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一切结束了,你才会开始想念他。
这一回他没什么希望了:这已是第三次中风。夜复一夜,我经过这座房子(当时正值假期),仔细观察那亮着的方窗:夜复一夜,我发现它总是那样亮着,灯光微弱而平稳。他要是死了,我想,我会在昏暗的百叶窗上看见烛光的影子,因为我知道,尸体的头边要摆上两根蜡烛。他之前总对我说:“我在这世上的日子不多了。”我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现在我才明白,他说的是真的。每天晚上,当我仰头凝视那扇窗户时,总会轻声对自己说出“瘫痪”一词。我听着这个词总觉得古怪,就像欧几里得 《几何原本》中的“磬折形” ,或者《教义问答》 中的“买卖圣职罪” 。但现在,它听起来却像某个十恶不赦的罪人的名字。它使我恐惧,但我却渴望靠近它,想看看它会如何置人于死地。
我下楼吃饭时,老柯特正坐在炉火旁抽烟,姨妈正给我舀上一大勺麦片粥。他开口了,像是接上了刚才没说完的话:
“不,我也没说他就是……但很奇怪……他身上有些耐人寻味的地方。我是这么想的……”
他抽起烟斗,无疑是在整理脑中的想法。真是个老糊涂蛋!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挺有意思的,常聊些酒尾和蛇管 什么的。但很快,我就对他和他那没完没了的酒厂故事感到厌烦了。
“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认为它属于那种……疑难杂症……不过很难讲……”
他又抽起了烟斗,到底是没有发表他的高见。姨父见我一直瞪着他,就对我说:
“哦,你的老朋友走了,你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吧。”
“谁?”我问道。
“弗林神父。”
“他死了?”
“柯特先生刚才告诉我们的。他来时路过了那座房子。”
我知道,他们在观察我的反应,所以我只是喝粥,假装对这个消息不感兴趣。姨父向老柯特解释道:
“这小家伙和他关系挺好的。要知道,老先生教了他不少东西,人家都说他对这孩子抱有很大的期望。”
“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姨妈虔诚地说。
老柯特看了我一会儿。我能感觉到,他那双又小又亮的黑眼珠子在打量着我,但我不想从盘子里抬眼看他,否则就遂了他的愿。他又吸起烟斗,还往壁炉里狠狠啐了一口唾沫。
“我可不会让我的小孩,”他说,“跟那种人有太多来往。”
“这是什么意思,柯特先生?”姨妈问。
“我的意思是,”老柯特说,“对孩子不好。要我说,年轻人就该多去外面走走,跟同龄人一起玩,而不是……对吧,杰克?”
“我也是这么想的,”姨父说,“年轻人还得自己去拼去闯,所以我总对这位蔷薇十字会 的小信徒说:多锻炼身体。唉,我在小时候,每天早上都要洗个冷水澡,管它是冬天还是夏天,所以才有了今天这般强健的体魄。教育,是非常精微且宏大的……柯特先生可以再来一点儿羊腿肉。”他转而对姨妈说。
“不,不,不用了。”老柯特说。
姨妈从食橱里取了一盘羊腿放在桌上。
“但你为什么觉得对孩子不好呢,柯特先生?”她问。
“是对孩子有害,”柯特先生说,“他们的思想太容易受外界影响了。要是让他们看见那样的事儿,你知道的,会产生某种效果……”
我往嘴里塞了一大口麦片粥,生怕自己因为愤怒而喊出声来。真是个讨厌的红鼻子老顽固!
我睡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的确很生气老柯特把我当孩子看,但还是忍不住去琢磨他没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在漆黑的房间里,我仿佛又看到了瘫痪的神父那张沉郁、灰白的脸。我忙用毯子蒙住脑袋,逼着自己去想圣诞节。但那张灰白的脸一直跟着我。它在低语,我明白它是想忏悔些什么。我感觉自己的灵魂正滑向某个充满乐趣却让人堕落的场域,我发现它又在那里等着我。它开始喃喃地向我忏悔,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一直在微笑,它沾了唾液的嘴唇为什么那么湿润。但突然,我又想起他已经死于瘫痪,所以我也勉强笑了笑,仿佛在赦免他买卖圣职的罪行。
第二天吃过早餐,我就到大不列颠街上去看那座小房子了。那是一家很不起眼的商店,名字也起得含糊,叫“布料店”。店里卖的主要是儿童毛线袜和雨伞;平时橱窗里总是挂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补伞”。现在百叶窗都拉上了,告示牌也看不见了。门环上用丝带系着一束绉纱花。两个穷女人和一个送报的男孩正在读绉纱上的卡片。我也凑上前去,读道:
1895年7月1日
詹姆斯·弗林神父
(曾奉职于米斯街的圣凯瑟琳教堂)
享年六十五岁
愿逝者安息
