计的谜团。他说，他爱干这件事儿，没有什么能比狠狠地抽打别人更称他的心意了。他兀自说着，诱导着我走向那片神秘之地，他的声音也从单调变得亲热，仿佛在恳求我去理解他的一片苦心。
等到他的独白再次停下，我才猛地站起身来。为了不在他面前露怯，我假装系鞋带，故意拖延了一会儿，然后向他道别，说我必须得走了。我冷静地走上斜坡，可心却跳得厉害，唯恐他会抓住我的脚脖子。我走到坡顶时，转身不去看他，朝着田野另一头大声喊道：
“墨菲！”
我的声音能听出一丝勉强装出来的勇气，连我自己都对这种微不足道的把戏感到惭愧。我不得不再喊一遍这个名字，马奥尼这才看见我，回了一声“哈喽”。他从田野那头向我跑来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他奔跑着，好像要来救我似的。我有些后悔了，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些瞧不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