读完这张卡片,我才确信他已经死了。我不安地发现自己愣在原地。要是他没有死,此刻我便会走进商店后面那间昏暗的小屋,看他坐在火炉旁的扶手椅上,被厚重的大衣裹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或许,姨妈会让我给他捎一包“高图斯特”牌鼻烟,这个礼物准会将他从昏昏欲睡中唤醒。每次都是我把烟末倒进他黑色的鼻烟壶里,因为他的手抖得厉害,要是让他自己来,准会把一半烟末都撒在地板上。甚至在他抬起颤抖的大手把烟往鼻子前面送时,也会有一小团云雾般的细末从他的指缝间漏出,落在大衣的前襟上。或许,正是这不断散落的烟末,让他那件古老的祭司服呈现出一种褪了颜色的绿。至于那块红手帕,往往不到一周就成了黑手帕;他想用手帕拂去鼻烟的颗粒,但这自然是不管用的。
我想进去看看他,但没有敲门的勇气。我沿着街道向阳的一侧慢慢走远了,一边走一边看商店橱窗上张贴的剧院海报。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无论是我,还是这天气,都没有被哀伤的氛围侵染。我甚至有些恼火,因为我竟然体会到一丝自由,仿佛他的死让我从某种束缚中解脱了出来。我之所以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姨父那天晚上说,他教了我不少东西。他曾在罗马的爱尔兰学院求学,因此教我学会了标准的拉丁语发音。他给我讲过地下墓穴 和拿破仑·波拿巴的故事,还向我解释了各种弥撒仪式的含义,以及神父为什么要穿不同的法袍。有时他为了取乐,会故意抛一些难题给我。比如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该怎么做;某种罪行是滔天之罪,是可恕之罪,抑或只是一处瑕疵。他的提问揭示了一些复杂而玄妙的教会制度,而我之前只把它们当作再简单不过的条文规定。在我看来,神父负责主持圣餐,负责保守告解的秘密是如此严肃,以至于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敢于担当这样的重任。他还告诉我,教会的前辈们撰写了若干本书阐释这些玄而又玄的问题,那些书比《邮政目录》还厚,字体却小得像报纸上的法律公告,但我听了并不感到惊讶。每次被问到这些,我都答不上话来,要不然就只能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对此他总是报以微笑,还冲我点两三下头。他让我背诵应答弥撒仪式的祷文,偶尔还会来考我;当我像背顺口溜似的背个没完时,他会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点点头,然后轮番往两个鼻孔里塞入一撮又一撮的鼻烟。他微笑的时候,会露出那一口大而发黄的牙齿,还会用舌头舔舐下嘴唇——在我们刚认识、还不熟的时候,这个习惯一度让我感到很不自在。
我晒着太阳,边走边想老柯特昨晚说的话,并试图回忆后来的梦里发生了什么。我记得我看见了长长的天鹅绒窗帘和一盏摇曳着的古董吊灯。我感觉自己到了很遥远的地方,一个风俗奇特的地方——或许是在波斯,我想……但我不记得梦的结局了。
傍晚,姨妈带我去拜访那个正在服丧的人家。那时已是日落之后,但那间屋子朝西的窗玻璃上,仍然映照着一大片金褐色的云霞。南妮在前厅接待我们。高声和她打招呼显然不合时宜,所以姨妈只是跟她握了握手。老太太探询地往楼上指了指,在姨妈点头之后,她才走在我们前面,吃力地爬上狭窄的楼梯,低垂的头几乎碰到了楼梯的扶手。在楼梯的第一个转角处,她停下来,朝我们招了招手,让我们从那扇敞开的门进入死者的房间。姨妈进去了。老太太见我犹豫不前,又开始向我连连招手示意。
我踮着脚尖走了进去。百叶窗的花边留有空隙,房间由此弥漫着暗淡的金色光芒。烛光在这金光之中,就像一簇苍白、细弱的火焰。他已经躺在棺材里了。南妮首先跪下,姑妈和我也跟着跪在棺尾。我佯装祈祷,却无法集中思绪,因为老太太的喃喃低语使我分心。我注意到她的围裙笨拙地系在身后,布靴的鞋跟也被踩得塌到一边。我突发奇想,或许老神父正躺在棺材里微笑呢。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起身走到棺头的时候,发现他脸上并没有笑容。他躺在那里——庄严而臃肿——穿着齐整,好像要登上祭坛似的,一双大手松散地托着圣杯。他那灰暗而硕大的脸庞显出凶相,鼻孔有如深黑的洞穴,脸颊周围还长着一圈稀疏的白色毛发。房间里的气味——鲜花的香气浓郁。
我们在胸前画完十字,便离开了房间。在楼下的小屋里,我们看见伊丽莎端坐在神父的扶手椅上。我摸索着找到角落里我常坐的那把椅子,南妮则走到橱柜旁,从里面取出一瓶雕花玻璃装的雪莉酒和几只酒杯。她把这些东西放在桌上,请我们小酌一杯。接着,按照她姐姐的吩咐,她把酒倒进杯子里,分别递到我们手上。她还坚持让我吃些奶油脆饼,但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吃这种饼干会发出很大的声响。由于我不肯吃,她似乎有些失望,便默默走向沙发,坐在她姐姐的后面。没有人说话:大家都盯着空荡荡的壁炉。
一直等到伊丽莎叹了口气,姨妈才说:
“唉,也好,他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了。”
伊丽莎又叹了口气,低了低头表示赞同。姨妈用手指捏住杯柄,抿了一小口酒。
“他走得……还算安详吧?”她问。
“嗯,没遭什么罪,夫人,”伊丽莎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断的气。他的死还算体面,感谢上帝。”
“那么一切都……”
“奥鲁克神父在星期二的时候来了,给他敷了油,把一切都处理好了。”
“他那时就知道了?”
“他那时就认命了。”
“他看着就是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姨妈说。
“替他擦身子的女工也这么说。她说他看起来像睡着了一样,那么安详,那么从容。谁也没想到,他的遗体竟会如此完美。”
“是,确实。”姨妈说。
她又从杯里呷了一口酒,接着说:“唉,弗林小姐,无论如何,你们能为他做的事儿,都已经做到了。这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要我说,你们姐妹俩待他可不薄。”
伊丽莎抚平了裙子上的褶皱。
“哦,可怜的詹姆斯!”她说,“我们为他做的一切,上帝都看在眼里,我们虽然穷,但绝不会让他‘在那边’缺什么少什么。”
南妮头靠在沙发垫上,好像要睡着了似的。
“还有可怜的南妮,”伊丽莎望着她说,“你看看她都累成什么样了。有那么多事情要去处理,但就我们两个人——找人给他擦身子,把他抬进棺材,再去教堂安排弥撒。要不是奥鲁克神父帮忙,我们可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是他买来了鲜花,带来了两个烛台,在《自由民日报》上刊登了讣告,还负责处理了与殡葬相关的文件,以及可怜的詹姆斯的保险单据。”
“他人怎么这么好?”姨妈说。
伊丽莎闭上眼,轻轻摇了摇头。
“唉,没有比老朋友更可靠的人了,”她说,“但话说回来,人死了以后又靠得了谁呢?”
“确实,这话不假,”姨妈说,“不过我相信他已经永远安息了。他一定不会忘记你们,更不会忘记你们对他的一片好心。”
“哦,可怜的詹姆斯!”伊丽莎说,“他几乎没给我们添过什么麻烦。他还在的时候,动静也没比现在大多少。不过,我知道他已经走了,再也不会……”
“只有当一切结束了,你才会开始想念他。”姨妈说。
“我知道,”伊丽莎说,“我以后再也不能给他端牛肉茶了,还有您,夫人,再也不用给他送鼻烟了。哦,可怜的詹姆斯!”
她突然打住话头,仿佛在回忆往事,接着又像开了窍似的说道:
“对了,我还注意到,他走之前有些奇怪的表现。每次我把茶汤端给他的时候,都见他仰靠在椅子上,嘴巴张着,祈祷书也掉在地上。”
她用一根手指挡住鼻子,皱起眉头,接着说:“都这样了他还总说,要在夏天过完之前找个晴朗的日子,乘车去爱尔兰镇 ,回到我们出生的那座老房子,还要带上我和南妮。要是能租到那种没什么噪声的新式马车就好了,就是那种安装了‘风湿轮’ 的马车——还是奥鲁克神父告诉他的呢。等哪天马车减价了,在强尼·拉什 那儿就能租到。然后,我们三个人可以找个礼拜天的傍晚一起乘车过去。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可怜的詹姆斯!”
“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姨妈说。
伊丽莎拿出手帕,用它擦了擦眼睛。然后,她把手帕放回口袋,盯着空荡荡的壁炉,好一会儿都没说话。
“他总是那么一丝不苟,”她接着说,“神父的职责,对他而言,实在太过沉重了。可以说,他的人生已经被打乱了。”
“是,”姨妈说,“他是灰了心的,可以看得出来。”
房间里一片寂静。在它的掩护下,我走到桌边,尝了一口我的那杯雪莉酒,随后悄悄坐回角落的椅子上。伊丽莎似乎又放空了自己。我们恭敬地等着她来打破沉默。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缓说道:
“都是因为他打碎了那只圣杯……一切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当然,他们都说没事儿,要我说,里面也没装什么东西,但是没办法……大家都说是那个男孩闯的祸。可怜的詹姆斯也为此感到不安,愿上帝怜悯他!”
“真是这样吗?”姨妈说,“但我听说……”
伊丽莎点点头。
“这件事儿对他影响太大了,”她说,“从那以后,他就一直闷闷不乐,也不跟人说话,一个人到处乱逛。一天晚上,人们有事儿找他,可是哪儿都找不到他。他们里里外外都找遍了,却连他的影子都没见着。后来,教会的职员建议去教堂看一眼。于是他们拿上钥匙,打开了小教堂的门,那个职员和奥鲁克神父,还有另一位在场的神父提着一盏油灯进去找他……你们猜怎么着,他还真在那儿,独自一人坐在漆黑的忏悔室里。他清醒得很,还轻声笑着——像是对自己发笑。”
她突然停下来,似乎在倾听着什么。我也在听,可屋子里什么声音也没有。我知道,这位庄严肃穆的老神父,仍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一动不动地躺在棺材里,胸前放着一只空的圣杯。
伊丽莎接着说:
“清醒得很,像是对自己发笑……他们看见那样的情形,自然会觉得是他出了什么问题……”